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贽的虚实之辨

李贽提出“道不虚谈,学务实效”(张建业、张岱注:《焚书注》卷三《定林庵记》,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92页)以及“学道贵虚、任道贵实”(《焚书注》卷三《虚实说》,第287页)。虚实之辨作为李贽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体现在其求道之态度,在其学术思考、政治理念、日常生活等方面也皆有涉及。正如陈宝良所言:“虚实之辨,李贽论之最详。”(陈宝良:《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26页)从表面看来,李贽在虚实之辨中似乎将“虚”和“实”分别对待。许苏民在谈到李贽的虚实关系时,更关注二者对立的一面,强调李贽对“实”的主张,而忽略了其对“真虚”的坚守(许苏民:《李贽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65页)。陈宝良在肯定李贽虚实之辨重要性的同时指出:“在虚实之辨上,李贽主张不可固执一端,而是应作一个出入虚实之间的‘真人’。”     

鲁宾逊新史学派的治学风格和分野

鲁宾逊新史学派在治学风格上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 :积极入世的态度 ;扩大历史研究的范围 ,扩充研究的方法 ;重视史料的搜集 ,又强调历史的解释。同时其成员之间也存在着差异和分歧 :他们研究的重点是不同的 ;对待历史解释方法的态度存在着差异 ,由其对待马克思的态度可见一斑 ;在鲁宾逊晚年特别是在谢世之后 ,学派内部发生了根本性的分歧 ,分歧主要是围绕历史学的新旧划分的合理性和采用什么样的方法研究历史展开的     

明清广西方志“荆扬分野”问题探研

秦汉以降,广西分野经历由独属“扬州”到荆、扬两种分野类型并存的转变,实际上是广西走向高层政区之路的缩影,具有深刻的历史内涵。这一转变过程总体上呈现“荆州”分野南拓,“扬州”分野东缩的态势,最终形成了广西东部梧州府数县属“扬州”分野,其余西部府州县皆属“荆州”分野的特殊局面,这也正是天文分野理论与实际空间位置相适应的结果。包括南宋蔡戡在内的学者对“荆扬分野”进行了理论层面的建构,而后世的广西方志修纂者基本因袭旧说而不加创造。方志修纂者对于天文分野的态度不一,各自在志书中表达了关于天文分野归属的认识和态度。     

百年来以出土文献研究《诗经》之分野及评述

“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这是王国维先生1925年在清华演讲时提出的。当时正值新材料蜂出,“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由此催生出的甲骨学、简帛学及敦煌学均成为显学。这些新材料的发现大都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距今恰好百年左右。     

国共党争与阶级分野--广州国民政府时期工商关系的实证考察

广州国民政府时期,不仅是国民革命迅速发展的高潮阶段,也是革命统一战线发生斗争与分化的转折点.以国共党争为主线,此阶段的工商关系因党派政治的渗入而愈趋复杂,并呈现出"对抗与合作"的双重态势.这主要表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州工人代表会与商界的阶级对垒,而广东总工会等国民党右派工会则与商界取合作姿态.尽管此时工商间的阶级分野取得明显实效,但也毕竟有限,这与国民党"阶级协调"的政治统治逻辑及广州"劳资混合"的行会传统有着密切关联.     

旧志"分野"考--评古代中国人的地理文化观

“分野”是旧志编纂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天象星宿与疆土州国的对应,是古代中国人的一种地理化观念。以星宿定位州国的宇宙观在我国古代典籍中有众多记载,被赋予特殊丰富的内涵,对研究古代中国的历史地理有较大价值。     

因袭与调整:晚期方志中的分野叙述——以山东方志为例

本文梳理了明清以来的山东方志分野,总结了山东方志中各县分野分布,并进一步考察了其叙述方式与理论背景。本文认为,传统分野理论自身本存在矛盾,且关注对象为较大的行政区划。多数地方志编纂者并非盲目因袭经典或官方文献,而是有自发的思考与书写。在这种背景中,方志分野叙述既有对分野理论本身的怀疑,也有刻意地调整与弥合。如将之置于思想史的背景中理解,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分野理论的传承脉络及其在思想史与地理学史中的内涵。     

“火烧晨报馆”与1920年代中国知识界的思想与政治分野

1925年底发生的激进群众火烧晨报馆舍事件引发中国知识界巨大争议。主张精英政治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认为,这是对言论自由的肆意践踏,因而视群众为无知无识的“暴民”,群众运动是易于被别有用心之人操纵的“暴民运动”;主张阶级政治的中共党人认为这只是群众运动的轨外瑕疵,不能因此否定群众运动的整体进步意义,提出要对群众运动加以政治训练和组织领导。这场激烈争论最集中地反映了20世纪20年代中国舆论界和知识界中自由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之间的思想分歧与政治分野。对有志于改造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政治、苏俄的无产阶级专政,以及历史唯物主义对中国社会的理论分析和群众立场,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思想选择和政治运动。     

曹丕"文气说"及"清浊"之辨

曹丕《典论·论文》是中国文艺理论史上第一篇文学理论专论。其中对文学风格,曹丕开创性地提出了“文气说”,并将气分“清浊”。对“气”与“清浊”的解读是理解曹丕“文气说”的关键。通过对“气”和“清浊”用法的考察,我们不难发现,“清”“浊”的正确解释并非“阳刚”与“阴柔”,曹丕是尊“清”而贬“浊”的。     

从政区建置看三国时期川江沿线的攻防策略

川江的特殊历史地理背景及其在三国时期的战略地位决定了围绕川江对峙的双方政权对这一地区的经营擘画。由于对峙过程的持久性和地域的复杂性,双方的军事方略均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政区建置的调整。本文即从政区建置入手,剖析三国时期两个阶段中峡口东西两个政权,即鼎立时期的蜀国与吴国以及蜀亡以后的司马氏与吴国之间,围绕川江战线的攻防策略。     

宋代的尚巫之风及其危害

信鬼尚巫之俗发展到宋代．由于阶级矛盾的推动、佛道世俗化的刺激。加上统治者对它采取的暧昧政策。呈现出沉渣泛起之势。其时。巫风泛起,流播全国,染及社会各阶层,浸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给社会带来严重的危害。其危害主要表现为：毒害信徒的身心健康,影响民众的生活和生产。败坏社会风气,扰乱社会秩序,甚至危及到赵宋王朝政治上的安定。     

新中国60年社会保障行政管理体制的变迁

社会保障行政管理体制是国家社会保障行政机关的设置、职权的划分与运行等制度的总称.新中国建立60年来,社会保障行政体制大致历经了建立、调整、破坏、复建、劳动保障部组建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组建等6个发展阶段.改革开放以来,统一社会保障机构成为社会保障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社会保障从概念性的术语变为政府机构的名称用了13年的时间,而"统一"的社会保障机构作为一个概念性框架也已存在10年有余,但一个名副其实的"大社会保障部"仍未建立起来.     

建国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演变论略

建国以来我国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由确立到改革 ,由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改革到新时期的拨乱反正、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改革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改革 ,走过了一段曲折的路。既有失误的教训 ,也有成功的经验。本文概述了这一历史进程 ,反映了改革的内在联系 ,概括了其中的经验教训及对新世纪我国高教管理体制改革的启示。     

奥地利华人的移民历史和社群分布

论文在对二次大战前后奥地利华人历史和经济活动进行探讨的基础上,重点对20世纪80年以来奥地利华人的社群分布和特征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在多种华人移民潮和流向相互交错之下,奥地利的华人逐渐形成了一个社群,无论在移民来源地或是社会经济方面都呈现出多元化的特性。源于这种多元性,华人社会内部出现了阶层划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东西方冷战结束这两种因素,使奥地利的华人移民景观发生变化。"中国移民新秩序"格局的形成,对中国人的全球性移民造成深远的影响,延及奥地利。冷战后东西方集团取消政治边界,使奥地利成为中国移民在流向西欧﹑东欧或是南欧的旅途中最受欢迎的过道。奥地利因此从非侨乡新移民的临时落脚地转变成中国移民的安身落户之所。     

美国县制演化及其对中国县制改革的启示

本文基于文献资料比较系统地考察了美国县制的起源、模式及特征,重点总结了工业社会到来时美国县制发生的危机、原因、对策和结果,论述了美国县制在后工业社会崛起的机理,最后总结了美国县制的演变规律及其对我国县制改革的启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与促进

中国传统文化自身的包容性、开放性和同化力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内容的相通和精神实质的一致,使二者有了融合的可能;马克思主义自身发展的需要和中国社会实践发展的需要,使二者的融合走向必然。二者的融合与促进是相伴而生的,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促进了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化;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也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     

传统忧患意识的形成及思想内涵

忧患意识是指人们在使命感和责任感的驱使下,以理性的、富有远见的眼光和戒惧沉毅的心情对待社会和人生的一种精神状态。传统忧患意识的产生是“士”人自我觉醒的结果,忧国忧民的社会责任感是其形成的内在动力,古代哲学辩证观是其产生的思维基础。从思想内涵上来看,忧患意识是一种清醒的危机意识,是一种深切的责任意识,是一种昂扬的奋进意识,是一种理性的超前意识,是一种赤诚的爱国情怀。     

超国家主义思潮与群体心理关系刍议

超国家主义思潮是一战后日本社会出现的一股右翼思潮。它以“改造与革新”为口号。它的形成与当时的国民心态密切相关。它是群体心理的集中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