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乡的江湖”:近现代冀南乡村梅花拳的组织传统考察

近现代冀南乡村灾乱频发,流民现象周期性出现,梅花拳以师门、教门为纽带,自觉建构地方社会秩序并努力维持,由此形成了"在乡的江湖"的社会空间。梅花拳精英通过对"天地君亲师"等符号的活用,贴近国家礼治话语,在对自身体系予以神圣建构的同时,操持乡村社区公益,体现出地方尚武习俗与信仰活动的相互嵌入,可以视为广泛意义上的中国礼治传统的一部分。"在乡的江湖"的凸显,是近现代以来国家力量介入乡村程度日益加深、农民的社会流动加速的一种文化反映。循此路径,或有助于推进对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同一性与差异性的理解。     

乡村自治:从传统到现代

传统中国乡村具有一定的"自治"色彩,乡村自治体现为"皇权、族权和绅权的结合",是基于当时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关系基本状况寻求国家与社会的平衡、实现官治与自治的良性互动的现实选择。但总体上看传统中国乡村自治是低水平和维持性的。民国时期,国家权力不断渗透到乡土社会,国家与社会之间此消彼长、各有进退,乡村治理格局呈现出复杂和多样化的特征;然而,由于国家整合乏力和国家权力渗透有限,传统乡村自治的基础和根基并未被打破。新中国成立后,压力型政治体制形成,国家权力下沉至底层社会,彻底打破了传统乡村的秩序和格局,特别是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终结了"乡村自治"的历史。改革大幕开启后,"人民公社"体制被乡政村治体制所取代,村民自治是国家寻求行政权与自治权平衡、实现乡村善治的制度创新。但是,当下村民自治的困境表明,现代乡村建设必须创新体制和机制,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平衡,建构农村社区自治体制,走真正的乡村自治之路。     

孙中山、蒋介石与民国保甲制度的复兴

民国保甲制度的复兴,既与孙中山地方自治思想的局限性有关,更与蒋介石对这种局限性的夸大和歪曲有关。孙中山关于地方自治的训政设计、认为中国民众"一盘散沙"以及重视传统社会乡村组织的作用,恰为蒋介石统制和训练民众、恢复保甲制度提供了解释的空间。然而,二者的地方自治思想有着本质差异。在理论基础方面,孙中山强调"主权在民",主张权利与义务的统一,而蒋介石更强调人民单方面应尽的义务;在实施主体上,孙中山强调以县为地方自治单位,体现中央与地方的分权,蒋介石则强调县以下基层乡村为自治单位,体现了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在推进方式上,孙中山主张用教育方式训练民众,逐步扩大民权,蒋介石更强调以军事化手段强化民众的服从意识;在借鉴中国古代传统时,孙中山主张融贯中西,探索适合中国实际的地方自治模式,而蒋介石借鉴中国古代保甲制度则是为了"剿共"的现实需要。     

当代村落民俗志书写中学者与民众的视域融合

近年来兴起的村落民俗志书写热潮,体现出我国乡村社会发展过程中文化自觉意识的增强,但在民众自发行动与政府合理施政之间,迫切需要搭建公共话语平台。当代学者应继承古代知识精英"为民请命""以礼化俗"等所表征的神圣传统,通过与民众的视域融合,促进对村落民俗传统的准确认知与表达,赋予村落民俗志书写以多层级的文化意义,助推当代乡村振兴战略,发挥对国家和地方社会发展的葆育作用。这种实验式村落民俗志书写,还应注意在深描之中提炼理论话语,发掘中国文化的民间表达形式与传承机制,以小见大地阐述中国社会的人文传统、基本国情与发展道路。     

梅花拳的复兴与华北乡村的群体认同

自明末至今,山东、河南及河北交界地带的梅花拳从数个朝代的更替和社会运动中存留下来,并在当下城镇化背景中得以复兴。其动力在于它整合了多种民俗文化要素,满足了不同人群的社会交往和精神生活需求,弥补了因城镇化的极速发展而带来的乡村社会民众认同感的缺失。     

经济的"土改"与政治的"土改"——关于土地改革历史意义的再思考

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土地改革运动的历史意义进行了再思考.在诸子平分家产制度、乡村社区生存伦理和中共早期经济政策等因素的作用下,土改前夕乡村土地的集中程度和租佃率都远远低于中共领导人的估计,因此土地改革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方面的意义可能被高估了.对于党和国家而言,土地改革更重要的功能,在于重塑"国家--乡村社会"关系,帮助国家有效地控制和治理乡村社会.     

“牛缰绳”与“帝国主义”:朝鲜战争的中国乡村映像(1950-1953)——以山东郯城县相关史料为中心的考察

朝鲜战争爆发后,陌生的朝鲜、强大的美国和恐怖的战争、不知不解的抗美援朝,构成了中国乡村百姓的基本认知反应。由于抗美援朝宣传与动员参军一起来到乡村,在乡村百姓的认知所及,就形成了"朝鲜战争=抗美援朝=动参=战争"的连环公式,这一公式在现实中落实为乡村百姓对战争的排斥与恐惧。于是,乡村百姓基于生存本能的认知与行动选择,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的强势渗透与现实工作技术调整,乡村干部在完成上级任务中的上下周旋与小动作,乡村传统逻辑对国家权力的肢解与扭曲,等等,勾勒出朝鲜战争期间动参运动的乡村万象。在此过程中,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之间既呈现为相互的博弈,又呈现为彼此的妥协,其结果绝非或"堂皇"或"灰暗"的简单线条,而是台前加幕后的多重历史映像。     

“传统礼治与当代‘软法'建设高端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2015年5月16—17日,由北京大学软法研究中心、清华大学中国礼学研究中心、山东大学法学院、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联合举办的"传统礼治与当代‘软法'建设高端学术研讨会"在山东师范大学隆重召开。来自全国20余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30余人出席会议,提交论文24篇。本次研讨会围绕传统礼治与软法建设,中国古代的礼、法关系与"礼法合治"传统,传统礼治与当代软法建设对于社会治理与司法实践的意义等问题展开了深入探     

试说乡村社会与中国佛教寺院和僧人的互相影响

中国古代的乡村寺院之社会作用有别于那些在城市或"名山"中的寺院。鉴于在古代中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乡村民众的信仰成了宗教在社会存在的基础,所以乡村寺院对佛教的社会作用至关重要。这些乡村寺院和当地社会互相影响,寺院作为地方民众的重要公共场所,促进了农村的文化经济、习俗信仰和慈善事业,地方社会则影响寺院的僧人和信众之素质、宗教形态,甚至寺院建筑。     

民国保甲诉讼与甘肃乡镇保长的角色游移

20世纪30年代的甘肃乡村社会,战乱与贫困相依相存。抗战时期繁苛的兵役田赋不断压榨着民众的生存资本。乡镇保长作为国家行政体系的最基层,在征粮纳赋中首当其冲,民众与乡镇保长的关系势难缓冲,呈讼案件迭出不穷。甘肃省、县政府在迫切需要乡镇保长完成上级任务的情境下,亦不得不对拥有地方人脉资源的乡镇保长多加拉拢。与此同时,国民政府保甲制度的推行,打破了乡村社会既有的权力平衡,国家行政体系与乡村势力之间发生了一系列碰撞与交融。传统的乡村权力结构发生变异,乡村士绅阶层出现分流,一部分退出乡村社会的权力体系,一部分不得不与地方豪绅沆瀣一气,更有一部分地痞流氓乘隙而入,充当了国家权力与地方势力相互融通的工具。     

抗战时期四川省农村合作社“有产化”现象及其成因

抗战时期,四川农村合作社"有产化"现象,是国民政府借助农村合作运动将国家权力渗入川省乡村社会的必然结果。在国家权力向乡村社会延伸的过程中,国家农贷信用体制和传统乡村监管思维是造成农村合作社"有产化"现象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无限责任连带"的国家信用农贷制度,使合作社会对贷款偿还能力较低的贫农进行排斥;另一方面,作为国家控制传统乡村社会的最佳人选,乡绅和保甲长等地方势力常常得到合作行政主管机关的青睐,使合作社的"有产化"现象更为突出。     

传统乡规民约何以可能——兼论乡规民约治理的条件

作为民间法的乡规民约在传统中国乡村社会治理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对乡规民约如何起作用即其权威来源和基础却鲜有研究。探究乡规民约的权威来源是理解和把握乡规民约在乡村社会地位的重要视角。本文以马克斯·韦伯的权威来源理论为分析框架,从熟人社会的礼治秩序、乡约组织的宣教引导、宗族制度的家法族规、乡村精英的教化授命等角度探究乡规民约的权威来源及治理条件。     

从“邪教”案看清代国家权力与基层社会的关系

保甲制是清政府对基层社会实施控制的一种制度安排 ,也是国家权力赖以渗透基层社会的主要途径。然而 ,现实总是与制度的理想相去甚远 ,保甲制不仅未能成为官方查拿邪教的利器 ,反倒成了个别村民或少数不良乡保借机敲诈勒索、挟嫌报复、发泄私愤的工具 ,这不能不说是保甲制的尴尬。乡村社会本质上是一个民俗的、礼治的社会 ,而不是王法的社会 ,邪教案反映出官民对立表象下的深层原因———习俗与王法的矛盾。     

试论清代的"礼治"

清朝是一个重“礼治”的社会．礼教、道德规范是清朝法律规范的核心。在清代的社会生活中．人们不仅受着严密的成法律规范的约束,还受着无形的礼教、道德规范的束缚。就整体而言,清代不是一个“法治一社会,而是一个“礼治”社会。     

"一国两制"构想的伟大创新

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并推动实施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这反映了中国政府在解决重大历史问题时务实而明智的作风。本文从国家学说和国家统一思想、国家宪法内容和地方自治立法、国家管理结构和地方自治体制以及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思路和方式等四个方面,对"一国两制"政策在形成与实施过程中的诸多重大创新加以总结和探究。     

礼俗互动视角下的当代宗族建构现象分析——鲁中大窎桥村王氏宗族考察

宗族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礼俗互动的结果,是连接国家礼制与地方民众的中介,这一传统在当代社会中仍以不同形式有所延续,并在乡村社会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鲁中大窎桥村王氏借助其丰富的家族历史记忆,以家谱续修、祖先祭祀、祠堂修建等形式,持续进行宗族建构实践活动,与当今自上而下进行的乡村振兴战略形成互动关系。从礼俗互动视角予以分析,有助于发掘乡村宗族的文化意蕴与运作机制,促进民众自发行动与政府合理施政之间的融合,助推当代乡村振兴战略。     

在国家叙事与地方叙事之间——英国北约克郡乡村博物馆实践

作为工业化程度较低的非都市郡,英国北约克郡保存着完好的乡村景观和历史建筑。自19世纪,英国便出现乡村生活的博物馆化,在保护乡村景观的同时也致力于收藏、保存乡村记忆。北约克郡乡村博物馆的产生和发展植根于英国社会和文化情境。乡村博物馆实践不仅是国家价值的体现,也是调节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重要机制。在国家话语体系内界定"乡村"的同时,也承担起塑造地方感和地方认同。反观我国乡村博物馆,其实践以20世纪90年代的生态博物馆建设为肇始,秉承对村落景观进行整体性保护的理念。然而,在具体建设中仍然面临激发村落居民文化自觉性,建立有效的运营、管理机制的挑战。     

晚清保甲制的历史演变与乡村权力结构——国家与社会在乡村社会控制中的关系变化

保甲制是清王朝实施乡村社会控制的主要制度 ,但在乡土社会权力制约下 ,国家政权向乡村社会的延伸屡受挫抑。围绕着乡村权力格局 ,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及其权力力量变动 ,不仅构成了“政治近代化”过程中乡村权力结构的历史前提 ,而且也是我们认识近代中国社会的一个新视角     

社会组织和民间信仰:梅花拳不仅仅是一种拳

与其他武术拳派相比,梅花拳在攻防实用性上并没有本质的差别,而真正的不同在于它不仅仅是一个拳种,还是一种社会组织,更是一种民间信仰,而组织的广泛性和信仰的坚定性正是梅花拳能够扎根民间并繁荣昌盛的两大法宝。明白了这一点,可为当今的武术拳种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实现民间武术与民俗活动的有机融合,并促进传统武术在现代社会的传承与发展。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乡村权力结构的崩溃与重组

国民政府的建立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标志性事件,此前规模宏大的国民革命既颠覆了原有的北洋政权,也对乡村政治产生重大影响。国民政府建立后,地方自治推行的失败使得国民政府未能自上而下构建乡村基层权力网络,国家权力的组织、功能边界并未得以大幅扩张,清末以来社会自然演绎形成的乡村权力结构仍然顽固存在。国民政府对乡村的治理是通过乡绅阶层为中介实现的,同时乡绅阶层借助于保甲制与国家权力之间构成制度上的关联,进而获得政治权威。这导致国家权力未能实现现代意义上的乡村治理,也为国民政府的最终崩溃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