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康有为《孟子微》之“微”

《孟子微》是康有为发明《孟子》“微言大义”之作。康有为认为,《春秋》乃孔子大义微言之所在,孔道之微,当于《春秋》求之;《孟子》乃传《春秋》之作,《孟子》之微,当亦于《春秋》求之;《春秋》乃孔子立教改制之书,《孟子》以儒为教,以孔子为教主,其三世三统之变、进化维新之义以及众生平等、世界大同的理想与《春秋》一脉相承;《孟子》传孔子《春秋》之学,得孔道之本,孟子之学应出自有子,而非曾子。《春秋》在康有为的经学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为我们理解《孟子》之“微”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春秋》文化价值论略

笔者曾占本刊一角,概述《诗》、《书》、《礼》、《易》的文化价值,现补论《春秋》,连同前篇,可略观“五经”文化意义之全貌,并以之就教方家。 一、官修编年国史之滥觞 “春秋”原是西周末期至东周前期各诸侯国编年国史的通称。《国语·楚语》有“教之以《春秋》”、《国语·晋语》有“习于《春秋》”等语,可见楚史、晋史皆名《春秋》。《墨子·明鬼》更征引“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说明春秋年间各诸侯国所编国史皆名《春秋》,墨子曾称“吾见百国《春秋》”,极言其时作为列国国史的《春秋》数量之众。然而,在众多的诸侯国国史中,传世者仅为《鲁春秋》,于是,后来《春秋》成为鲁史专名。《孟子·离娄》说:“晋之《乘》,楚之     

朱熹《诗集传》自序考论

朱熹《诗集传》自序是《诗经》序跋中重要的篇目,体现了《诗集传》的创作动机和“诗经宋学”的学术特质.《诗集传》自序之创作时间并非是朱熹自己所言的“淳熙四年(1177年)”,应在公元1177年《诗集解》成书以后,其时《诗集传》之创作思想亦已成熟;《诗集传》自序是朱熹专为《诗集传》所作,并非之前学者所认为的,是朱熹为《诗集解》创作的旧序.通过《诗集传》自序与《诗大序》、《诗谱序》的比较,可见朱熹在诗经学根本问题上所持观点的特殊性.《诗集传》自序采用了“语录体”之体例进行创作,朱熹借助这种模仿圣贤口吻的文体,增强该书的学术影响.《诗集传》自序对宋代以后的《诗经》著述和版本之序跋,在内容和形式上均存在深远影响.     

朱熹说《春秋》

朱熹认为《春秋》是史,是因为反对经学家一字褒贬的解经法,直把《春秋》看作史;朱熹不从一字褒贬中解经,而从具体史实中体会《春秋》义理。同时,他将义理贯穿于《春秋》史事之中,并将义理作为史书写作的指导原则。然而《春秋》义理本身却是不融通的,所以视《春秋》为史,出于朱熹对《春秋》义理不能融通之后无奈的选择。     

关于《春秋》性质的再思考

孔子所作的《春秋》是一部什么性质的著作？从战国之际的孟子、苟子,直到两汉时期的司马迁、班固等人都持有相同的观点,即认为它是一部蕴含作者“微言大义”的政治学著作。《孟子&;#183;滕文公下》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日：‘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瞑。”这是说孔子有鉴于春秋末年世道人心的衰坏,     

浅论 “大学之道”

一、问题的提出《大学》原是《小戴札记》中的一篇,后为宋人朱熹抽出,重新加以整理,与《中庸》、《论语》、《孟子》合称“四书”,且被列为“四书”之首。朱熹认为汉代人所传的《大学》,章句上有错简,他便另行考订,将《大学》分经一章,传十章,并认为《大学》之“经”为孔子之言。因此,今之《大学》有两种不同的版本,一种为戴圣所传,一种为朱熹所订。这两个本子除在文字排列方式上有较大不同之外,内容基本相同。《大学》开首第一段（即朱熹所谓的“经”）写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     

《春秋》与西汉政治生活

西汉一代,由于董仲舒大力推演《春秋》之义,与皇权神授说相结合,因而使《春秋经》成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最高权威,俨然是一部“圣经”。清人唐晏所著《两汉三国学案》有中肯的概括:“凡朝廷决大疑,大臣有献替,必引《春秋》为断。”(卷八)兹举两个典型例子,说明《春秋》在当时所起的指导政治生活的重大作用。其一,武帝建元六年,高帝陵园和辽东高祖庙先后发生火灾。董仲舒上奏,认为这是上天向朝廷示意要对悖逆不法的诸侯王施加打击。其理论根据是:“《春秋》之道举往以明     

略论朱长文《易经解》对朱熹《周易本义》的影响

朱熹《周易本义》是最著名的解《易》著作。但有两个问题一直悬而未决:一是其学术渊源,众说纷纭;二是《周易本义》之《贲·彖传本义》有云:“先儒说‘天文’上当有‘刚柔交错’四字”,此“先儒”为何人,是一桩千古公案。经比对研究可知,“先儒”乃朱熹五世族祖、北宋著名学者朱长文,《周易本义》的直接渊源是朱长文著《易经解》。     

关于《春秋左传注》中《春秋》名称的辨正

《春秋》名称问题是春秋学史上的一大公案,久讼未决。当今有代表性的学者周予同之《群经概论》、蒋伯潜之《十三经概论》、杨伯峻之《春秋左传注》皆采晋杜预“错举四时”说,在学术界影响很大,几成定论。实则杜说不确。本文从天文学与民族学视角出发,并利用古代文献资料与历代学者研究成果,证明古代先有春秋二季,后出现春夏秋冬四时。年含春秋二季,春秋即代表一年。此是史书称《春秋》之源,与“错举四时”说无关。     

何休与《公羊》学三世递进的历史进化观

作为大一统思想的补充,《公羊》家提出了三世说。他们认为,《春秋》是孔子应天为新王制义法,《春秋》即一王之法。“《春秋》论十二世之事,人道浃而王道备,法布二百四十二年之中” (《春秋繁露·玉杯》)。在《春秋》里,寄托了孔子治世的理想。《公羊传》哀公十四年说:“君子曷为为《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则未知其为是与,其诸君子乐道尧舜之道与?未不亦乐乎尧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以君子之为,亦有乐乎此也。”何休《解诂》说:“末不亦乐后有圣汉受命而王德如尧舜之知孔子为制作。”又解释“制春秋主义,以俟后圣”说:“待圣汉之王以为法。”认为孔子是为新王立法,此新王,即圣汉之王。当周之世,作新王之法,权假文王,最后落实到为汉代立法。     

《汉纪》史论的政治观点

荀悦著《汉纪》,自称奉诏撰书的目的是:“作为帝纪,省约易习,无妨本书,有便于用,其旨云尔。”但荀悦著书的目的还不止于此,他对自己这部书是很自负的:“昔晋之《乘》,楚之《祷杌》,鲁之《春秋》”,“皆古之令典,立之则成其法,弃之则坠于地,瞻之则存,忽焉则废,故君子重之。《汉纪》其义同矣”。他把《汉纪》与春秋时期记载晋国的史书《乘》、楚国的史书《祷杌》、鲁国的史书《春秋》相提并论,而且认为这部《汉     

从青铜器铭文论吴国的国名

一、吴国的国名及由来吴国国名,史籍记载历来作“吴”,见于《春秋》经、传和《国语》、《战国策》以及《越绝书》、《吴越春秋》等.他如先秦典籍,也作“吴”,如《周礼·考工记》:“吴、粤之剑,迁乎其地而弗能为良”、“吴粤之金、锡,此材之美者也”;《楚辞·国殇》:“操吴戈兮被犀甲”,是其例.秦汉典籍也作“吴”,如《吕氏春秋》、《淮南子》等,70年代银雀山出土的汉简也作“吴”.然而,司马迁在《史记》中又提出了另外一种说法,《吴太伯世家》:“太伯之奔荆蛮,自     

《吴世家》史源探讨

一、《左传》以外的记事史料《吴世家》记事部分最主要的史料来源就是《左传》.不过有的时候如果能够得到较《左传》更为原始或者更为可靠的史料,司马迁当然不会放过.例如关于诸樊元年吴楚交战,《左》襄十三有记载:“吴侵楚,养由基奔命,子庚以师继之.……战于庸浦,大败吴师.”而《吴世家》记云:“秋,吴伐楚,楚败我师.”这里《世家》依据的就不是《左传》,而可能是某种原始的吴国史记.“我师”应是吴国史官记事之辞,本不宜出现在汉人的著作里,也许是司马迁偶有疏失,没有将人称更改,遂使后人得以略窥其史料的来源.《吴世家》:“(阖闾)十年春,越闻吴王之在郢,国空,乃伐吴.……楚昭王乃得以九月复入郢”此事在《春秋》、《左传》中都有记载.定公五年《春秋经》云:“夏,於     

论程颐以“理”解《春秋》

程颐对《春秋》的认识一方面表现为对《春秋》的整体解读,另一方面是其解至桓公九年的《春秋传》。无论哪一方面,其特点是"理"以不同的方式贯穿于《春秋》的方方面面,如伦理纲常、自然现象、书例等;同时,"理"在《春秋》这里也得到落实,实现了全部义理化。在北宋《春秋》学史上有重要之意义。     

胡安国《春秋传》的理学特征

胡安国《春秋传》有其鲜明的理学特色。他以二程理学作为解经的指导思想,以六经注我之精神,天理人欲二分之笔法,兼取三传,对《春秋》作了全新的诠释。胡安国将在《春秋》中明上下尊卑的礼用别义利之辨的理代替,理被诠释为人与事乃至君臣共同遵循的封建道德法则,以至天理。而理的社会道德表达就是义,并通过正名别类来达到。因此,义理不但是胡安国诠释《春秋》的准则,而且是其发《春秋》微言大义之所在。胡安国《春秋传》的这一特色,使其在《春秋》学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吴越春秋》“固欲”“曳心”校读新证

对比《越绝书》异文可知,《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之“固欲”应当校读作“面谀”,“曳心”之“曳”当为“臾”字之讹,“臾心”读为“谀心”。相关现象可与汉代简帛、铜镜文字中的同类情况互相印证,对了解古书讹字形成过程,探索《吴越春秋》底本情况、写定时代皆有裨益。     

关於朱熹《答陈齐仲（书）》

《答陈齐仲（书）》长期以来被引用,都作为朱熹反对研究草木器用等客观事物之证,其实,这是误解。如将此书与朱熹稍早所写的《吕氏〈大学〉解》并观,便知它们全是在抨击佛教所主面对草木器用等,通过内心冥思苦想,以求“忽然悬悟（顿悟）”之说,而坚持格物致知,即认为对“眼前”万物之研究,虽分先後缓急,然全都必须有一逐渐积累过程,方能“一旦豁然贯通”,求得其“理”。     

辞令

《礼记·经解》:“属辞此事,《春秋》教也。”春秋时士大夫重辞令,孔子也重辞令,所谓:“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他极重视《春秋》在表述上对文辞的斟酌。司马迁说:“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这反映出孔子对历史撰述在文辞要求上的严肃态度。《左传》作者概括了《春秋》在这方面的成就,说:“《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后来《左传》、《史记》都继承、发展了《春秋》的成就,取得了更大的成功。     

读《史通》札记

刘知几著《史通》,以《六家》、《二体》两篇,冠盖全书,足见其重要。同时,知几对他的“六家”、“二体”之说,颇为自信。《六家》篇云:“古往今来,质文递变,诸史之作,不恒厥体。榷而为论,其流有六”。这六种史书体例是:《尚书》家、《春秋》家、《左传》家、《国语》家、《史记》家、《汉书》家。知几进而写道:“考兹六家,商榷千载,盖史之流品,亦穷之于此类”。他的这些话,斩钉截铁,毫无商榷的余地。由于“时移世异”,“朴散淳消”,故《尚书》、《春秋》、《国语》、《史记》四家“其体久废”,     

廖平《左传》研究对杜预的批评

杜预的经学成就主要在《左传》注,成书《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春秋释例》。杜预在《左传》研究方面的创获主要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杜预所谓“集解”不同于何休之“集众家之解”,而是“集经传而解之”之意,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序》称:“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比其义类,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