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难题”与土改“阶级斗争”——评胡素珊的“统治阶级论”

北方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历史环节.美国学者胡素珊在其关于土改的经验研究中,沿着“华北难题”出发推进了重要的一步,即从分析上区别了“统治阶级”与地主阶级,并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了土改中“阶级斗争”的政治内涵.本文对其研究成果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批判的检视,指出其一般结论与具体考察之间存在脱节.胡素珊提出土改的政治意义在于推翻了乡村既有统治精英,却未能在经验层次真正落实到底是谁被革了命.就此而言,这一研究进路仍有潜力尚待发掘.     

“大户加征”:江津县1950年的征粮运动

基于军需与财政目的而制定的缓分浮财与缓分土地及暂缓土地改革的政治策略,使1950年上半年进行的1949年农业税征收成为一个经济与政治合一的运动.借助征粮,尤其是“大户加征”,人民政府给予地主阶级沉重的打击.在50％以上的高税率压迫下,相当一批“大户”面临破产.川东行署严禁地主抽佃或出卖土地,他们要为以分配土地为中心的土地改革留下一个敌对的阶级和斗争的对象.因此,从实践的层面上看,征粮的本质是征粮,土改的目的之一也是征粮.这是因为,经过“大户加征”与“减租退押”之后,地主阶级已经无力承担高额的农业税,而分配土地就成为调整税基的最好方式.     

论“吏民”即编户齐民——原“吏民”之三

从户籍制度而言,“吏民”是国家的编户齐民。通常所谓的“编户齐民”,其内涵实际上主要就是指“吏民”。作为国家编户齐民,在理论上其身份地位是平等的,表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享有同样的权利和义务:经济上均有“名田”的权利和从“本”去“末”的义务,均有承担或被减免赋税、徭役等义务和权利;政治上均有上书言事和被察举征辟等权利;文化上均有入学受教育等权利,这既是文化上的权利,也是政治上平等权利的一种体现。虽然“吏民”作为国家编户齐民在法理上其经济、政治、文化地位是平等的,但是实际上他们之间经济上的贫富悬殊、政治上的地位高低以及由此决定的文化上的差异都是普遍现象,编户齐民并非以贫富和阶级为区分的。     

我经历的金积县“土地改革”运动

宁夏的“土地改革”（以下简称“土改”）工作分两期进行,第一期是1950年10月至1951年3月在群众基础较好的盐池县和宁朔县（今青铜峡市）进行土改试点工作;第二期是在总结上年试点工作经验的基础上,于1951年秋天至1952年4月中旬在全省除磴口县外的2市10县全面开展土改运动,我有幸参加了两期土改工作。     

刍议“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1840年中国步入了近代历史时期,社会性质也开始转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可以理解为“政治上是半殖民地,经济上是半封建”吗？回答是否定的,只有从那个历史阶段的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全面分析,才有助于正确理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实质。     

论德国政治现代化初期的“防御性”特征

德国早期政治现代化道路有其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主要表现为政治与经济发展的不同步,政治长期滞后于经济。从政治现代化角度出发,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在于：统治阶级采取了适时而进的“防御性”政策,通过在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国家统一以及建立宪政结构等关键问题上以攻为守的“防御性”策略,驾驭时局,在顺应时势中保障自身传统利益。     

中共对苏南“一田两主”制的认识与改造(1950-1951)北大核心CSSCI

"一田两主"制现象在苏南地区分布广泛,全面抗战爆发后受到较大冲击。苏南土改中,着力打通原耕农民思想,并兼顾社会经济状况与动员需要,制定折田标准。在对苏南"一田两主"制改造过程中,中共秉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高度统一。土改过程始终贯穿强烈政治意味,不单纯是经济和技术问题。     

画鲤鱼变成“封资修”

1958年,湖南隆回人刘继志毕业于湖南常德市石门中专,是品学兼优的高材生,同时,也是新中国成立后隆回六都寨区荷田乡青龙村的第一个中专生,让乡民羡慕不已.毕业后,即被分配到青龙小学任教.但是,土改时,刘继志的家庭被划为“地主”成分,以后又改为“富农”.因此,刘继志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地主崽子”这项帽子压得他喘不过气来,让刘继志吃了不少苦头.     

批判胡适對“五四”運動史的歪曲

四十年前爆发的“五四”运动,是工人阶級、革命的小資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他們是这个运动中的右翼)三部份人組成的群众性革命运动。资产阶級知識分子的代表胡适,也参加了这个运动。但胡适不仅在“五四”运动中的政治态度是相当反动的,而且事后还多方面歪曲“五四”运动的历史。本文拟就胡适歪曲“五四”运动历史这方面,予以初步清算。“五四”爱国民主运动是以中国工人阶級队伍的壮大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也谈胡风“清算”姚雪垠的旧案

《炎黄春秋》2003年第一期有一篇《胡风清算姚雪垠始末》。说的是当年路翎批评姚雪垠的旧事,把一两篇批评文章说成是胡风“清算”姚雪垠的“运动”,并把这说成是几年后姚雪垠未能参加第一次全国文代大会的原因。这些奇怪的说法引起人们的注意,作为和当事人直接谈论过这两件事的人,把我所知道的真实情况说清楚。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路翎为什么批评姚雪垠;二是姚雪垠为什么未能参加第一次全国文代大会。前者是文艺问题,后者则与政治有关。第一个问题是姚雪垠主动向我提起的。1982年秋天,他和我谈到出版旧作的计划,并谈到了当年在重庆挨批评的…     

威海“土改复查运动”的记忆

总希望淡忘那些过去的伤心事,也不想多去谈论,可有些事总是绕不过去。例如,1947年中国共产党在我家乡威海搞“土改复查运动”,对我本人和全家的伤害,就是一例。因为,朋友和乡亲都会问我是几岁离乡的,什么原因离乡。更有细心的,看了我的自述文章,说我父亲开了文昌盛商店,何劳我这个正念书的中学生去卖点赶海赶回的蛏蛤,换回几角钱糊口？要回答这些问题,就无法绕开“土改复查运动”。     

“文化民族主义”思想根源探析——以德国文化民族主义为例

“文化民族主义”是“民族主义”的核心内容,它以不同形式出现在世人面前。本文认为,原生形态的“文化民族主义”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和民主政治有所发展而又相对落后于其他民族时产生的文化思潮;“文化民族主义”的产生有其深刻的思想根源和历史必然性;“文化民族主义”将长期存在;“文化”的意识形态性决定了它是一种政治资本,是维护本国和本民族利益的政治武器。因此我们应该因势利导,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同时抵制文化霸权主义的侵袭。     

“正统论”与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理性光芒

具有儒家思想特色的政治权力合法性理论——“正统论”中的理性光芒和政治智慧,主要体现在“正统论”中的超越合法性上。这种理论与意识形态以想象的方式按照某种惯例引导人去想象自己与自身所处的实际状况之间的关系不同,启发人从现实的角度思考人与历史、现实的关系,从而将“超越合法性”还原于人心。由此,我们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寻找能够重新凝聚民族精神的价值理性时,应提倡“中华主流精神”,使它有助于建构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和化结构模式,以参与新的世界史规律的形成。     

我所经历的“四清”运动

1963年,在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四清”运动,持续4年之久。运动从一开始的“清账目、清仓库、清工分、清财物”发展到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清经济、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到运动后期又错误地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致使不少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事实上,这个运动只是“文革”浩劫的前奏。     

以“四位一体”的全局观编排城市区志框架结构

范洪涛在《中国地方志》2012年第2期上发表文章指出,国家提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是十分重要的战略转变。第二轮志书编纂必须以“四位一体”观念从宏观高度来精心编排城市区志框架结构,要重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大领域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交融、相互促进和有分有合的新特点。以“四位一体”观念编排篇目,     

“贰臣”该是什么“臣”

“贰臣”究竟是什么“臣”？《现代汉语辞典》这样解释：“贰”意为“变节、背叛”;“贰臣”就是“在前一朝代做了官,投降后一朝代又做官的人”。所以,要想成为“贰臣”,至少要具备这样的条件：这个“臣”要身处王朝易代之际,因为各种政治原因先后服务于不同的王朝。     

纳粹经济纲领与德意志“经济改革派”

纳粹党人并不是在经济理论与方案上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上台的 ,他们经济观念的最终形成 ,对经济新思想和新建议的集合 ,出自于 1 92 9年至 1 93 3年经济大危机年代德意志经济理论界的热烈讨论。在这场讨论中 ,出现了一场由主张“国家干预主义”的德意志“经济改革派”对正统主义经济与货币理论的反叛。正是借助了德意志“经济改革派”的帮助 ,纳粹党人才为他们意识形态上的理想目标找到了一种能付诸实践的经济纲领。也正是在纳粹政权的手中 ,“改革派”的经济理论和实际建议 ,才变成了服务于“政治优先权”的指令性经济措施和金融技术工具     

忆“全球购棉”与“技术援外”

“全球购棉”和“技术援外”,这是三年困难时期,我国政府为克服经济困难、摆脱外交困境而作出的两项重大战略决策,堪称扭转形势的大手笔。“全球购棉”在突破多种艰难险阻后收效显著,展现了陈云的深谋远虑,“技术援外”使“周恩来工程”享誉世界。其深厚的经济价值和久远的政治影响在尔后的岁月中日益彰显。     

加多宝“中国好凉茶”的世界级营销

13年后重回中国的APEC会议上,关于俄罗斯,除了“强人”普京,当属他送给习大大的那款背面有墨水屏的TotaPhone,国际舞台,除了政治就是经济,经济当然要说民族品牌,普京做了一回销售代表。对于中国,此前因冠名“中国好声音”闻名全国的凉茶品牌“加多宝”,则以“指定饮品”的身份出现在了APEC晚宴上,继“好声音”的中国飓风后,又刮起了一阵国际国际旋风。     

“预备立宪”起点再探讨

清王朝在覆亡前最后几年所推行的“预备立宪”是中国谋求政治革新的开端,是“宪政”在中国的最初试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此后政治观念、政治建设的走向。厘清“预备立宪”的起点无疑是一个至为关键的问题,直接关系到我们对清政府宪政改革动机以及当时社会发展脉络的认知。然而,学界对“预备立宪”起点的认识并不一致。通过梳理当时的朝野政治倾向可以判定,清政府于1905年7月16日颁布派遣王公大臣出洋考察的谕旨实为“预备立宪”之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