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共大亲历记

1957年下半年,中共发出干部上山下乡、开发山区、建立垦殖场的号召。当时我在南昌洪都机械厂工作,就向领导递交申请书,下放到安福县武功山垦殖场劳动锻炼,几个月后被调去参加筹建共产主义劳动大     

援藏工作漫忆（上）

我于1963年受党组织委派到西藏工作,前后长达20年。这段艰苦而充实的岁月使我终生难忘。 接受任务奔赴西藏 1963年,我当时在洛阳市郊区焦寨公社任党委书记。4月初的一天,接到郊区区委组织部通知,说有领导要找我谈话,要我立即到组织部去。从谈话中得知,组织上根据上级指示,选定我作为援藏干部进西藏工作。     

回顾1990年北京亚运会

1988年12月,中央决定我由国防科工委党委书记、政治委员调任国家体委主任,并担任1990年北京亚运会组委会执行主席,主持组委会工作。我感到很突然,没有什么心理准备。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任命决定的当天,我还在国防科工委主持党委工作会,布置1989年的工作。     

洛阳拖拉机制造厂初创时期的回忆（上）

奉调来洛 我从新华社中南总分社（驻武汉）调来河南工作,是在1954年春节之前。当时,河南省省会还在开封。春节过后,我接到中共河南省委组织部的通知：去洛阳拖拉机制造厂①工作,任临时党委会宣传部部长。     

和王恩茂同志在工厂相处的日子

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王恩茂同志,是参加过长征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军队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者,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担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要领导,为新疆地区的稳定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文革"中,王老受迫害离开工作岗位,曾下放到我厂劳动锻炼,我有幸同这位党的高级干部有一段交往,王老的军人作风和革命气节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难忘北大荒劳动锻炼

正从塞北到北大荒1968年正处于文化大革命形势最激烈时期,毛泽东主席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中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全国知识青年涌现上山下乡高潮。当年2月,北方还天寒地冻,我接到上级命令,跟随部分干部、教师奔赴黑龙江嫩江地区总参谋部第三部红丰农场劳动锻炼。我们一行30余人身背背包、军用挂包、水壶,乘坐火车、军队卡     

卡斯特罗的中国情

正1990年9月至1993年8月,我受国家主席杨尚昆之命出任中国驻古巴共和国大使。其间,我有幸与古共中央第一书记、古巴国务委员会兼部长会议主席、革命武装力量总司令菲德尔·卡斯特罗有了一段友好交往。首次见面不期而遇1990年6月下旬的一天,外交部干部司通知我,中央决定派我出任驻古巴大使,接替汤永贵大使的工作。干部司要我立即开始准备,8月下旬赴任,以便主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1周年国庆招待会和中古建交29周年纪念活动。我出使古巴之日正值古巴面临严重危难之     

怀念张邦英

<正>2010年6月29日13时,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原民政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张邦英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1959年张邦英任中共中央交通工作部副部长。不久,中央决定撤销中共中央交通工作部,同时成立中共中央华北局,张邦英同志被任命为中     

民主改革日记（二）

今天,政治部确定让我去北京参加共青团三届四中全会。虽然在1957年部队大精简时,青年部和组织部合并了,我已两年多不做青年工作了,但因为我是共青团三届中央委会委员,所以,不得不去。我准备好出发的东西。     

生命不息 修志不止

<正>转眼好多年没和乔德昌同志见面了。去年三月,我被抽调省委组织部参加《中共志·组织建设》的续编工作,因聘请的一位老同志欲去美国探亲,他的任务一时无人承担,斯时主持续编工作的原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曹夫兴便想到了乔德昌。但因他刚卸征鞍不久,且已是七十五岁高龄,十年前又曾怀疑患过肝癌,虽然被排除,仍不免有几分阴影在心头,     

从费孝通的两份文献看1956年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工作

1956年,西南许多地区发生了少数民族事件,一些人通过各种渠道向中央反映情况。费孝通因为与贵州民族工作有较深的渊源,接受了威宁两位苗族知识分子的请求,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民族委员会和贵州省委反映有关情况。1956年4月,中央决定再次检查民族政策的执行情况。通过认真检查,在肯定建国以后民族工作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发现在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中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培养使用少数民族干部和民族统战工作方面存在一些问题。针对检查出来的问题,贵州各级政府提出了改进民族工作的意见,并开始对民族政策执行中的缺点和错误进行纠正。     

怀念邓小平政委

一、从八路军总政治部到一二九师1936年秋,我同薄一波、安子文等同志经中央营救,从北平草岚子监狱出狱,由组织分配到各抗日前线担负组织领导工作。1937年春,为了争取国民党二十九军抗日,我由北平市委派去二十九军当兵,任南苑兵营支部书记。“七七事变”,北平沦陷,我到了太原,北方局决定我到八路军总政治部工作。太原     

1958年我批评“大跃进”

1957年,我从武汉大学历史系毕业以后,被统一分配到中南民族学院历史系工作。1958年初,即与学院一百多名教职工,下放到湖北省潜江县周矶国营机械化农场劳动锻炼。当年普及全国的"三面红旗"运动,对我们也有波及。有两件事印象较深。     

江岸区“五七干校”始末

1970年至1976年．江岸区在汉南银莲湖农场建立“五七干校”．全区2000多名机关干部、教师、工人和学生来到这里,集中开展思想教育和政治运动,进行生产劳动锻炼。 创建情况 1968年10月5日．毛泽东同志提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10月7日,二七区革命委员会召开常委会,经过研究,提出了全区干部下放劳动的初步安排。决定建立二七区“五七干校”。组织区、街、局（科）机关全体在职干部、基层单位党政领导干部（包括中小学教师）分期分批到“五七干校”劳动锻炼。“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努力改造世界观。”“培养和造就亦工亦农、亦文亦武,能上能下、能‘官’能民,具有无产阶级觉悟的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新人。”     

回首“五七”干校的日子

正我1965年7月从张家口解放军技术工程学院毕业留校在院政治部组织处任青年干事。那时军队院校与地方院校一样开展"四大"。1969年下旬,为响应毛泽东关于办好"五七"干校的号召,我随大批干部和知识分子从塞北张家口到湖北"五七"干校劳动锻炼。总参三部当时确定了湖北省沙洋农场和钟祥县农场作为部队     

南下耒阳的回顾

1949年4月,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发布了向全国进军、解放全中国的命令。解放军百万雄师强渡长江天堑,解放了南京、武汉,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随着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进军,长江以南大片土地获得了解放。为了适应新解放地区的工作需要,党中央决定从北方老解放区抽调大批干部组成南下工作团,参与新区各级地方政权的建设工作。我原在山西潞城,属长冶地委,上级决定由长冶地委与晋中地委分别抽调人员共同组成湖南衡阳地委。我所在的南下工作团3中队的干部,都是从长冶地委或晋中地委调来的。     

回忆"中组部南下干部训练班"

1947年3月26日,党中央在陕北清涧县枣林沟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将中央机构分为三部分,即中央前敌委员会、中央后方委员会和中央工作委员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央前敌委员会和人民解放军总部,代表中央继续留在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并直接指挥西北战场的作战;以刘少奇为书记,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晋西北或其他适当地点,负责中央委托的工作;叶剑英、杨尚昆组织中央后方委员会,进驻晋绥解放区临县三交镇一带,负责中央同各解放区的联系与后方工作。     

我所经历的浙川移民大搬迁（上）

2009年5月,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丹江口库区淅川县试点移民搬迁启动前夕,南阳市委组织部一纸调令,将我从内乡县政府调任浙川县政府县长。随后的三年多,我和我的同事们一起,亲历了那一个个难忘的日日夜夜,也耳闻目睹了在移民迁移安置中广大移民乡亲、移民干部忠诚奉献、大爱报国的英雄壮举。这段经历虽已过去三年多了,但那一幕幕用汗水、泪水和血水交织的情景仍历历在目,令人难忘。     

我销毁了武汉军管会最后一枚公章

1946年,我13岁,尚在大连市旅大地委组织部当通讯员,负责传达文件、编写一些内部资料等。1948年底,继全东北地区解放后,南方城市的解放工作也陆陆续续开展起来,我军从已解放的东北地区抽调了一大批人,成立南下干部大队,负责各个解放城市的接管工作。     

我从政的几点体会

<正>从1941年入伍至2003年退休,我从政六十二年,期间,在地方工作四十年,在中央机关工作二十二年。在我长期从政同各种人物打交道或相处中,使我深深体会到作为一个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起码应具备以下政治品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