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近代乡村青年士子对科举停废的平静反响与积极调适——以南方乡村士子朱峙三为实例

科举制是隋唐宋元明清六朝重要的人才选拔制度。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廷颁布谕令废止科举,停废科举对于"习举业"的广大士子群体的震撼和冲击是可想而知的,然而越来越多的资料表明社会各阶层尤其是青年士子对这一变革表现的相当平静。《朱峙三日记》的内容还原了晚清士子的生活,反映了当时青年士子对科举停废的平静反响与积极调适,让我们对科举停废和近代乡村士子有全新的认识。有助于我们探究其背后的社会文化根源,士子们表现出的冷静、与时俱进对我们当代年轻人的现实意义也是不容忽视的。     

取士与取官:以筹办洋务时期同文馆学生奖励为例

科举取士为清代士子入仕正途,筹办洋务时期,近代学堂开始兴起,科举取士逐渐为学堂取士所取代.近代学堂取士仿中国传统学校例而加以变通,具有取士与取官混而为一的特点.筹办洋务时期新式学堂初创时取士章程规定与实际运作的探索,影响了随后新式学堂的发展乃至新政时期学堂奖励规制的最终制定.     

科举停废与近代乡村士子——以刘大鹏、朱峙三日记为视角的比较考察

清季捐纳保举滥行,造成正途入仕周期延长,使科举考试对乡村士子的吸引力大为降低。科举停废虽导致传统意义的“士”阶层消失,但多数旧学出身者通过各种渠道重新分化组合,直至清末民初仍然占据社会权势的重要位置。清廷虽为士子多方宽筹出路,可是无法遏止中年士人文化心理的失衡及青年学生对国家命运的关注。刘大鹏和朱峙三两位乡村士子的日记,为考察科举停废对士子命运与乡村社会的实际影响提供了生动的史料。     

民国时期贵州私立中学考略

贵州地处云贵高原,在封建统治时代,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都很落后,人民生活极端贫苦。当时,有识之士百计捐资办学,培育人才,力图改变落后面貌。清光绪20年(1894年),天津严修莅黔督学,劝士读书,设书肆于贵阳资善堂,出售经史子集及新学书籍,并将贵阳正本书院改为经世学堂,聘请绥阳雷玉峰为主讲,调各县士子入堂肄业。该学堂除研究国学外,还教授英语、数学等科,其设置的科目和教授的内容与后来的中学大致相近。光绪31年(1905年),张之洞等人联名奏请立即停止科举,提出“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学堂决无大兴之望”。清政府迫于各方面压力,不得不于同年8月“谕立     

清代“北五省”与“南五省”地理概念探源

“北五省”与“南五省”两词在清代史料中偶有记载,关注者寥寥,少有专门研究。“北五省”当源自“北皿”,“南五省”则来自“南皿”,北皿、南皿所辖省份分别于康熙年间、乾隆六年的最终定型,为“北五省”“南五省”两词在官修史料之出现提供制度依托。两词因科举而生,亦因之而废。随着晚清废科举,南北分闱不复存在,“北五省”与“南五省”亦逐渐成为历史名词。     

唐代科举士子的文学“沙龙”与文言小说的繁荣

唐代文言小说的发展和繁荣,应该得力于科举士子文学“沙龙”的积极推动。其成员结构,以科举士子为主体,松散多元,意趣相投;活动场所,大多是迷离官场和科场的清闲之地,相当随意,氛围轻松,情调浪漫;聚谈内容,则偏重于奇闻、异情和怪事等方面,由此敷衍成的文言小说也就带有这个文化羣体的符号。唐代科举制度盛行与文言小说繁荣之间确实存在着密切的关联,但并不是传统以为的科举士子用文言小说行卷而致繁荣,两者之间的连接点实为一个个形式多样的科举士子文学“沙龙”。唐代科举制度的盛行造就了一大批工文善辞的科举士子,他们需要追求官场和科场以外的闲情意趣,显示与众不同的奇才异能,于是通过文学“沙龙”的聚谈,更多地介入文言小说的创作和传播,进而促成了文言小说洋洋大观的局面。     

晚清民国的宾兴组织与基层秩序——基于广西玉林地区的历史考察

宾兴之制,渊源久甚。《周礼》称：“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此俗中经唐宋,与科举合一,制度日全,颇成官民和谐之美谈。降及明清,犹见演绎。不过,晚清以降,中华遭逢“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科举制度式微,政府举贤选能的功能日受限制;宾兴之礼,亦悄然生变——先则“失之于朝”,继而“流散诸野”——民间宾兴组织泛起,自觉充当起地方“办理学堂的总机构”。     

论清季学堂奖励出身制

科举制是古代中国之抡才制度,而新式学堂体制则是近代育才制度,两者在性质及功能上存在很大差异。清季科举制废除前后实行的学堂奖励出身制,将传统科举制之抡才制度与近代学堂之育才制度简单地作了错位嫁接。它实际上是传统的“学而优则仕”观念之延续,滋生并助长了“以学干禄”风气,强化了“官学一体化”格局,故受到有识之士的猛烈抨击。本文在考察清季学堂奖励出身之制度设计与具体实施情况的基础上,分析科举与学堂在性质及功能上的差异,揭示“学堂与仕进混合”、“抡才与育才并一”之制度设计的内在冲突,进而说明从传统科名奖励制经过学堂奖励出身制之过渡,而转向现代学术奖励制度的复杂性与必然性。     

“科举改章”与考官、媒体及士子的书籍应对——基于阶层分析的晚清书籍社会史考察

作为清季知识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考官、报人与士子三大群体在清廷"科举改章"之际围绕科场书籍从行为层面到思想层面发生着不同面向的转变:清廷颁布"改试策论"谕旨后,绝大多数省份出现了"房官录用不敷"情形,不同层级的考官普遍更新和选购一些新式书籍以应对知识短缺与职位需要;报人则采取招股印书、刊登广告等方式应对"科举改章"后考试书籍变更带来的商机;士子在"科举改章"后对于传教士的科场赠书由拒斥到接纳,而在应试士子"卖书"尤其是"买书"行为的背后,又折射出各省士子在中西书籍阅读种类与阅读数量上的总体差异与各省士子知识水平上的分化程度之大。与此同时,此一分化过程中还孕育了新的政治与社会变革元素,这又反过来使得清廷不得不通过厘定文体与查禁书刊的方式对"科举改章"后出现的书籍歧变与知识"乱象"进行政治管控和强力干预,而清廷"科举改章"的复合效应及其内在张力也于此毕现。     

清季科举改章与停废科举

1905年清廷诏罢科举,是近代中国社会变化的一大重要转折.相关史实表明,戊戌(1898年)废八股、改试策论、开经济特科等科举改章措施,虽因政变而曲折反复,但确已在各类科举考试中得到贯彻,不同阶段改革程度虽有变化,却进展缓慢,利弊与前景也众说纷纭.如何创制出适合检验西学的新科举文体,并没有进一步可供采纳和验证的建议.在壬寅(1902年)后科举与学堂并存的两难抉择中,清朝君臣均痛感时不我待,急求速成以救亡图存,未能展示进一步更新前景的科举,最终被迫让位给同样还没有充分证明自身价值作用的学堂.因此,随着学堂发展不断暴露出问题,被清廷强制终结的科举,便不断产生翻案纠纷.     

科举存废与近代江南乡村社会流动

科举制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制度安排之一,其创设被视为推动社会流动、扩大统治基础、维系社会稳定的关键举措。因此,通常认为,科举制的废除阻断了乡村社会流动,伴随着精英阶层的城镇化,乡村文教衰败、经济衰退、社会权力异化,这是酿成20世纪前中期中国普遍乡村危机的主要原因。但在江南,由于经济文化水平与举额的失衡,肇始于明代中期士绅地主的城镇化并带动经济、文化的空间转移,以及日益扩大的城乡生活差距等因素的影响,清中期后以科举实现社会流动的士子几乎全部源自城镇。废科举解除了强加在江南的制度束缚,加之历史上和转型时期独特的区域优势,特别是工业文明的勃兴,从而有力地推进了乡村社会流动。江南也为废科举之于乡村社会影响的一般表述提供了另类叙事空间。     

科举的竞争:明代南直隶地区《春秋》专经现象研究

因明代乡试分经取士的原则,使得同一解额区内,所业本经相同的科举群体,存在着竞争关系。受此影响,明代南直隶地区的《春秋》经取士,大致呈现为两个阶段的变化。正德以前,《春秋》经科举成功者几乎为徽州籍士子独占,嘉靖、万历之后,苏州开始崛起,常州、镇江等地也纷纷占据一席之地,地区间的《春秋》经竞争呈现多元化的格局。在此过程中,又可见元明之际地方科举传统因国家干涉造成的中断,科举竞争加剧背景下科举人士的改经与科举家族的新旧更替,以及商业出版冲击下地方习经风气的流转等现象。对南直隶科举《春秋》经现象的考察,为重新理解地方科举人才地理的分布与演变、地方科举的兴衰更替提供了一个较翔实的案例。     

科举改制与诏开进士馆的缘起

作为清末新政的重要举措,科举改革复杂而曲折。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诏开进士馆之举,延续庚子前后翰林院整改的思路,用速成之法,育科举已成之才,实现了庶吉士制度的重大变革,并与京师大学堂仕学馆的筹备工作紧密衔接。在政务处初期的讨论中,诸臣对开馆意见参差,反映出翰林院与大学堂、科举与学堂关系的重重纠葛,后终因瞿鸿机、荣庆等中枢要人极力推动而得以实现。开进士馆是翰林院及新进士培养与任用层面的重要改革,是在最高层调适科举与学堂关系的关键步骤,既与辛丑科举考试新章相配套,共同构成科举改制的主要内容,又蕴涵着抑科举而扬学堂的深意,因而在科举改制中具有标示风向的意义。     

余庆毛氏清朝科举人物考

余庆毛氏入黔已有千年,有科举功名人物记载自清始,据各文献统计,有清一朝,有功名者达百余人,达到余庆县科举人物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他们中为官者造福一方,居乡者为地方乡贤.本文对清朝毛氏取得科举功名人物的考察,至少说明余庆取得功名的毛氏有相当部分是土司后裔,余庆毛氏大批科举人物的出现,表明余庆土司对科举这种国家制度的充分认同.作为地方表率,这一群体维护了地方稳定,推动了地方经济文化发展.     

探访县衙里的古监狱

县衙,俗称衙门,是古时的“县政府”,是县官用来征税纳粮、听讼断狱、教化百姓、兴学科举、办理事务之地方。在封建国体中,县衙的地位极其重要,有“县之不稳,国之动荡;县之不贡,国无钱粮”之说。善于理政的清雍正皇帝就曾这样说过：“牧令乃亲民之官,     

清代甘肃科举家族与地方志编纂

在中国历史上,一些家族对其生活的地方社会有着重要的影响,他们往往被冠以“望族”。值得注意的是,自隋唐科举制产生之后,“望族”的建构途径逐渐由原来的世袭或军功变为科举。至少在明清时期,“望族”基本是由科举建构起来的。尝试用“科举家族”的概念代替传统的“望族”,其意义在于凸显科举制对传统社会的型塑,赋予“望族”以新的社会学和历史学意涵。清代甘肃修志156种,其中可以考知的由科举家族编纂的有11种,涉及的科举家族有7家。虽说科举家族编纂志书在清代甘肃并不普遍,但这些志书多为上乘之作,其中四种被民国史志学者张维誉为陇上名志。另外,科举家族编纂志书也是其参与地方社会治理的一种手段。     

明清时期闽西客家地区的经济变迁与科举事业

明清时期闽西客家地区在经济作物的种植、手工业和商业方面均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对当地科举事业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一方面,随着闽西客家地区经济生活的变迁,人们的思想观念逐渐发生变化,许多人因“家贫”、“业儒不就”等原因纷纷放弃儒业、举业而从事工商业,明中后期该地区的科举及第情况比明初明显衰退与此不无关系。另一方面,由于根深蒂固的“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的影响,闽西客家人从事各项生业积累了相当的物质财富后,便纷纷投向族人和乡人的教育,扶持和资助家乡士子参加科举考试,从而促进清代闽西科举的发展。但由于闽西南北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其扶持和资助家乡士子科举的力度也就存在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闽西南北部科举发展的不平衡。     

略论清代护票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样一个画面对赶考士子是一个巨大的鼓舞,以至于科举入仕成为士子们所奋斗的目标.而能否顺利进京考试,通关证明是必不可少的.为此,政府特意为赶考士子出具一份关卡证明——护票.其主要的作用就是:士子从出发地到京城所通过的关卡,不受任何阻滞拦截.于现今来说,类似考生的准考证,身份证.这样一种证明在现今已很少见,尤其是纸制文件,更是难得.为此,文章将对同治年间的一张护票作一简单的介绍.     

上海图书馆藏《紫云先生增修校正押韵释疑》的版本及学术价值

稽考正文讳字,结合相关史实,可以断定上海图书馆藏《紫云先生增修校正押韵释疑》,乃景定五年(1264年)刊印之初刻本,其版本价值弥足珍贵.该书不仅对(篮)清《礼部韵略》系韵书体例嬗变、渐次增补的脉络等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而且所提供的南宋场屋鲜活实例,展现了士子以何种心态、何种方式应对功令程式,为深入研究宋代诗赋取士、宋代科举与文学的关系等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清初经学复兴与李光地倡导的科举改革

明末清初,经学复兴.在此过程中,学者认识到科举制度存在很大弊端,使得经学空疏、学术凋敝.由此引发了李光地所倡导的科举改革.其改革的内容包括:提高五经在科举中的地位、考试中增加经世之学的内容,改变八股文的文风及写作方法.此次改革不仅获得了康熙皇帝的支持,而且也得到了广大学人和士子的响应.在这次改革中,尊崇经学的意味十分浓重,重视经学、提高五经的地位成为改革的核心思想.此次科举改革的意义影响深远,不仅推动了经学的发展,也为后来乾嘉学派崛起准备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