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央大学的内迁与重建

中央大学在抗战之初从南京成功迁至重庆,成为全国内迁最为彻底和成功的高校,为学校的重建和发展积蓄了力量。由于校长罗家伦本人的特殊政治身份和人际网络,中央大学迁校的决策过程反映了国立大学、教育部与蒋介石以及国民党中央核心层之间的互动关系。此外,中大的迁校过程也蕴涵了中央大学、重庆大学与四川省政府之间的复杂关系。中央大学内迁重庆后开始着力于重建教学与研究体系,稳定校园正常秩序,并调动师生的"抗战精神"。在这一过程中,中央大学和国家的教育政策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战时背景使得国家的教育政策在中央大学得到了进一步落实与体现。     

学生与国家：五四学生的集体认同及政治转向

五四前夕学生集体身份的建构遵循着一个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向互动过程,有着强烈国民身份意识的新学生因此而大量出现。在五四运动的高潮阶段,国民身份意识是主导五四学生的最高身份意识。中国政府和社会精英对五四学生国民身份意识的培养与灌输,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刻意而为之”的倾向。五四学生的国民身份意识是促使学生运动政治转向的内在诱因,学生运动的政治激进化超越了北京政府的可控范围。结果,当局者往往无法控制那些具有强烈国民身份意识的学生群体。在五四运动后期,学生界面临国民身份意识与学生身份意识的认同困惑,社会舆论对学生的身份资格也发生各种争论,客观上促进了学生界的思想分化。在此背景下,1920年春北京政府对干政学生的身份界定,不仅暂时有效地取缔了学生运动,也是对其在此之前刻意提倡学生国民身份意识行为的一次否定。     

民间工艺美术

户县农民画 陕西户县农民画,是中国民间美术园地的一枝奇葩。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陕西户县的农民画家们已经用他们有目共睹的艺术成就取得了社会的公认。近年来随着农村经济的开放与发展,户县农民画在创作思想、题材挖掘、艺术表现力上又展现了新的风姿。     

从政治宣传画到旅游商品——户县农民画：一种艺术“传统”的创造与再生产

通过追溯户县农民画的缘起和发展的历史背景,集中讨论了农民画这一艺术传统的生产、消费和再生产机制。作者依据对实证资料的分析,指出农民画作为一种政治宣传艺术内涵着各种悖论,新时期农民画以多种路径经过重新的定义和解说实现了朝向现代民间绘画或民间艺术的转型,这为农民画赋予了新的活力。在市场经济进入中国新农村的同时,农民画也被以全球化为背景的旅游产业卷入其中而成为旅游商品的一种,这导致农民画产生了新的悖论。户县农民画得以和当地其他民间艺术品相提并论,成为当地一种文化资源甚或土特名产,意味着农民画的地方性及其描绘的农村生活与民俗风情成为最重要的卖点。对这些有关农民画的实践活动及其复杂过程,不妨采用全球在地化的理论观点来阐释。     

近世山东莒地宗族探略——以民国《重修莒志·民社志·氏族》为中心

莒州地区宗族普遍存在,流行着明清时期迁来的说法,以明初特别是洪武时期的事例为多,这与清以来明初迁民传说的建构有密切关系。宗族迁出地州内集中于日照,外省主要是江苏的东海以及山西的洪洞。江苏东海是莒地移民来源的认同地,"十八村"、"当路村"是移民故事的核心与标志。迁入莒地的宗族,分成支派分衍,一般是始迁或2世分支,分衍世代集中在17至21世,以19世、20世最高。莒地宗族拥有谱牒、祠堂、族规、祭田的现象较为普遍。宗族的组织化、制度化建设主要是在清代进行的,晚清持续着这种建设,宗族在支长、族长以及祠堂管理下运作和维持秩序。这样的宗族形态与中国南方地区没有太大区别。     

大型购物中心与幼童母亲的多重身份建构——女性主义、家庭化、公共与私人空间的超越

大型购物中心成为研究现代都市女性身份与社会、空间关系的三棱镜。本文聚焦于"幼童母亲"这一群体,探究其身份认同与购物中心的相互建构过程。通过南京市虹悦城购物中心的研究发现,幼童母亲在购物中心内建立起了多种身份认同,并在身份认同驱使下形成多重实践。这一过程使得幼童母亲在购物空间中突破了传统的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二元划分,借助私密空间的综合性和社会化实现了女性自我个性的释放,实现了社会性别空间的重新定义,同时也重新定义和建构了大型购物中心这一现代都市消费空间。     

近代银行家的身份功能及其实现——以金润泉为例

银行家群体是近代一支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他们以雄厚的资本要素影响诸多领域,有不可替代的身份功能,并与其社会活动形成正面的互相推动关系。民国北京政府时期,银行家以积极姿态将触角伸入政治领域,实现了政治层面的身份功能,最典型者为通过调停军阀争斗而扩大自身影响力。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受国家权力扩大的制约,银行家一方面借助政府的倚重,通过协助解决政府财政困难,实现了其身份功能的经济转向;另一方面,近代银行家还在诸如灾患救济、教育事业上积极介入,实现了其身份功能在多领域的延伸。近代银行家身份功能的实现,实质上也是其广泛而深厚的社会关系网络建构的实现。近代银行家身份功能的因时转向及其实现方式的改变,从一个侧面揭示了近代中国商人与政治关系的变动逻辑。     

旅游商品概念界定与探讨

旅游商品的概念如何界定一直以来是学术界争议颇多的话题,相关文献资料显示,学者们对旅游商品概念的诸多方面仍存在分歧,如旅游商品是否等同于旅游购物品,旅游商品的本质特征是什么等,旅游商品概念的厘定和探讨对旅游商品的开发以及旅游购物市场的稳定发展意义重大。一、引言旅游购物是旅游业六大要素之一,也是旅游活动的关键环节,在旅游业六要素"食、住、行、游、购、娱"中,"食、住、行、游"这四个方面属于旅游者的非弹性需求,因而相对稳     

旅游购物问题解决策略探析

旅游购物是旅游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很多目的地吸引游客的重要因素。旅游购物不仅推动目的地旅游业发展,在旅游创汇、创收中也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旅游业的不断发展,逐渐兴起了以购物及体验为主要目的旅游即购物旅游,它是旅游购物的集中体现和重要方式。旅游购物一直是我国旅游业发展的薄弱环节,旅游购物品的创汇收入占旅游外汇收入的比重一直徘徊在20%左右,与发达国家的50%⁶0%相比差距太远,这严重阻碍了我国旅游业进一步发展。主要分为普通旅游购物和购物旅游两部分分别研究其解决策略。     

底层的无助与冷痛——读《天堂蒜薹之歌》

《天堂蒜薹之歌》作为莫言为数不多政治批判力作,在书写底层百姓的苦难命题中进行了深刻的人性揭露和强烈的现实讽刺。莫言基于农民的身份体认酝酿出对底层农民的悲悯情怀以及对社会黑暗现实的曝光信心;以作者的客观身份真实残酷地叙写了伴随蒜薹事件衍发的底层农民的人间惨剧和生活遭遇。本文将从《天堂蒜薹之歌》文本入手,深入剖析莫言笔下底层人物在生命价值、生存境遇、个人福祉、思想意识方面的问题与困境,探寻底层苦难背后的人与社会双向反思和现实警示意义。     

旅游商品概念界定与探讨

<正>旅游商品的概念如何界定一直以来是学术界争议颇多的话题,相关文献资料显示,学者们对旅游商品概念的诸多方面仍存在分歧,如旅游商品是否等同于旅游购物品,旅游商品的本质特征是什么等,旅游商品概念的厘定和探讨对旅游商品的开发以及旅游购物市场的稳定发展意义重大。一、引言旅游购物是旅游业六大要素之一,也是旅游活动的关键环节,在旅游业六要素"食、住、行、游、购、娱"中,"食、住、行、游"这四个方面属于旅游者的非弹性需求,因而相对稳     

奥斯曼(Otto)与鲁米(Rumi):外籍“景漂”与景德镇陶瓷人文景观建构的互动关系

"奥斯曼"(Otto)与"鲁米"(Rumi)是土耳其籍"景漂"艺术家Ekrem Yazici来到中国后替自己选择的代称。以Ekrem Yazici为对象展开的初步田野调研案例说明,外籍"景漂"的文化自觉以及他们作为行动者对景德镇陶瓷人文艺术景观建构的主动参与,反映了在建构过程中,外籍"景漂"由"他者"到"行动者"身份的转变、认同与重塑,同时也论证了现当代外籍在华艺术家群体作为具有多重身份的"行动者",是现当代中国人文艺术景观建构过程中不应被忽略的重要因素。     

批判视角下黄岩岛地名演变与权力关系分析

国内外地名研究的批判主义转向,注重地方命名时地方意义的生产、再生产以及争夺。文章以黄岩岛地名的演变为例,研究其地名变迁背后的政治博弈。研究表明：①黄岩岛的地名演变是中、西方话语体系下国际行为主体政治角力的过程。②中国的黄岩岛地名演变彰显的是中国对其无可争辩的主权;西方殖民者的黄岩岛地名演变展示近代以来对南海及其周边地区的殖民统治;菲律宾当局对黄岩岛的更名,谋求建构国家认同、侵占更多海洋岛礁资源。③地名是集体记忆解构与重构的纽带和国家权力博弈的指示物。中国对内应增强国家认同感和民族凝聚力,唤起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对外提升国际话语权,通过国际舞台阐释对南海主权维护的法理依据和坚强决心。     

“蒙古青年”与内蒙古自治运动

晚清民国时期,随着学制等一系列制度变革,大城市聚集了一批出身平民的蒙旗学子。在新式教育和各种新思潮的影响下,蒙旗学子自觉地进行身份建构,其"蒙古青年"的身份意识不断加强。"蒙古青年"从学校毕业后,从中央到地方均无适当出路,遂参加"内蒙古自治运动"和"百灵庙事变"等政治运动,成为内蒙古近代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在相互接触与竞逐中,来自不同地域的蒙古青年逐渐意识到彼此之间的差别,并以"西蒙青年"和"东蒙青年"等概念来定义自己的身份。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下,蒙古青年内在的差异性外化为政治诉求的分歧,最终使他们走上不同的道路。     

“迁省之争”与民元广西政局

民国元年,"省会迁移"成为广西军政各界争论的核心问题。以革命党人为主的"迁省派"倡导将省会从桂林迁至南宁,以立宪派为主的"反对派"坚持仍以桂林为省会。在陆荣廷的支持和袁世凯的默许下,"迁省派"最终取得了胜利,南宁取代桂林成为广西新的省会。"迁省之争"既彰显了民元广西的党争以及立宪派与革命派势力的消长,也反映了袁世凯政府对广西军阀势力的弱势统治。都督陆荣廷选择与"迁省派"结合,是基于稳定在广西军政统治的考虑。袁世凯政府对"迁省派"的态度从反对转向支持,则是对于平息广西政争、稳固西南边防以及陆荣廷军政实力的综合权衡。同时,"迁省南宁"的结局也推动了近代广西区域民族关系的变动。     

古希腊文化与拜占庭帝国的塑造——以《荷马史诗》为例

古希腊文化在拜占庭帝国基本特征的形成和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拜占庭帝国,基督教信仰与古希腊文化之间出现了冲突与融合的过程,古希腊文化逐渐得到基督教会的认可与接纳。拜占庭时期的古希腊文化是加强皇帝崇拜、颂扬皇帝完美形象的有效工具,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和时代特征。古希腊式的教育体系和希腊语的普遍使用,使得拜占庭人在个人成长过程中深受古希腊文化的影响。古希腊文化在教会文化、政治文化和大众文化中发挥着强大的影响力,为拜占庭帝国提供了文化共同体的框架,逐渐塑造了拜占庭人身份认同的标准,成为界定"拜占庭人"的核心特征之一。拜占庭人在延续传统"罗马人"政治身份的同时,逐渐接纳"希腊人"这一文化身份。其他族群也将古希腊文化视为界定拜占庭人身份的重要标准,将拜占庭人称为"希腊人"。     

哈德逊河画派与美国国家身份意识的塑造

在美国人追求文化独立的19世纪前期,哈德逊河画派以风景画为基础开创了具有美国特色的绘画风格。该画派不仅创作了大量令欧洲艺术评论家赞赏的绘画作品,而且为美国人提供了建构身份意识的艺术素材。画家们借助风景画建构起一套美国地理空间形象,并且将其与美国在宗教、政治上相对于欧洲的优越性联系起来。哈德逊河画派的作品与美国当时的政治理念相互呼应,将荒野的文化含义可视化,在文化层面对美国的共和制度和西进运动提供支持。同时,绘画将美国地貌压缩成地理符号,激发了美国人对共享地理空间的想象,成功地增强了美国人的地理归属感,有助于美国人对国家身份意识的构建。     

谈旅行社与旅游购物商店之间的协作关系

全文从旅行社与旅游购物商店之间外部经济效应的存在导出他们之间建立协作关系的必要性,从目前我国旅游购物的现状导出他们之间建立协作关系的迫切性;最后提出旅行社与旅游购物商店之间建立规范合理的协作关系的方法,以加强对旅游购品行业的管理,保证旅游者和旅行社的正当权益。     

两汉诏令中的皇帝身份——从“奉宗庙”到“承大业”

在西汉的诏令文本中,皇帝多以"奉宗庙"的身份呈现。从宣帝时期开始,诏令文本中出现了另一种皇帝身份——"承大业",它在东汉的诏令文本中完全取代"奉宗庙"而成为唯一较为固定的皇帝身份。两汉诏令文本中皇帝身份由"奉宗庙"到"承大业"的转变,与"汉家尧后"说和绍述古圣先王功业的理论建构有着直接关联。"承大业"身份不仅可以涵括血脉延续所赋予的合法性,同时也彰显了绍述古圣先王功业所带来的正统性。两汉皇帝身份的转变为皇帝制度注入了新的儒家政治文化内涵,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权力规训。     

民俗与生活世界的意义构造——论民俗学研究的理论向度

对民俗的行动主体、语境、表演和表达动力的强调所代表的民俗学理论转向,可以理解为一种正在发生着的、面向民俗本身的"意义"转向。"意义"而非"内容"成为关注焦点,意味着问题意识的变更,即从民俗是什么向民俗怎样的变更,从作为实体的民俗向作为建构过程的民俗的变更,从作为看的对象的民俗向作为看的视角本身的民俗的变更。这一转向,可以促成民俗学在与当代文化人类学、社会学、哲学特别是现象学传统相关思想的对勘中,在基础理论向度上和在面向生活世界的文化阐释与批评中,作出更富启示性的思考,以期获得有效讨论主体性问题、自由与行动问题,以及审美、伦理、政治问题的独立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