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社会与史学思想

在汉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巩固过程中,史学思想与社会变动之间持续着一种互动。秦亡汉兴的历史巨变,促使了汉初史学"过秦"思潮的出现;汉家天子起于闾巷的特殊身份,以及光武中兴使得汉家天下失而复得,引起了汉代史家从神意角度对汉皇朝政权的合法性作出论证;汉代国家大一统格局的形成和扩大,使得汉代史学具有着浓厚的大一统观念;"汉盛于周"的历史定位,决定了汉代史学具有强烈的"宣汉"意识。     

“共和”政体包容“五族”——辛亥革命前后变更与民族关系建构

清末,王朝中国面临"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国家转型之路,在此过程中王朝国体转向"共和",王朝臣民则有了"五族"之分,相当一段时间,似乎清王朝政权将以裂解为其前途,而种族民族观念的传播似乎也加剧了这一趋势,王朝中国与"共和"中国对接进程中,"共和"政体包容了"五族",在一定程度上校正了革命派建立汉民族国家的历史偏差,为平等民族关系的建构开辟了历史道路。     

蜀汉政权对南中的经营初探

赤壁之战后,刘备在成都建立汉政权(即蜀汉政权),与魏、吴形成三国鼎立之势。看似三国势均力敌,但蜀汉偏于西南一角,最容易受到魏、吴威胁。加之刘备有北定中原,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愿望,唯有开疆扩土才能实现。而刘备所处的西南蜀地,决定了蜀汉政权必须开拓南中地区,本文就蜀汉政权经营南中过程及其意义进行浅析。     

“明清鼎革”与天下国家

正在传统中国史学观中,明清两朝的政权更迭,不过是因循旧例的朝代变更。在此之前,同样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元政权,也以同样的武力征服方式进入到中国历史的政治图谱中。因此,从中原的角度看,明清鼎革并无太多特殊。但如果我们细究清朝的崛起,特别是在皇太极继位之后,他创建的大清,是一个容纳满、蒙、汉的"天下国家"。而此时山海关内的明朝和中原,是其天下国家的一个部分。     

“黄河文化与中原文明学术论坛”召开

正2019年12月24日,由郑州大学主办的"黄河文化与中原文明学术论坛"在河南郑州召开。来自国内外高校、科研院所及博物馆等单位的50余名学者,围绕"黄河文化"与"中原文明"两个主题,展开了深入研讨。一、"黄河文化"与"中原文明"的关系及其历史地位。刘庆柱认为黄河是中国的象征。"黄河""黄帝"居"中","中"是国家的象征。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     

中亚的学术论战:意识形态与国家冲突

从1991年至今,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的学术界围绕历史和现实问题,断断续续地展开论战,其中以塔、乌两国的论战最为持久。论战波及中亚地区各国,并引起地区外国家的关注。这种学术论战反映了中亚各国独立后意识形态建设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对中亚地区的政治生活、国家关系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前近代东亚多民族国家疆域理论体系的建构——以《从“天下”到“中国”:多民族国家疆域理论解构》为中心

在前近代东亚地区的历史场景下,以北方游牧族群和政权与南方农业族群和政权之间为主的互动与凝聚,不仅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东亚文明圈,而且也构建了被后世称之为"东亚秩序"的政治格局,进而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整套有关该地区特别是多民族国家政治、经济、民族与文化生态的独特思想、观念与叙事话语体系。近代以来欧美列强的入侵及其主导的近现代国际秩序,则打破和取代了传统的"东亚秩序"政治格局与思想体系,并试图在西方政治传统和强势学术话语体系之下解构与重构中国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历史,从根本上实现其所构建的"去中国中心主义"。在此情况下,立足前近代东亚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从多民族国家疆域自身的演变历史、思想基础、制度体系与政策实践等四个层面总结、提炼与构建自成体系的本土疆域理论与学术话语体系,不仅为我们与西方学术界展开客观而平等的学术对话提供了基础与可能,而且对建设中国特色的边疆学学科体系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清代安庆方志中的“忠节”书写及其演变--以抗清殉节者的“忠节”书写为中心

清代安庆方志的"忠节"书写对象,包括鼎革之际的各种"忠节"者,尤其抗清殉节者。清代安庆方志中"忠节"书写的不断变化,体现了满清政权为重构易代之际历史,重建伦理道德秩序,以确立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而逐步调整针对抗清殉节者的旌表政策,最终采用以"教化"而"去政治化"的历史书写范式的过程。当然,体现清廷意志的国家话语贯彻到方志书写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会与凸显地方意识的地方话语产生纠缠甚至争夺,并最终在"教化"的层面上趋向了一致。     

汉唐时期中原政权与西域的密切关系

汉唐时期中原政权与西域各族相互依存,密切往来,从西域地区来看,不仅是西域的地理条件和周边形势所决定的,更是古代西域各族人民要求加强与中原政权联系的结果。     

明代外交观念的演进——明太祖诏令文书所见之天下国家观

根据明太祖诏令文书,对明朝初年外交观念进行初步考察,明太祖外交观念的基础不是建立在广义的天下观上,而是建立在国家观上。尽管王朝初建时,也有天下主身份与形象展现,但是在现实中则更多地定位于大国之君。这说明在明朝统治者的认识中,天下国家已经重新定位:从一元天下到多元国家,从天下主到大国之君。所谓从"天下"缩变为"中国"的过程就这样开始了。从传统帝国天下观到国家观,观念重构的过程,也就是历史转折的过程,标志了传统帝国逐步向近代国家转型的趋向。     

两汉时期高句丽的封国地位

公元前 37年高句丽在汉玄菟郡高句丽县建国时 ,高句丽人已经在西汉郡县制的管辖之下生活了 70多年。高句丽王被王莽政权贬为侯 ,说明其在西汉末为王国 ,东汉光武帝复其王号 ,也证实了高句丽在两汉时期的封国地位。随着高句丽的发展 ,东汉时期高句丽曾侵扰辽东、玄菟、乐浪等地 ,但这都属于边郡地方的冲突 ,高句丽作为边郡封国的地位没有改变。     

也谈“汉寿亭侯”──兼谈“汉寿”的地理位置

因文献资料与考古资料的记载不同,自南宋时起,关羽的爵位就有“汉寿亭候” 与“寿亭候”的争论,至今还有人主“寿亭侯”之说。结合文献资料,通过对考古资料进行辨伪后 得出,建安五年,曹操表奏汉献帝封关羽的爵位确为“汉寿亭候”;作为关羽的食邑地,“汉寿”是 东汉顺帝阳嘉三年由西汉之索县更名而来,地在今湖南常德市东北。     

西周的"德"与孔子的"仁"——中国传统文化的泛血缘特征初探

周人克殷践奄后,创建了以周天子为天下大宗的,包括同姓和异姓诸侯在内的宗法等级秩序.这种宗法等级秩序在政治制度方面表现为宗盟政体的构建,在意识形态上则表现为泛血缘文化或曰拟血缘文化的创造,即周人以姬姓周天子的血缘为核心的对异姓贵族血缘认同的文化.这种泛血缘文化集中体现在周人所创造的"德"这一宗法伦理价值观念上.西周的"德"与孔子的"仁"二者之间具有沿革承传关系及共同的泛血缘文化特征.     

康熙天坛祈雨的历史书写与史实考析——兼论康熙雍正灾异观念演变及其影响

康熙早年虔信精诚格天,分别于十年、十七年、十八年、十九年、二十六年五次亲诣天坛祈雨,二十六年底为孝庄祈寿未果后,对"天道"认知发生显著变化,停止亲诣天坛祈雨,在荒政方面更侧重防灾备灾与人事赈救。《清圣祖实录》纂修者基于雍正的灾异观念,篡改康熙十七年、十九年降雨时间,删削康熙对停止亲诣天坛祈雨的解释,从而维护康熙敬天的"圣君"形象和上天的"灵验"形象。康熙不言祥瑞,对灾异持务实态度。雍正的灾异观念虽然有助于他加强君主集权,提升统治效能,但很大程度上也造成官僚系统灾情呈报的讳匿风习,对民生吏治与国家治理产生负面影响。     

关于隋文帝民族政策与开皇之治关系的思考

该认为隋初“开皇之治”的迅速形成除政治、经济原因外,还与隋帝推行的民族政策有重要关系。作认为,帝根据各少数民族的实际情况,采取了不尽相同的民族政策,对威胁较大的突厥采取“离强合弱”、恩威并用的政策;对西域、吐谷浑采取以和为主的政策;对东北、长江流域和关中以北诸族采取“以德御之”的怀抚政策。这些政策为隋初的政治稳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创造了条件。     

杨德周《玉田识略》研究

晚明的东南地区出现了不少有特色的私修志书,杨德周《玉田识略》是其代表之一。此志刊成于崇祯七年（1634年）,而不是崇祯六年（1633年）。至于纂修之因,主要是受万历中叶正史纂修、地方人士积极修志影响。《玉田识略》是研究明代古田县的第一手资料,也是研究杨德周治理思想的第一手资料,收录了作者本人不少诗文作品。《玉田识略》给人的启迪是,私修志书可以不求全,且以文献为主,像这样有个性的志书不嫌多。     

Philosophy without God? God without Philosophy?: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Antony Flew's God and Philosophy 1

In this paper it is argued that, while the case that Antony Flew makes against philosophically invalid arguments for the existence of God is generally sound, he fails to comprehend the power and cogency of the ontological argument. Thus, his conception of the grounds of morality, separate from the biblical tradition of theology, is by no means compelling. This paper aims to show that the rational (i.e. the non-reductive) concept of morality that Flew rightly claims to uphold is not only consistent with but also presupposes, paradoxically, the ontological argument for the existence of God. Central ideas of Kant and, above all, of Spinoza are called upon to show that the nexus between morality and theology, between philosophy and God, is that central to the ontological argument. The conclusion of the paper is that, just as philosophy without God is empty, so God without philosophy is blind.     

五尺道即石牛道考

古往今来的学者都认为五尺道是秦始皇时期开凿的川南入滇道路。本文通过深入分析相关历史文献资料后指出,无论是五尺道的开凿时间还是道路宽度,都完全不能支持这样的说法;五尺道应为秦始皇之前110余年的秦惠文王时期由古蜀国人凿通的汉中入蜀道路,也就是汉以降所称的"石牛道"、"金牛道"。川、滇二省相关的考古发掘资料,也能为本文的观点提供有力的支持。本文结论可使西南古史研究中的某些谜题得到科学、合理的解释。     

论唐代渤海国儒学文化教育

本文主要论述唐代渤海国儒学文化教育的宗旨、内容及其影响。指出作为唐王朝地方政权的渤海国,不仅在政治制度等方面仿效唐朝,而且在文化教育方面也学习唐朝,将中原的儒学文化作为其教育的主要内容。这不仅促进了渤海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也进一步加快了渤海人汉化的过程。     

渤海与高句丽族属及归属问题探析

渤海与高句丽的族属与归属问题 ,关系到二者是否为同一血缘 ,渤海是否为高句丽继承国 ,并涉及到古朝鲜的国史体系诸问题 ,因此倍受国际史学界的关注。一些国外学者出于某种政治目的 ,极力主张渤海国是由原高句丽人领导 ,并继承高句丽传统文化的高句丽国的继承者。朝鲜半岛从而由过去的三国鼎立变为南北两国并立。其实从渤海与高句丽的族属与归属上看 ,渤海与高句丽属于不同的族系 ,二者之间没有血缘上的联系 ,它们同为中原王朝统辖下的地方民族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