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高平乡约碑刻初探

乡约对地方民风的形成具有非同一般的导向作用,高平乡约以碑刻的形式从社会生产、生活以及社会关系等方面对当地人进行了约束和规范。其内容有禁约碑、禁凿窑碑、禁赌博碑、禁樵牧碑、禁堆柴草碑、禁娼妓碑、议工价碑等。这些乡约碑刻的内容和类型反映了民间自治的程度和乡约在当地民风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影响。     

清代徐州户部山四门考辨

<正>二00一年九月一日,在徐州市南侧的户部山崔家巷改造施工中,发现一方"永远示禁"碑。碑文因年代久远,风雨剥蚀,以致部分漫漶阙如。碑文是当年本县掌印官颁布的一则政府告谕,因户部山四门本是前朝古迹,却屡遭附近居民损坏,故特谕示禁,以加保护。此碑虽只就户部山四门发布禁令,却对户部山古迹的整体保护,同样起到了积极作用。现将其文可辨者抄录于下(原文竖排左行,今改为横排右行,格式如旧。凡用"……"者,表示此有阙文。)     

新见元延祐“泰山石敢当”碑铭考

泰山石敢当博物馆新近征集到一方泰山石敢当碑石,系年为"元延祐五年岁次戊午",经考此碑实为现存最早的"泰山石敢当"碑。这一发现,不仅可证实"泰山石敢当"风俗出现时间在宋元之际,同时也可据以推知其发祥地应在泰山附近。     

魏晋南朝的禁碑与立碑

公元3世纪初,曹操禁止厚葬。属厚葬之制的墓前立碑,也在禁断之列,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禁碑”。碑禁导致了墓志的盛行,但是,公元3—6世纪每当皇权不振之际,士家大族往往擅自立碑,所以西晋、东晋、南齐、梁朝的君主又多次申饬碑禁。禁碑与立碑从一个侧面显示了那个时代皇权与士族、政令与习俗之间的矛盾。梁朝时,武帝好古尚文,朝廷大立碑石,吏民有所奏请,亦许私家立碑。梁朝的私家立碑在朝廷的管制之下盛行起来,化解了禁碑与立碑的冲突。隋朝明确规定依官品、名望听立碑碣,禁碑时代于是结束。     

唐县“禁革陋规”与“古唐侯国”异代一体碑考

上世纪80年代中期被重新发现于唐县的“古唐侯国”碑为一方异代一体碑,其一面为康熙年的“禁革陋规”碑,另一面为光绪年的“古唐侯国”碑。本文对此碑两面碑文的作者、刻制历史背景及其内容、意义作了综合分析考证。     

找自己的泰山

谁心里没装着一座泰山呢!不管是去过的还是没去过的。 在我第一次到泰山之前,我的记忆里已塞了不少有关泰山的信息:杜甫的《望岳》诗,秦皇汉武的 泰山封禅,民间对妻子父亲岳父、老泰山的称谓,国泰民安、稳如泰山、泰山压顶不弯腰、笃定泰 山之类的成语、俚语,用"泰山石敢当"镇邪之类的民俗……我知道,这都是别人给我的泰山。我 该有我自己的泰山,只要去泰山,我就会发现寻找到自己的泰山。     

泰山唐代双束碑与武则天

泰山唐代双束碑于一九八二年十二月重新移立于岱庙东碑廊中,这是唐代在泰山上所立碑中唯一遗存至今者(泰山大观峰上的唐玄宗《纪泰山铭》摩崖刻石不属碑类)。此碑原立在泰山脚下的岱岳观内(己圮,遗     

泰山没字碑的性质与时代问题

泰山没字碑是一件有名的文物。这件文物的来历,相传是秦始皇立的,直到现在还是以这个说法流传得最广。至于考古学家们,大概因为它没有刻字,所以很少人注意到它,只有清初顾炎武(《山东考古录》)对它进行了考证,谓:"岳顶无字碑,世传为秦始皇立。按秦碑在玉女池上,李斯篆书,高不过四、五尺,而铭文并二世诏书咸具,不当又立此     

抢救秦文的人们

耸立在泰山之巅的由丞相李斯篆写的《泰山刻石》,有“天下第一碑”之称。经年风雨剥蚀,国祚变幻,到宋代,223字的《泰山刻石》只剩下150 多个字,明代剩29字,清乾隆年间一场大火后,就剩下现存泰安岱庙2块残石上的10个残字了。 24史唯缺秦史,只能从秦代7碑中找到历史的见证,因它记载着秦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丰富资料。然而,这些秦碑除泰山碑残石10字,琅邪台刻石留有13行残字外,其余5碑已荡然无存。 为了抢救国宝,八十年代初,文化部批准了秦文研究所关于“研究恢复秦代七碑”的倡议,所长李文放,承担了这个艰巨的任务。 李文放13岁…     

从两块碑石看鸦片战争前夕和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江苏昆山地区的阶级压迫和剥削

早在1956年,江苏省博物馆曾在现在的江苏昆山大慈公社所属尚明甸大队聚福桥头,发现了一通《奉宪永禁顽佃积弊碑》。(金山隽)立这通碑石的时间是清道光十四年(1834),正值鸦片战争前夕。碑文反映了当时当地农民进行抗租、抗粮斗争的史实,为我们提供了研究鸦片战争前夕苏南地区阶级关系的重要材料。近年来,在昆山地区,又发现了两通碑石,一通是道光五年(1825)三月镌立的《奉宪放生官河永禁采捕碑》,发现的地点在     

卓越千年的国宝——秦泰山刻石

正泰山上下,石刻极多,历史悠久,年代连续,内容广泛,风格各异,可谓一座露天的中国石刻艺术博物馆,而其镇馆之宝,当首推秦泰山刻石。秦泰山刻石是泰山第一刻,开创泰山刻石之先河,是秦始皇的颂德碑。秦泰山刻石乃书法大家秦相李斯所书,李斯小篆不仅是"汉晋碑铭所从出",更是"古今所师";秦泰山刻石是大秦帝国结束先秦各国各说各话、各书各字的历史,实行"书同文"的典范之作和实物例证;秦泰山刻石是当今仅存的两通秦刻石之一,且是字迹     

姑塘市与姑塘道光禁碑

去年,我们前往已成废墟的姑塘市,这里比预料中的还要凄清。湖风萧瑟,满目荒凉。废墟间唯一尚存的是一幢属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姑塘海关旧楼。在旧楼附近我们发现一块已作铺路石的道光年间禁碑,碑呈长方形,青石质,长约１５０、宽约７０、厚约１０厘米,除个别字已缺损外,通篇碑文仍清晰可辨。全文如下:奉县宪示禁钦加知州衔德化县正堂加三级记录十四次济囗出示严禁以安客商。事据湖南长沙府湘乡县民人陈志锦、邓祥临、潘真祥、潭明杨、罗万顺、彭亮、刘云辉、陈瑞、陈凌九等呈称,民等湘帮,撑驾大小钓钩船只,揽装客货,自贩枯烈煤炭谷米杂货等…     

从庙堂到民间：明清时期泰山文化之转变

泰山文化发展至明清时期,出现了一次巨大转变。由于泰山国家祀典衰替,民间碧霞元君信仰兴起,促使泰山之上的活动主体由庙堂转向民间,由精英转向草根,民间力量实际主导了泰山文化的走向。故这一时期,堪称泰山“民俗山”的形成期。     

忆吴伯萧同志

吴伯箫同志临终嘱咐,骨灰洒在泰山.他的遗愿实现了.1984年我登泰山,写过一首诗:"松柏昂藏七尺身,冰泉幽咽想清吟;访君莫道不相见,万壑千崖都是君".吴老自愿魂归泰山,朋友也以泰山之子目之,不仅因为他是山东大汉,而且因为他有"泰山石敢当"的硬气,托身泰山是毫无愧色的.     

《乾隆御制汉柏诗图碑》解析

帝王巡行封禅祭祀泰山这一极具历史延续性的行为,让帝王与泰山结下了不解之缘。乾隆皇帝作为泰山的常客,其所作《乾隆御制汉柏诗图碑》制作精美,并立于图中所绘的汉柏树旁,实景与画做对照的景观实属罕见。但由于碑刻年久,有些字迹漫漶不清,观者多做书画作品欣赏。作者结合乾隆帝的原作品及部分史料,通过研究乾隆祀泰山的起因以及在29年间四次为汉柏绘图赋诗的过程,对碑中所刻诗、画进行全面解析。     

民间碑刻使用的文字传统与民俗传统——从民俗学与语言文字学交叉研究的角度切入

在民俗学与语言文字学交叉研究历代碑刻方面,水利碑是一种合适的对象。民俗学运用文献法和田野作业法对水利碑开展个案研究,通过自下而上的考察,揭示在我国长期运行的文字传统和民俗传统中,特别是在华北地区,水利碑怎样成为农民与自然灾害相处的"弱者的武器"。水利碑处于政府管理与民间自治管理的表层,其深层是农民将管理水渠流域之"形"、管理水日权威之"符",与合理分配用水的社会公平之"义"合成宇宙观,指导民间公平用水,结果是实现了国家水治与民间水治的互补。民俗学和语言文字学合作的碑刻研究能补充为经史典籍所不记载的传统民俗文化成分,获得民俗学或语言文字学单独从事碑刻研究所不能获得的新认识,因此双方可以共同拓展碑刻研究的方法论。     

新發現題名碑記所見北宋定州就糧禁軍考

本文利用新發現的定州開元寺塔題名碑記材料,結合正史記載,利用二重證據法對北宋定州就糧禁軍番號、駐軍數量、分廂情況等問題進行了考證,認爲:一,真宗、仁宗朝定州駐紥的就糧禁軍有雲翼、忠猛、驍武、振武、武衛、神武六個番號,其中忠猛、驍武、神武番號正史不載其就糧禁軍性質,雲翼、振武、武衛番號雖正史有載,但每軍駐紥定州數量缺載,題名碑記記載的指揮數比正史多二十個。二,定州就糧禁軍馬軍人數是步軍人數的4.5倍。三,就糧神武、就糧武衛在1040年前就分左、右廂。四,康定、慶曆年間,定州就糧禁軍大量設置,其來源主要是由地方軍升爲就糧禁軍及直接招募,定州就糧禁軍很可能是以"都"爲單位進行編排居住。     

清顺治间《奉旨遵宪蠲免渔课永禁泥草私税碑》及其反映的几个问题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我们在吴县黄桥乡庄基村一座古庙的宅基旁发现石刻一通。青石质,方座圆首,分碑体与碑座二部分,通高2.06、碑宽、厚0.27米。碑额楷书阴刻六竖行,上镌“奉旨遵宪蠲免渔课永禁泥草私税碑”。碑文楷书阴刻29竖行,满行79字,计1080多字。镌刻于清顺治十七年五月。 碑文主要记述了长洲县陆江、葛华等43名贫苦渔民连名呈告当地豪强私征渔课的情况,苏州府海防厅查询的情况,清地方政府对吴中豪强私征渔税的禁令梗概,以及立石人姓氏与时间。 经查,《奉旨遵宪蠲免渔课永禁泥草私税碑》未收入《吴县志》金石目,也不见于其他文献史料。该碑因年久日深,部分字迹     

“泰山石敢当——山石信仰”刍议

本文主要介绍泰山石敢当的历史渊源,以及以泰山石为主的灵石崇拜。泰山石敢当作为一个民间镇物,表达了广大人民追求安居、太平、昌盛、福康的愿望,表现了山石崇拜的风俗应用,从中可以看出灵石崇拜是一种原始且流行广泛的民间习俗。     

《萧■碑》研究

一、概述南朝碑碣很少,原因是南朝有敕禁刻碑之事(见《昭明文选》).如刘宋义熙中,裴松之曾上表议碑禁,言辞甚切,由是加以禁断(见《宋书·裴松之传》);梁天监六年,“申明葬制,凡墓不得造石人兽碑,唯听作石柱记名位而已”(见《隋书·志第三·礼仪》).南朝刻石既少,而梁代《萧(忄詹)碑》(图一)碑文三千余字(清·方若《校碑随笔》谓“全文二千八百四十许字”),是南朝少见的丰碑大碣,而且其书法又颇有成就,可谓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