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客之间:乡村地区外来常住者的群体特性与日常交往研究——以鲁中中郝峪村为例

迈向日常生活的村落研究,不仅应当关注当地村民,还应关注村落中出现的一些新兴群体,如在旅游村落中出现的外来常住者。在鲁中中郝峪村,外来常住者作为旅游村落的"异质性"存在,长期"栖居"在村落中,与当地村民交往频繁,形成新型的邻里关系,成为村落日常生活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外来常住者既非村民,又非游客,是介于"主人"与"客人"之间的"类中介"人群。由于长期在村居住,他们将自己的个人认同嵌入当地社会关系中,使得人与地方的情感联系显现,形成对地方的依恋和认同。透过外来常住者的日常生活实践可以看出,外来常住者与当地村民一直处于良好的、深刻的互动之中,形成了新型的乡村社会秩序。     

浙南山区蔡相信仰的创造与传播

蔡相信仰流传于浙南钱塘江上游的遂昌西乡等地区,相关起源的传说表达了人们对山林开发与定居的早期记忆。文献中保存了蔡相信仰中心从山岭到平地的变迁痕迹,这种变迁不仅缘于明清移民带来的人群结构变化,也是士绅主动建构的结果,反映了地方开发过程中的经济变化。石练七月会是蔡相信仰最主要的仪式表现,围绕七月会形成的"坦"等组织、制度不仅维系着庙会活动,也是地方人群不断整合社会关系、调整利益分配、强化社会认同的方式。     

在国家叙事与地方叙事之间——英国北约克郡乡村博物馆实践

作为工业化程度较低的非都市郡,英国北约克郡保存着完好的乡村景观和历史建筑。自19世纪,英国便出现乡村生活的博物馆化,在保护乡村景观的同时也致力于收藏、保存乡村记忆。北约克郡乡村博物馆的产生和发展植根于英国社会和文化情境。乡村博物馆实践不仅是国家价值的体现,也是调节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重要机制。在国家话语体系内界定"乡村"的同时,也承担起塑造地方感和地方认同。反观我国乡村博物馆,其实践以20世纪90年代的生态博物馆建设为肇始,秉承对村落景观进行整体性保护的理念。然而,在具体建设中仍然面临激发村落居民文化自觉性,建立有效的运营、管理机制的挑战。     

壮族传统庙山经济与多民族文化结构的调适整合——榕山大庙多民族社会文化结构形成的历史过程及其发展现状的调查分析

以壮族为主体核心的榕山大庙,不只是广西东北部大小瑶山之间壮、汉、瑶等多民族社会关系融合发展的历史见证,更是我们重新认识南方少数民族村社传统"庙山经济"与"稻作文化"、"山耕文化"、"移民文化"等多民族经济、社会、文化结构整合的典型案例,是我们探索南方多民族地区现代化过程中和谐村社文化生态建设途径的活体参照,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     

清代士人交游与社会网络

士人在传统社会士、农、工、商的划分中,属于四民之首。其社会关系网络在传统社会中不仅独具特色,而且备受关注,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在人际关系方面也形成了一套成熟的理论。曾子日：“以文会友,以友辅仁。”     

近代察哈尔地区移民社会的汉族婚俗

婚俗受社会因素的制约,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有不同的表现。近代察哈尔地区移民社会居民五方杂处,但其婚俗仍未超越传统"六礼"范畴,体现出婚俗强韧的传承性;同时,由于时值近代社会大变动期间,故其婚俗也有相应的时代性变化。从该地婚礼过程与形式可见,婚俗的形成不仅体现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向往,也是民众用来加强社会关系网络的产物。     

清代冕宁的村庙组织、村治实践与村落内生秩序

清代雍正年间以来,四川冕宁各村修建庙宇之风大兴,围绕修庙、祭祀而形成的村庙组织应运而生。这一民间自发形成的组织在村落管理和秩序维系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一方面,村庙组织每年定期举办庙会,组织村民(会众)轮流祭祀,强化了村落内部关系,形成了稳定的村落共同体。另一方面,村庙组织在日常生活中还承担调解内部纠纷、山林管理等治理职能,对村内行为起到规范作用。村庙组织"非常"与"日常"的村治实践,推动了村落内生秩序的形成与维系。     

村民与镇民:明清山西泽州的聚落与认同

明清时期山西东南泽州地区的镇的发展,在某个层面上看并不落后于江南,其聚落发展的历史也很悠久,但它与村落的关系极为密切,在它形成之后,并不一定在空间上独立于原有的村落,使我们可以"巨村为镇"概括其特点。在此过程中,当地人如何称呼本地、如何称呼本地人,而非仅仅根据外人或后人的判断,也是我们认识村、镇性质及二者关系的重要方面。出于对村镇一体关系的认识,与其说将这里的镇与村的关系概括为"市场共同体",不如概括为以社为核心的"地缘共同体"。     

地方建构视角下的青田侨乡——幸村之民居景观研究

在积累了一定的经济资本之后,许多华侨不惜代价把大量的精力与金钱投放在家乡的祖屋上,新建的房子或中或西,形成了侨乡的独特文化景观。论文聚焦浙江青田侨乡幸村的民居景观,以历史与地方建构的视角对侨居景观的社会变迁历程及新建侨居社会博弈的具体过程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探索了民居景观与侨乡地方建构的具体社会过程。研究发现,言说与竞争、他者想象、"构想的空间"及"生活的空间"等因素交织在一起,共同作用于侨乡的地方建构,把握与利用这些因素对完善侨乡治理与侨乡地方建设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论晚清刑狱制度的现代化

晚清的刑事和监狱制度的现代化,不仅催生了众多相关的立法,更在实践领域中完善了刑事立法和诉讼制度,改善了监狱和犯人的条件,促进了现代化法制观念的形成。监狱制度的现代化不仅对当时的制度有所进步发展,更为我国步入法制国家奠定了基础。     

浮游羣落——明清间士人的城市交游活动与文艺社交圈

本文以士人为主要对象,探讨他们如何在城市中层开社交活动,从而形成特定的社交网络与社会文化,以至另辟士人仕途之外的人生蹊径。明中期以后,繁荣的城市已成士人重要的社交场域。士人多有流入其中,展开交往活动。由此,个人不断地跨越血缘与地缘关系,进行人际关系的经营,以至建构成跨越地域性的社交网络,甚而凝结出非血缘的社会团体——社盟。由此可见,城市的相关流动性已经刺激了社会关系的创造,也形成了新的文化表现方式。     

清末地方学务诉讼及其解决方式——以清末四川地方捐施诉讼为个案的探讨

在四川各地档案馆保存的大量晚清地方学务档案中,众多反映因捐施而引起纠纷的案例,向我们展示了乡村权力日常运作的真实图景。基层学绅在学事诉讼纠纷中扮演的角色,劝学所视学在学事纠纷裁判中的作用,地方官审断学事诉讼纠纷的取向,展示了士绅在参与政府现代化方案的过程中,自身的权力也得到伸张。他们通过参与地方学务与国家权力之间建立了更加密切的联系。这不仅对传统国家与地方关系,而且对地方社会权力构造的变化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清末地方学务诉讼及其解决方式——以清末四川地方捐施诉讼为个案的探讨北大核心CSSCI

在四川各地档案馆保存的大量晚清地方学务档案中,众多反映因捐施而引起纠纷的案例,向我们展示了乡村权力日常运作的真实图景。基层学绅在学事诉讼纠纷中扮演的角色,劝学所视学在学事纠纷裁判中的作用,地方官审断学事诉讼纠纷的取向,展示了士绅在参与政府现代化方案的过程中,自身的权力也得到伸张。他们通过参与地方学务与国家权力之间建立了更加密切的联系。这不仅对传统国家与地方关系,而且对地方社会权力构造的变化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试析中世纪晚期西欧土地用益权的演变

法兰克王国建立之初,日耳曼人马尔克的共同占有原则与罗马帝国晚期形成的大地产制"嫁接"在一起,从而形成了对土地的用益权。在这种用益土地的基础上中世纪的西欧建立了一种人身依附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完全模糊了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界限。10世纪以后持续开展的拓荒运动不仅扩大了土地面积,引发了对土地经营方式的改变,份地被分成租佃制取代,导致土地地租形态的演变,土地的让渡形式也随之有了本质的变化,"纯粹私有制"由此产生,个人权利和社会的公共权利之间的界限逐渐清晰,管理公共事务的国家机制由此而产生和发展起来。     

从《南部档案》看清代州县的生员诉讼

有清一代,生员的诉讼程序不同于一般民人,他们在收状、问讯等环节享有一定优待,但对其呈词则有加盖儒学戳记之类的诸多要求。律例明确限定了生员的呈告资格及告呈范围,并利用"五生互结"、州县官监督、教官举报等方式约束生员的活动,但制度上的规定与档案所反映的社会实际多有悖离。生员除了因"切己"之事而涉案外,也会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到亲朋友邻、家族、基层等"不干己"的案件之中。生员涉案的动机虽有谋取私利的情况,但也有维护邻里、家族等小范围秩序的一面。特别是清末办团练、设公局以来,生员参与地方公共事务,在一定程度上分担了州县官在地方治理中的压力。州县官在处理这些案件时,会综合考虑法律规定、案件事实及生员涉案动机等因素,做出合乎情理的审断。生员诉讼背后反映出的不仅是基层社会中官、绅、民之间的交流与博弈,也折射出清末地方社会经济状况及地方社会权力构造的变化等问题。     

从“社”到“庄”:清代前期山东寿光县顺庄法的推行

清康熙年间,山东寿光县为缓解"大差"负担,将"大差"由轮当制改为下放给各社自理,但这进一步加重了民间劈社的窘境。乾隆年间知县王椿在缺少土地记录的情况下,采用"顺庄法"重整地方组织,缓解赋税征收的困境。以百姓实际居住的"庄",取代官方登记的里甲组织"社",作为税收登记与征收的基本单位。同时,这也形成了山东以"村庄"为基层组织的地方社会。因南北土地分布状况的差异,顺庄法在山东与江南显示出不同的形态与结果。     

网络权力与企业投资空间决策——以台资网络为例

企业网络已成为全球经济运行中主要的组织创新形式。拥有核心能力和关键资源的企业成为网络的发起者和管理者,权力跨越企业边界演变成网络权力。网络权力已成为影响企业投资空间决策的重要因子之一。网络权力对网络成员跨界投资和区位决策的影响力源于其能降低生产成本、维持原供货联结与社会关系、优化投资政策、促进技术创新等。网络权力从某种意义上能转化成成本、政治、社会、市场等优势。全球生产网络的空间转移或扩张往往是由全球领导公司及其所控制下的地方网络领导公司的驱动或影响下形成的,生产型领导公司的网络权力使其在跨界生产扩张中能影响网络成员与其海外子公司毗邻定位,购买型领导公司网络权力能影响地方网络领导公司带动地方网络向成本低地或目标市场转移。     

从“游群”到“城市”:“聚落考古”的自然基础

聚落作为常见的人类集群形式,为人们多样的反复的行为提供了场所,也是目前考古研究的热点问题。在人类历史上,人群栖居形态经历了从居无定所到形成定居聚落、城市的历程,并形成了游群、村落、城邦等不同人群的集群模式。长期以来,认识人类群体结构是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的重要任务。近年来随着脑科学和网络科学的进展,社会结构的自然量化特征开始逐渐显现,被解构为离散分布的层次序列。人类集群规模和形式既是社会分层的自然基础,也是新政治行为、政治逻辑的实践过程。这些不同规模和形式的空间—社会关系是理解聚落内社会关系异质性的前提和基础,也为认识不同规模聚落内的社会组织行为提供了新的视角;聚落内空间-社会关系的治理路径和结构为不同形式的文明起源提供了内在支撑。     

媒体视野下的清末阅报社:以《北洋官报》为中心的考察

阅报社不仅有助于启迪民智,培养民众阅报风气,而且对于报刊发展也有促进作用。《北洋官报》十分关注阅报活动,采取强调阅报社的重要性、大量报道阅报社成立和发展、为阅报社提供资料支持等措施鼓励阅报活动。这不但可以将固有的报纸读者、知识分子、官员阶层和识字无多的普通民众结合起来,形成有效的舆论宣传网络,而且又可为阅报社提供丰富可用的阅读材料,助益其持续发展,构建了一种共同促进、共同发展的良性互动。     

“证人社”与明季江南士绅的思想动向

在明亡十三年前,绍兴府有一批士绅成立了一个讲会组织“证人社”。他们在思想上以心学为理论武器,在实践上非常注重“迁善改过”,在现实关怀方面,往往抱有“忧时之怀”。他们在私人交往领域经常出入佛老,谈论一些抽象的形上问题,但在公共事务领域却往往扮演着凝聚地方力量、形成地方舆论、承担地方事务的公众知识分子的角色。一方面,他们试图通过个人的“功过格”实践来改变人心、重整秩序,另一方面他们也积极涉入社会、有着十分强烈的担当精神。本文认为清代以降针对“证人社”的某些批评指责未免片面失实,那种将明亡原因归咎于心学末流之“清谈”的观点,也不符合“证人社”的实际情况,故有必要重新评估“证人社”在思想史上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