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权力绑架下的天人感应灾异说(公元前206年至公元8年)

通过将思想史和政治史相结合,本文论述了汉帝国时期的两个悖论。汉儒完善了天人感应的灾异说,从理论上来看,这种学说能够让官员利用灾异来限制皇权。但从灾异说现实的运用上看,我们发现其完全背离汉儒的理论设计,沦落为政治权力的附庸。当我们进一步追问是什么导致灾异说理论和实际运用的巨大偏差时,我们发现了第二个有趣的悖论。儒生成功地取代了卜、史等专职官员成为灾异的主要解读者,但他们成功的原因也直接导致他们丧失了卜、史曾经拥有的对灾异解说的话语垄断。在灾异解释缺乏制度化、职业化的保证时,灾异理论不具有独立自主性,不仅灾异解读陷于无休止的论争中,而且往往为政治权力所绑架,成为一个服务于当权者的斗争工具。     

汉代的灾异祥瑞诏书

<正>灾异和祥瑞是占候被用于国家政治时的吉凶两类征兆。灾异指自然灾害和反常的自然现象,祥瑞被人们认为是表达天意的、对人有益的自然现象。灾异祥瑞思     

西汉继体之君正当性论证杂议--以霍光废刘贺为例北大核心CSSCI

从昌邑王到被迎立为皇帝再到废黜为海昏侯,刘贺本人在西汉政治史上或许无足轻重,但元平元年围绕着他发生的帝位废立过程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特别是在皇权更迭模式及其正当性论证方面的影响不宜低估。皇朝内部的权力传承或"内继"之正当性,取决于三项条件:大宗嫡系的继体血统,敬天崇祖的守文之德和反映在符瑞灾异中的天意验证。霍光集团因政治利益的考量自下而上废黜刘贺,其正当性因刘贺本人的德行缺陷、灾异征兆而赢得较广泛的认可。废黜过程中的暗涌微澜也未对西汉皇朝的统治正当性构成重大威胁,这与宣帝和霍光应付废立危机得当不无关系。西汉以后历代皇朝的顶层政治实践中,普遍视霍光"尊孝宣而废昌邑"为皇权更迭的新典范。其"废昏立明"范式不仅为董卓、司马昭、桓温等政治野心家提供了挟天子以令天下的"正当"借口,也成为集权帝制时代防止社会政治极端恶化的制动器,在维护君主专制政体的同时尽可能地维持其统治的价值合理性和较广泛的认受性。     

西汉继体之君正当性论证杂议——以霍光废刘贺为例

从昌邑王到被迎立为皇帝再到废黜为海昏侯,刘贺本人在西汉政治史上或许无足轻重,但元平元年围绕着他发生的帝位废立过程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特别是在皇权更迭模式及其正当性论证方面的影响不宜低估。皇朝内部的权力传承或"内继"之正当性,取决于三项条件:大宗嫡系的继体血统,敬天崇祖的守文之德和反映在符瑞灾异中的天意验证。霍光集团因政治利益的考量自下而上废黜刘贺,其正当性因刘贺本人的德行缺陷、灾异征兆而赢得较广泛的认可。废黜过程中的暗涌微澜也未对西汉皇朝的统治正当性构成重大威胁,这与宣帝和霍光应付废立危机得当不无关系。西汉以后历代皇朝的顶层政治实践中,普遍视霍光"尊孝宣而废昌邑"为皇权更迭的新典范。其"废昏立明"范式不仅为董卓、司马昭、桓温等政治野心家提供了挟天子以令天下的"正当"借口,也成为集权帝制时代防止社会政治极端恶化的制动器,在维护君主专制政体的同时尽可能地维持其统治的价值合理性和较广泛的认受性。     

"承负说"与两汉灾异论

作为《太平经》基础理论的"承负"说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善恶报应,继承汉代之前中国本土的善恶报应思想;二是对汉代社会危机提出的一套解释系统,此与灾异论的盛行具有重要关联。前者为《太平经》对下层民众进行宗教教化准备了前提,后者为其政治改良方案的提出铺平了道路。尤其后者,对两汉之际不同派别的道教运动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进而深刻影响了后汉之政治变迁。     

汉代儒学的神学化

为适应汉代政治统治的需要,儒学在汉代与王权政治紧密结合,逐渐扩张其政治影响。儒学的神学化理论宣扬君权至上,神化三纲五常,通过天人感应、阴阳灾异等学说建立起来,在东汉谶纬神学盛行的土壤上,迅速被统治者重视,使之不断上升为国家意识,最终在东汉章帝时的白虎观会议完成。在这一过程中神权与王权、宗教预言与政治预言的结合和相互作用是值得注意的。     

灾异:汉代帝王强化皇权之借用工具

正在科学尚不发达的汉代,人们对日食、月食、星悖、地震、旱灾等自然异象无法给予科学的解释,因而认为这些自然异象乃是上天对帝王失政而发出的谴告,"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出灾异以惊骇之"(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59页),这样灾异与帝王就有了联系,同时也为汉代帝王借助灾异强化皇权提供了理论依据。     

东汉灾异的早期记录——从原始史料到伏侯《古今注》

东汉一代有着较为完备的灾异记录制度,这包括灵台的天象观察、郡国的灾异上报、刺史采取灾异以及特使查访灾害,最后由太史令"掌记之",从而形成了原始的灾异史料。这些灾异史料随即为东汉的"注记"与"起居注"所采用,成为官方史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伏侯利用其与修《东观汉记》的便利,即仿照官方之"注记",撰成《古今注》一书。该书之记事,以灾异、祥瑞为其大宗,虽不曾为《续汉书·五行志》所采用,却是了解东汉官方灾异史料的重要参考。     

试析宋代士大夫劝谏皇帝时的恐惧使用北大核心CSSCI

宋代士大夫劝谏皇帝时多借助兵变、灾异等有形无形恐惧,在逻辑清晰的主流之外,也时有事实和推断并不充分可信的情况,其主要目的在于使皇帝戒惕谨慎,使国家进入理想轨道,但也多少存在争权夺利等意图。宋代政治较为稳定平和,但事功差强人意,懦弱因循思想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与士大夫的恫疑虚喝有着一定的关系。     

试析宋代士大夫劝谏皇帝时的恐惧使用

宋代士大夫劝谏皇帝时多借助兵变、灾异等有形无形恐惧,在逻辑清晰的主流之外,也时有事实和推断并不充分可信的情况,其主要目的在于使皇帝戒惕谨慎,使国家进入理想轨道,但也多少存在争权夺利等意图。宋代政治较为稳定平和,但事功差强人意,懦弱因循思想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与士大夫的恫疑虚喝有着一定的关系。     

略论两汉士大夫的异同

在儒学与皇权政治的结合过程中,两汉士大夫在政治取向、学术风格等方面都分别呈现出明显的共性和个性。追求入仕,师、吏并重是两汉士大夫的共同特征。论其异,西汉士大夫固守“天下为公”的理念,忠君意识淡漠,以师道和言灾异制衡皇权,以“王道”改造政治;学术上兼容,学以致用,侧重于整理经典和阐释义理。东汉士大夫则忠君意识强化,师道式微,缺乏独立的政治人格,缺乏道德的自我约束;学术上思想谨固、保守,重视考释、注疏和训诂。儒学的政治化是造成上述变化的主要因素。     

台湾故宫“史馆档”与《清史稿·灾异志》

众所周知 ,《清史稿》编纂时 ,对于清代国史馆所修纪、志、表、传等多有所本 ,这些原始档案今天依然可以在海峡两岸的相关机构看到。但有关“灾异志”部分 ,则有所不同 :由于清国史馆拟定的本朝史体例中 ,并无“五行志”或曰“灾异志” (《钦定大清会典》载 :“志之目有 :天文志、时宪志、礼志、兵志、刑志、乐志、艺文志、地理志、河渠志、舆服志、仪卫志、食货志、职官志、选举志” ,① 共十四志 )。因此 ,在现存的清国史馆档案中 ,自然找不到“五行志”或“灾异志”② ,欲从历史编纂与档案学的角度对《清史稿·灾异志》进行考察 ,只能主…     

刘向校书动机发微

先秦时期文献的丰厚积累,秦始皇焚书和秦末动乱对典籍流传的破坏,西汉初中期图书文献的增加,以及汉朝的求书、藏书和校书传统,构成了刘向校书的学术背景.然而元、成二朝郊庙礼制改革的论争,以及成帝胡灾异屡降,迫使成帝急需理论的依据和历史的借鉴,加之成帝个人对典籍经书的喜爱,便效法前朝以求书、校书来寻求解决现实政治问题的传统,这才是成帝下诏校书的真正的动机.刘向适逢其时,以其特殊的身份承担了历史交托给他的重大使命.因此,唯有全面理解刘向校书在学术文化与现实政治上的功能,才能更充分地掌握成帝下诏校书的实质目的和整体意义.     

试析地方志不见地方的症结

试析地方志不见地方的症结李德刚，步进地方志志地方，举凡一方土地的天文、地理、政治、军事、文化、民情、习俗、灾异、人物等，都包罗于内。大至一个部类编章，小至一个节目事象，无一不属这方土地所有。所以说，地方志的最大特点就是地方特点，评价一部地方志的质量，...     

20世纪30年代“读经”的主张和争论

对于1930年代因"读经"而引发的争论,仅从政治思想斗争及国民党寻求统治的合法性而展开研究是不够的.争论的背景和相关论述表明,它更主要是立足于民族和文化的双重危机;立足于对传统文化与现实政治、社会生活、文化建设等相关联系的多种认识.     

两汉时期的谏诤思想

言谏制度形成于两汉,是自下而上对皇帝的言行进行监督、拨正的制度,它与御史制度一起构成了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全部内容。而言谏思想又是言谏制度里的重要内容,是言谏行为的理论依据,在两汉盛行以灾异说、圣者贤人说、前代兴亡说来匡正君失。其中以灾异说最为盛行,两汉时期的人甚笃灾异,以灾异言事对言谏行为有积极效果。     

纽约市的衰退——纽约市财政危机

纽约市的衰退开始于七十年代中期.资金流动及由此而引起的工作流动是大部分较老工业城市危机的症结所在.唯利是图的政客大量借贷是这场危机的直接原因.引起这场危机的第二个原因是社会因素,如资金、工作、人口的流动、生产和运输的技术变革引起的诸如经济活动在何处进行,如何进行等问题.当然,还有政治及社会诸方面对生产方式的变革所起的间接作用等.纽约市财政危机的根子在于就业机会减少,无法为城市劳动力提供充足的新的就业机会以支撑城市公用事业.     

论汉墓画像中的灾异现象

以汉墓画像中灾异图像资料为研究对像,结合汉代社会流行的阴阳五行说、天人感应论等,阐述汉代社会人们的思想观念和对人生信仰的追求。     

《十月之交》的年代问题

《小雅·十月之交》(以下简称《十月》)是一篇政治诗,作者藉当时连续发生的古人认为灾异的自然现象,谴责周室的政治黑暗,控诉自己的困苦。“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的辞句,提供了作品的时代。汉儒注诗,毛亨说是幽王时,郑玄说     

论班固创立《汉书·五行志》的意图

《五行志》主要记录中国古代的灾害及怪异事物,是正史的重要志书之一。作为中国古代官方意识形态中天人感应思想的重要载体,《五行志》并非如现代学者所认为的是迷信之作。班固笃信阴阳灾异,但他的阴阳灾异思想中有"圣王之道"与"小数"的区分,谈论灾异重视的是一般原则,不拘泥于具体的解说。他创立《五行志》的目的是要遵循《洪范》大法、《春秋》大义,以此来彰显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