专制的对立面是自由

<正>《炎黄春秋》今年第二期《民主的对立面不是专制吗》一文在国内的刊物上第一次提出了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大有彻底澄清之必要。本人不揣     

民主的对立面不是专制吗

邵建先生在2009年第9期《炎黄春秋》上发表《民主与专制的百年迷途》一文,旨在颠覆近百年来中国人习以为常的一个观点,即“民主的对立面是专制”。他认为,所谓“民主的对立面是专制”,乃是由《新青年》导出的“一个政治学误区”,     

评“专制的对立面”之争

<正>一、事由最近《炎黄春秋》出现了3篇关于专制的对立面问题的争论。首先是2009年第9期上邵建的文章《民主与专制的百年迷途》,认为"《新青     

清末“新政”破产的教训

《炎黄春秋》今年第4期刊载的萧功秦先生写的《从清末改革想到当代改革》（以下简称萧文）,一开篇就提出：＂发生在一百一十年前的清末新政,在十一年中,做成了比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多得多的改革事业,从禁鸦片、废科举、发展实业、推行现代教育与法制改革,到立宪政治,社会风气的变化甚至深入到边远的农村。然而,这场大改革以辛亥革命成功而告终＂。     

米利都与波斯:专制帝国中地方共同体的地位

在居鲁士和冈比西斯时代,米利都是一个基本自治的共同体,其地位与吕底亚时代并无明显变化;大流士时代,米利都的内部政治虽然可能受到了某种程度的干涉,直接造成了公元前499年它的首倡起义,但事实上仍保持一定程度的内部自治。对小亚细亚其他地区、腓尼基和塞浦路斯等地历史的回顾表明,波斯帝国与罗马帝国在统治策略上并无本质区别。波斯国王采取控制帝国上层政治、重点保证对高级官僚和行省总督的控制,而让地方共同体自治的政治策略,也反映了波斯人的政治智慧。     

编写“红色文学史”的前后

最近,黄修已先生在《炎黄春秋》上发表《“红色文学史”五十年祭》。修已是我在北大时同班同学。我们都曾参与编写所谓“红色文学史”。该书当年曾被赞誉为“奇迹”和“创举”。修已的文章重提这尘封了半个世纪的往事,发人深省,感触良多。其实,这个“奇迹”和“创举”,不是孤立发生的事件。我想围绕编书的前前后后,也谈谈我今天对此“奇迹”的认识和反思。     

也谈《邓小平时代》的硬伤

《炎黄春秋》去年第5期刊登施滨海先生的文章,批评傅高义所著《邓小平时代》有“硬伤”。他指的是,傅著中有的叙事是“作者发挥想象力”的结果,有的引文则是“曲解”,甚至是“无中生有”。     

清末新政时期的中央机构改革的评述

中央机构改革是贯穿清末新政始终的一项重要内容.这项改革有力地革除了权限不清、职责不明、建构重叠的弊病.但其最终仍逃不掉失败的结局,其中的原因值得探究.而对中央机构改革的评价在一段时间内是否定多于肯定,改革有弊也有利,我们不仅要看到它的局限性,也要看到它的积极性,本文将对其做一客观而理性的评价.     

清末新政时期的中央机构改革评述

中央机构改革是贯穿清末新政始终的一项重要内容。这项改革有力地革除了权限不清、职责不明、建构重叠的弊病。但其最终仍逃不掉失败的结局,其中的原因值得探究。而对中央机构改革的评价在一段时间内是否定多于肯定,改革有弊也有利,我们不仅要看到它的局限性,也要看到它的积极性,本文将对其做一客观而理性的评价。     

论清末黑龙江地方政权改革的原因

自康熙二十二年设立黑龙江将军起,黑龙江地方政权一直实行以将军为主体,对旗、民分治的军府制管理体制。然而,随着黑龙江地区边疆危机的升级、社会矛盾的加剧,军府制已经无法满足黑龙江地方政权发展的要求。加之受到人口发展的影响,以及积弊已久的吏治问题,在内因、外因多方因素影响下,黑龙江地方政权于光绪三十三年发生变革,裁撤将军,设置行省,结束了旗民分治的管理方式,全面实行民政管理体制。     

清末新政时期的中央机构改革评述

中央机构改革是贯穿清末新政始终的一项重要内容。这项改革有力地革除了权限不清、职责不明、建构重叠的弊病。但其最终仍逃不掉失败的结局,其中的原因值得探究。而对中央机构改革的评价在一段时间内是否定多于肯定,改革有弊也有利,我们不仅要看到它的局限性,也要看到它的积极性,本文将对其做一客观而理性的评价。     

清末东北新政改革论——以赵尔巽主政东北时期的奉天财政改革为中心

赵尔巽于1905—1907年任盛京将军,其在任内对奉天财政进行了改革。本文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赵尔巽档案全宗》为基础资料,对赵尔巽在奉天的财政改革进行了较全面的梳理,包含其对财政机构的裁撤与整合、所采取的财政改革具体措施等方面内容。本文主旨在于厘清赵尔巽在奉天所施行的财政改革之全貌,并由此管窥清末东北新政改革之一般景象。     

重建知识分子的道统正当其时

<正>读了资中筠的《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一文(载《炎黄春秋》今年第9期,以下简称"资文"),心情很是沉重。它回溯了从古代到当代的历史,如实写出了中国知识分子近几十年里的遭遇,以及现在的处境和表现,这些无一不使人感到沉重。资文指出:中国知识分子(大致相当于古之"士")的精神传统有三大突出的特点:一是"家国情怀",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一是重名节,讲骨气;再一个就是"颂圣文化"了。可是,在"这60年是‘颂圣文化'一枝独秀了"。之所以会这样,是     

民主与专制的百年迷途

自《新青年》声张民主与科学,“民主”一词业已形成国人的世纪情结。此一情结,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至今依然有增无减。但《新青年》所倡导的民主导向是有问题的,它把专制作为自己的对立面,却忽略了民主自身亦有走向专制的可能。此一可能对于20世纪来说,业已成为历史。问题是,由此导致的历史苦果,至今并未使得参与这一历史构成的人所明白,当然也包括长期以来的我们。     

《蚊子帝国》与约翰·麦克尼尔的环境史观

约翰·罗伯特·麦克尼尔,是美国著名的环境史家,他的代表作《阳光下的新事物：20世纪环境史》,从生态系统的角度探索了人类生产生活方式是如何改变地球的生物圈的。在其最新的作品《蚊子帝国：1640至1914年间加勒比地区的生态战争》中,叙述了加勒比地区肆虐的疟疾和黄热病,是如何影响着大西洋世界中的强国和加勒比地区的革命战争。本文主要是从《蚊子帝国》一书,揭示出约翰·麦克尼尔通过努力探寻疾病的历史,试图重新建构1640年至1914年间加勒比地区的历史。     

1907年地方官制改革方案筹议研究

1906年9月,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从改定官制入手。两个月后,中央官制的改革方案颁布实施,但地方官制的改革方案却一再难产,迟迟不能颁布。在筹备地方官制改革的过程中,清政府中的各种势力围绕着应该即改还是缓改,应该大改还是小改爆发了激烈的争论,这其中既有对自身利益的维护,也包含了对改革方案可行性的考虑。直到次年7月,正式改革方案《各省官制通则》终于在折衷了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得以确定公布,然而正因为其在制订时有意规避了种种复杂的问题,故而在时人眼中只是一个过渡性的试办方案。     

冲破阻力,做全面改革的促进派——本刊新春联谊会发言摘要

<正>2014年2月18日上午,"《炎黄春秋》新春联谊会"在北京中国科技会堂举行。本刊的编委、作者和读者近200人出席会议。会议由总编辑吴思主持,社长杜导正致辞。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张希清代表研究会讲话。李锐、高尚全、胡德平、李步云、茅于轼、高锴、钱理群、阎长贵、何方、资中筠、张维迎、李永忠、胡德华、王建勋、周志兴、高放、顾骧、冯兰瑞(李炎代)、浦志强     

清末边疆省份司法改革的特殊政策述论

1906年清朝官制改革之后,以省为单位在全国推进地方司法改革.边疆省份应否实行特殊政策,成为中央政府与边疆各省督抚之间一个既有争议又有一定共识的问题.边疆省份的特殊政策集中体现为:在普设法院问题上力求减少应设厅数、降低编制标准和展缓筹设期限;在司法人才培养方面施行灵活措施,以便不拘文法选拔官员并吸引省外人才,法政教育则以速成为特色;在法官考试和任用方面,法部在西部6省专设考场,录取标准也较京师考场为宽松.这种特殊政策有助于推进边疆省份的司法改革,但也存在不少的问题.     

扼杀人才的“不宜录取”

《炎黄春秋》曾发表过几篇记述“不宜录取”政策与事件的文章,披露了颇为重要而又尘封已久的历史事实。许多读者在叹息之余往往提出这么一个问题：“不宜录取”政策是怎么产生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政策？     

我家的“阶级敌人”

我家的“阶级敌人”地富反坏右样样俱全,但个个都是冤案。我是《炎黄春秋》的热心读者,每当读到被极左势力所伤害的受难者的冤情时,总会联想起我家的冤情来,心里暗暗流泪。旁及我耳闻目睹,许许多多普通受难者的冤情,并将其与大背景大人物联系一起思考,又每每使我难以人眠。说说我家冤情,我倒也不担心把我打成“反革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