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职业者在“英国宪政革命”中的推动作用

对于“英国宪政革命”成功的原因,大多数的研究从政治制度史的视角出发,将注意力集中在社会、经济、政治、宗教等因素的作用上.这些研究认为,英国中产阶级的崛起、议会与王权的斗争、财政税收的矛盾以及天主教可能复辟的危险等诸多因素都与“英国宪政革命”密切相关.很少有人从司法的角度研究英国宪政问题.英国法律职业者(律师)在1678年“排斥危机”后用实际行动同专制王权进行斗争,这些鲜活的法律人用点滴并富有责任感的行为推动着英国宪政史的前进.1689年“英国宪政革命”胜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英国法律职业者在推动“英国宪政革命”历程中的重要角色不可忽略.     

“革命”与“反革命”:一九二○年代中国三大政党的党际互动

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共产党的“阶级革命”与青年党的“全民革命”在 1 92 0年代同时并起。革命由过去的一党独导发展为多党竞举的局面。三党对革命的积极认证和遐想式期待 ,将革命建构成为一种与自由、解放相关联的强势政治文化。政治改革道路的不同选择不再被定义为“革命”与“改良”之争 ,或激进与温和之别 ,而是被建构为“革命”与“反革命”的圣魔两立 ,水火不容。三党对“革命”的竞相诠释 ,使得革命话语在日趋神圣化与正义化的同时 ,又蕴含着浓烈的任意性和专断性成分。     

1946年的宪政方案

1946年的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宪政史上极其重要的一幕。在国内外各种因素的促成下,包括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在内的国内各派政治力量进行政治协商,达成了宪政共识,为中国设计了一套宪政制度。即：改组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在中国通过一部民主的宪法,建立一个两院国会制、责任内阁制和省自治制度的宪政国家。本文对此进行一个大致的勾勒。     

从“僻处西陲”到“民族复兴根据地”——抗战前夕蒋介石对川局的改造

1935年,为了更好地解决西南问题,加强国家统一,准备对日抗战,蒋介石多管齐下,大力改造川局,并因此与四川军阀刘湘展开了一系列明争暗斗。蒋刘之争且引发了一场“川人治川”的论争,此后拥护国家统一成了四川的主流民意。最终,蒋介石虽未能在当年彻底改造川局,却基本奠定了“民族复兴根据地”的基础。四川从“僻处西陲”之地一跃成为“民族复兴根据地”,这是民国地缘政治的一大变化,是国民政府战略上的一大变化,对此后中国局势的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     

滇风黔雨铸金瓯:1920年非常国会迁滇及其活动述论

1920年7月,广州护法国会迁往昆明,谋求组织新的中华民国军政府,再举“护法”大旗.这是护法运动时期滇桂矛盾激化、护法军政府内部分裂的表现与发展,也是民国宪政发展史的组成部分,反映了云南在民初政治斗争中的地位和影响.非常国会在云南的活动,名不符实,受到多方面的批评与责难.     

“财政-军事国家”论在西方学界的发展与演变北大核心CSSCI

近代早期欧洲国家形成与军事活动之间的关系是西方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美国学者约翰·布鲁尔提出“财政-军事国家”概念,强调行政机构扩大、财政税收增加与军事力量膨胀三者之间的关系。这一概念一经提出,很快成为分析近代欧洲国家形成与军事活动的重要框架,但它本身也存在一定的缺陷,例如,夸大了近代早期国家的能力、忽视了对财政资源的使用状况。近年来,一些西方学者试图对“财政-军事国家”概念进行补充与修正。“承包人国家”概念挑战了“公共”与“私人”的二元对立,着眼于国家将部分战争工作承包给私人,强调了私人部门在近代早期欧洲军事活动中的关键作用。“财政-军事体系”则采取了跨国的视角,关注国家、次级主权政治体和私人之间在军事活动中的互动,通过一系列“财政-军事中心”交易战争所需的人力、资金、物资、专家、服务和情报,从而勾勒出一个遍及欧洲的战争资源网络。这些研究极大地拓展了近代欧洲军事史和国家形成的视野与思路。     

重炮御敌 彪炳史册——记我国第一支重炮兵部队参加“八一三”抗战

民国24年(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为了保卫祖国,巩固国防,建议军政部向国外购买30年代最先进的重武器以装备部队,增强抵御外侮的实力.于是,当时我国第一个机械化重炮兵部队就创建了.     

一对亲家两“狂人”

在湖南隆回县北面有座文化名山,叫做“望云山”,因给秦始皇炼丹失败而隐入此山的方士卢生,遥望隐居在第六十九福地“云山”的侯生而得名.山这边的鸭田乡和山那边的罗洪乡,在民国以前都属于新化县,出了两个为建立民国立下赫赫功勋的同盟会员,一个是鸭田的谭人凤,另一个是罗洪的邹代藩.论革命功绩之巨,谭人凤更胜邹代藩一筹,而且谭氏比邹氏年长一岁,但是,邹氏却是谭氏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     

扎根：甘肃徽县的中共地下党

1920至1940年代中共革命建国的过程中,地下党是一支独特而重要的力量。民国时代的中国复杂多样,地下党的生存、发展也往往因缘时会、各呈机锋。甘肃徽县位于中共革命的边缘地区,交织着政治、社会、地域、民族、文化等多种冲突,这里地下党的孕育、生存、发展同样别具特色,强大的社会关系网络是其生存、发展的重要依靠。尤其是“清官”刘中仁的出现,使徽县地下党的生存、发展显现更多可能,也为考察地下党与执政党、政权及社会的复杂互动提供了良好的素材。     

“党”“国”之间:论国青合作之形成(1931-1938)

青年党曾经长期与国民党处于紧张对立状态。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青年党主动调适,提出"政党休战"的主张,这成为青年党政策调整的起点。1933年,以左舜生为代表的青年党再次妥协并得到国民党的积极回应。"庐山会谈"开启了两党领袖沟通的渠道,"南京谈判"则奠定了合作的基础,此后双方来往频繁,在反共基础上实现初步合作。西安事变及曾、左、李奉化之行则使两党关系密切化。此后两党通过国防参议会这些架构在抗战初期形成事实上的合作抗日局面。1938年蒋、左互致信函,国青合作正式形成。在这一过程中,国难与反共是两党合作的基础,而"宪政"与"训政"之分则是合作的主要障碍。双方均在自身利益与国族利益之间权衡博弈,最终在"党""国"之间寻获大致平衡,共同步入抗战建国的历史进程中。     

“炎黄子孙”之争

孙中山的祭文很容易让人想到他为了推翻满清封建帝制所发出的政治主张:“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出于反封建革命的需要,孙中山突出强调了自黄帝而下的五千年汉民族概念。但“炎黄子孙”或“黄帝子孙”真正在中华大地盛行,却是在民族危亡的抗日战争时期。     

新加坡的“生存政策”与对外关系

1965年独立时,新加坡处于一种经济萧条、各种社会矛盾尖锐复杂、社会动荡、国际环境险恶的局势之中。然而,经过30余年的发展,新加坡不仅成为一个新兴工业化国家,而且实现了国家现代化,跻身发达国家之列。那么,新加坡为什么能取得这种成就?其成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笔者认为其答案在于新加坡成功地推行了“生存政策”。新加坡的“生存政策”包括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安全等多方面的内涵。新加坡的外交政策是其“生存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成功的外交政策及由此而开创的良好的对外关系是“生存政策”取得成功的重要前提和条件,对整个“生存政策”的顺利实施具有重要作用和影响。     

多维视野下的西方“军事革命”研究

西方学界的“军事革命”研究,是“新军事史”范式下的分支领域,集中考察近代早期欧洲社会文化转型、现代国家形成及世界格局转型,致力于以军事因素阐释现代世界起源。在社会文化史路径下,“军事革命”研究关注欧洲贵族与士兵境况及“军事启蒙运动”,并与其他“新军事史”研究形成互补关系;在“国家形成”论题中,“军事革命”研究与历史社会学存在跨学科关联;而在全球史视野下,“军事革命”与欧洲崛起之间的因果关系遭到质疑和挑战,亚洲“军事革命”转而成为新的研究重点,“军事革命”因此超出欧洲范围成为全球史研究重要领域。“军事革命”研究的发展体现了西方学术革新进程,为国内学界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民国普通银币的铸造与版别

所谓民国普通银币是指民国时期（1911-1949）大量铸造并流通全国的时称“银元”的壹圆主币。尽管国民政府在1935年实行法币改革,禁止银币的铸造与流通,但实际上银币流通、使用一直持续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甚至更久。     

“汉钞”始末

湖北武汉,处九省通衢,当四战之地,经济发达,人文荟萃.在近代中国,历史地位尤为突出.这一方面是因为清末之际武汉三镇一跃而为洋务运动后期的中心地区之一,经济长足发展,在全国的影响日趋扩大;另一方面,武汉又先后作为辛亥首义之区和大革命的中心,政治、战略位置亦十分重要.因缘于此,清末至民国前期(1900——1935年)武汉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曲线相当典型,三镇金融市场伴随时局的起伏跌宕也几经兴衰昌败.下面仅就“汉钞”的兴废始末作一叙述.     

美国宪政史上的妥协

独立革命迫使赢得独立的美国人考虑如何建立新的国家,如何建立一种既能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又能保证国家的生存和繁荣的新的政治制度。联邦宪法的制定和运行更是一个崭新的尝试。妥协精神作为一种政治美德,更深深扎根于美国宪政文化的土壤之中。     

“急进”与“缓图”之间:蒋介石对国民党新五师的整编(1927-1931)

既有关于军事编遣的研究较多关注高层政治,如蒋对冯、阎、李等杂牌军的处置,对各大杂牌军下各部之生存状态则关注较少,且缺乏蒋与他们之间的互动研究,更缺乏对某一支军队在军事编遣期间的来龙去脉研究.本文以蒋介石对新编第五师的整编为中心,力求解释军事编遣的复杂性.缕析这一过程,新五师的整编与蒋介石处置西北军有着重要联系.从蒋介石赋予新五师甲种师编制,到新五师叛蒋,再到蒋介石与陈诚围绕整编发生分歧,以及最后将新五师进行鄂陕分治,我们不难发现,蒋在整编过程中一直徘徊于“急进”和“缓图”的方策之间,这也导致其整编效果难言成功,且蒋欲以其黄埔毕业生为主体的政工系统对杂牌军进行“组织”上和“思想”上的改造策略亦告失败.     

论中国青年党的抗日救国主张

九一八事变后,国内的政治形势与阶级关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与此同时,青年党的政治主张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如何正确评价九一八后的青年党,这是中国现代史研究者所关注的问题。有人认为青年党高呼抗日,无非是“利用他们在野的地位,帮助国民党,用许多‘民族的’‘爱国的’以至所谓‘革命的’主     

南京召开“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

由《民国档案》杂志社与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南京市地方志办公室、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南京市历史学会、南京中华民国史研究会共同发起召开的“辛亥革命与中国现代化——南京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1年9月9日-10日在南京凤凰台饭店召开,来自意大利、德国、日本、韩国及台港地区专家学,与来自全国各地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博史单位的专家学共100余人与会,大会共收到论80余篇,涉及辛亥革命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化、人物研究各个方面。     

《中华民国史》第3编第2卷序言

本卷内容起自1932年淞沪抗战,迄至1937年“七七”事变,共计5年半时间。主要叙述这一阶段民国的政治、军事与外交,也涉及财政、经济、教育及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