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乡村社会协商治理制度化研究——基于绍兴市“夏履程序”的分析

现代乡村社会治理其实质是立足于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情况,由一种传统的非程序化治理形式向现代的制度化的治理模式转变的过程,而民主协商治理则是实现这种制度化治理模式的重要途径。文章以协商治理制度化为研究视角,以夏履程序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制度化理念、机制和绩效衡量的培育,积极探索新型的乡村社会治理途径。     

论治理主体现代化

国家治理是国家产生以来从未间断过的社会政治实践,治理主体在国家治理中处于主导地位。治理主体划分为"人治""官治""共治""自治"四种类型。治理主体现代化是指治理主体素质的现代化,包括治理素养和能力的现代化。推进治理主体现代化可以通过"倒逼推进""主动推进""自发推进""自觉推进"四种方式。治理主体现代化是依靠和为了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是实现治理主体现代化的根本途径。治理主体的现代化对国家治理以及其它两个要素治理工具和治理客体都有重大意义。     

协商民主视域下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路径探析

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关系着国家治理全局。新形势下,基层社会治理中面临许多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转变治理理念。那就是需要寻找一种解决问题的中国之道,即协商民主,去实现内生性的政党与社会的互动,从而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论乡村治理的法治化

乡村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法治是乡村治理的理想目标。必须让法治凝聚农村社会共识,在法治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用法治思维促进乡村发展。破除阻碍乡村治理法治化进程的因素,既要注重制度自身的完整性、体系化,又要注重制度的更新和发展。规范和完善乡村治理的运行机制,使村民参与有序,理事有章,办事有据,走法治化道路,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完善乡村治理机制 建构多元治理范式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对乡村治理机制提出新的要求。现有乡村治理的结构困境与矛盾,客观上要求建立政府与社会共管共治的多元治理范式。多元治理的核心是革新基层政府运作,激活乡村民间力量,探索乡村民间组织治理参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特征及其历史方位

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具有深厚的中国历史传统与政治文化传承,代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方向,具有浓郁的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风格,它主要具备三个方面的特征:第一,与中国国情相匹配,突出表现为有雄厚的文化资源作支撑,一是中国儒家思想中的"和合"政治文化传统等政治理性和智慧,二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中国革命中的统一战线和政治协商的思想;第二,是当前中国一种有效的民主治理形式,有着最广泛     

地方的多重感知:一种生态博物馆的路径

在现代性与在地性的影响下,"地方"或"地方感"的相关议题日益成为不同学科重要的知识生长点。在遗产与博物馆学领域,作为一种塑造"地方感"的文化工具,生态博物馆在项目实践与理论建构方面遭遇到了认知社区或乡村的困境。地方的感知并非唯一,而是极具主观性和场景性。乡村个体、乡村集体、地方政府、生态博物馆都有一套解释地方的逻辑视野,这种多元性的地方感知是理解地方、治理地方的关键所在。     

华侨村官与侨乡社会治理资源的跨国动员——以福建省明溪县为例

论文以明溪县的华侨村官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华侨回国担任村官的社会结构性因素和个人因素。认为中国农村选举制度的普及是该群体产生的社会制度性因素,地方政府的动员推动了他们参与的积极性;个体对家乡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以及传统的"衣锦还乡"追求,则是华侨村官参与乡村治理的重要内在动力。华侨担任村官后,运用自己曾在国外务工经商的经历优势,对国内与国外的资源进行动员,在侨乡的建设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华侨村官对侨乡的社会治理是中国乡村治理的一种特殊类型,对中国农村社会治理模式具有借鉴作用。不过,随着在侨乡成长的第一代移民的老去,第二代、第三代移民对家乡日益陌生,乡村回流人口必然随之减少,侨乡社会治理模式的未来走向还有待观察。     

新型社会组织参与贵州乡村旅游村寨治理路径研究

新型社会组织参与贵州乡村旅游村寨治理，是有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研究发现，在少数民族地区，新型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旅游村寨治理过程中出现了基层党组织涣散、治理能力不足、社会组织空心化等问题。本文通过分析影响当前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旅游村寨治理的主要因素，探索新型社会组织嵌入贵州乡村旅游村寨治理的良性机制及可行路径，为贵州乡村旅游村寨治理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导，进而实现乡村振兴。     

协商民主在少数民族聚居村庄治理中的运用与发展研究——以四川省A村为例

协商民主在四川西部少数民族聚居村庄治理中不仅有着现实的生存土壤,而且对于实现村庄发展与破解社会矛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四川西部的少数民族聚居村,协商民主既有特殊的存在形式——家族议事会,而且还有自身显著的特点。但它也存在一些不足。要提升少数民族聚居村庄治理的水平,既要发挥协商民主的作用,还要合理引导协商民主的发展,并培育协商民主健康生长的土壤。     

基于美丽乡村建设的农户参与生态环境治理行为机制

乡村生态环境治理是美丽乡村乃至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任务,而农户主动参与是乡村生态环境实现根本性治理的关键。本文构建了农户参与生态环境治理行为发生机制研究框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农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分析了农户参与生态环境治理行为的驱动因素及影响路径。结果表明：(1)农户行为遵循“认知—感知—响应”的发生路径模式,生态环境治理认知是驱动农户行为的基础性变量,生态环境治理感知是认知正向驱动农户行为的中介变量;(2)环境社会资本、环境影响敏感度、农户行为自觉等因素分别是制约生态环境治理认知、生态环境治理感知及生态环境治理响应的主要因素;(3)在美丽乡村建设及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政府发挥了主导性作用,多主体参与的社会监督、社会组织等社会资本建设尚待加强,以农户为中心的多主体参与模式和体制机制有待健全。     

礼俗互动传统中的顾炎武风俗教化观及其现代启示

作为一种政治文化传统的"礼俗互动"话语及其实践,建构了传统社会的统一性。顾炎武的风俗教化观是传统"礼俗互动"的缩影,他认为作为一种政治文化的风俗是全民性的,论世必考其风俗,历史兴衰与风俗美恶联系紧密。整顿风俗必然要以礼乐教化为纪纲,"民德厚而礼俗成"是其风俗教化观的主要宗旨,其风俗教化观对当下的礼俗互动话语具有一定的现代启示意义。新格局下的"礼俗互动"话语及其实践方兴未艾,传统礼俗的现代性转化及其互动为我们理解当下中国社会提供了新的视角,发挥这种本土思想资源在国家治理与民间自治上的社会整合功能,有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社会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复制还是隐喻?——对“打猖”民间宗教活动的研究

以民间宗教活动中的"打猖"为例,基于治理的视角,论证了民间宗教"隐喻的隐喻"背后,其实是对"国家"和"社会"的"复制"。这种"复制"具体表现为:在治理背景上,民间宗教"复制"了"社会"的治乱兴衰和由乱至治;在治理空间上,民间宗教"复制"了"国家"的行政区划与权力空间设置;在治理目的上,民间宗教"复制"了国家的民本思想;在治理手段上,民间宗教"复制"了"社会"的流动机制和"国家"的惩戒机制;在治理合法性上,民间宗教"复制"了"国家"与"社会"的双重授权模式。中国的民间宗教并不等同于"社会",也不等同于"国家",而是由"国家"与"社会"共同"合谋"而"互构"出来的"第三域",是"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缓冲地带。     

“加州学派”与早期现代史研究范式的转换

早期现代史研究长期受西方中心主义范式的支配。在这种范式下,西方的历史被界定为一系列构成现代性要素的"西方特性",非西方则被想象成缺失"西方特性"的前现代社会。近年来,西方中心主义范式遭到多元主义范式的挑战,在这方面,"加州学派"的比较研究功不可没。该学派否定了"西方特性"论,致力于寻求西方与非西方历史的相似性因素,同时也承认两者的差异性。将西方与非西方社会平等视之、互为主体的交互比较方法将大有用武之地。     

民国时期乡村教师的生存状况

从民国时期乡村教师的生活体验和其他相关研究来看,乡村教师的生存现状是工作条件艰苦,工作繁难,待遇低下;同时还遭受到乡村民众的抵触和乡村士绅的排挤,事实上沦为乡村社会的边缘人;乡村教师普遍心情苦闷,状态低迷,对自身职业的认同感不高,对自身的社会角色定位比较游移。这种生存状况反映出,在国家教育体制、专家精英和乡村社会等外在规约中成长起来的乡村教师,其在乡村教育中的主体价值和主体意识是薄弱的,并没有发挥社会所期待的"中心"或"导师"的作用。     

域外乡村治理的典型模式及经验借鉴

本文列举的域外乡村治理典型模式,或是国家自上而下地治理,抑或是乡村自下而上的自我改造;或是内生自发驱动,抑或是外生助力推动。无论哪种模式,其共同之处是多中心治理,多方主体协同共治。政府引导、农村自治主导、社会第三方主体参与,协调共同治理。域外乡村治理模式是在本国实践基础上不断与时俱进,积淀了具有参考价值的治理理念。通过借鉴域外乡村治理的成功经验,构建我国乡村治理模式。     

青海基层社会治理主体特殊性研究

与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相比,社会治理更加强调主体的多元性,政府是在多元社会治理主体中起着主导作用,社会组织作为联系政府与公民之间的桥梁,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不容忽视。与全国其他省份相比,在青海基层社会治理主体中,基层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能力较弱、社会组织力量弱小并且发展缓慢、宗教人士及寺院在青海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扮演着十分特殊的角色。推进青海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着重提高基层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的作用,并坚持依法治理和"因俗而治"相结合的路子。     

重视和保护乡土景观

正费孝通先生曾在《乡土中国》一书中开篇写道,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与这乡土性直接关联的便是那土头土脑的下乡人了。在城里人看来,乡下人显得土气,但这土气却是祖祖辈辈在土地上靠农业谋生积淀而成的一种乡土社会的特质,世代相传,承载了中国乡村文明的绵延不绝的历史基因。当前,城市化进程加速发展,如何留住乡土,振兴乡村,再造基层社会的文明新秩序,则成为新时代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新使命,是机遇,也是挑战。     

社会组织、仪式实践与象征权威——青海三川地区水排组织的民族志研究

水排组织是青海省民和县三川地区的一种地缘型民间社会组织。在传统社会中,它曾起到管理村落农事、化解村际用水矛盾等作用,如今还主要在农事仪式实践中延续其功能。借助神灵崇拜建构起象征权威力量,是中国地方社会运作的重要机制,水排组织主持的跳"纳顿"酬神仪式亦是如此。它达成了村落群体内部的精神凝聚与社会团结,促进了村际乃至族际社会秩序的整合,凸显出乡村社会自我有序治理的"实践智慧"之所在。这一建构起乡村内生性社会秩序的实践智慧,对于当下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有其借鉴意义。     

多元文化视角下乡村旅游与空间重构研究——以北京怀柔北沟村为例

多元文化视角是理解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渠道,文化比较亦成为旅游研究的共性思维。文章以北京怀柔渤海镇北沟村为例,探讨多元主体作用下旅游对乡村空间的重构作用,重新审视乡村旅游与多元文化的内在关联。研究发现,北沟村旅游发展受到基于不同文化的内外部精英的共同作用,本土精英的回流成为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具有不同文化性质的主体促进了乡村业态、空间组织和生活方式的转型。外来社会文化在与本土文化相互融合协商推动了旅游产业的创新,形成具有中西文化结合特征的旅游空间。多元文化交流背景下的主体不断实践,在日常生活中实现多元文化融合,逐渐摆脱“我者”和“他者”的文化隔离。在共同诉求的驱动下,村集体、村民与外来经营者实现社会空间的融合,组成空间生产的“共同体”。研究以期为优化乡村旅游的组织形式、乡村资源合理配置和人地关系的协调提供策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