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国写经《诸佛菩萨金刚等启请》与唐代不空所传经轨的比较研究

大理国写经《诸佛菩萨金刚等启请》是大理国时期的密教仪式文本,其中记述了佛、菩萨、金刚(明王)等几十种尊圣的启请次第。经过录文、整理发现,该写经绝大部分次第内容与汉地密教经轨有关。尤其通过对比不空所传相关经轨,显示出该写经受不空所传金刚界教法的影响至深,说明了该写经与唐代密教文献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从而折射出唐密在大理国的遗存。通过对该写经的研究,进一步说明了大理密教总体上属于汉地密教在云南的传播,是汉地密教经轨在大理的流布,是中国中古时期汉地密教的一个流脉。     

敦煌曹氏归义军时期修功德记文体的演变

敦煌文献中保存了大量修功德记写本,这些写本到895年之后文体发生了很大变化。由叙述家世沿革变为发愿为主的功德记,主要使用于曹氏归义军时期。前者侧重于一个家族;而后者侧重于群体,与曹氏家族非世家大族缺乏荣耀历史有关。     

《韩集举正》版本源流考

《韩集举正》又叫《韩举正》,是南宋方崧卿校理韩愈诗时做的校勘记。它是一部“独立完整的校勘专”,Ⅲ为两宋时期私家校勘记汇编的典范。作方崧卿,字季申,南宋兴化军莆田人,生于宋高宗绍兴五年(1185),卒于宋光宗绍熙五年(1194)。他长期任地方官,颇有政绩,喜读韩,     

唐宋宗教之变：瑜伽密教影响下中国宗教新格局的确立

瑜伽密教即指唐代密宗，有理密和事密(法事),在唐代，瑜伽密教称为瑜伽教，事密称为瑜伽教法。会昌法难，瑜伽密教理密丧尽仅存事密，即是瑜伽教法，明代称为瑜伽教。瑜伽教法对唐代以降的中国宗教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是理解唐宋以降中国宗教发展变化的关键。宋元新道教(法)、民间宗教等均与瑜伽教法关系密切；水陆法会是瑜伽教法的一种，也称为水陆法。唐宋以降中国宗教新格局确立，华夏文化在儒释道三教彼此交融中创新和发展。     

切中时弊 普适当代——读《曹氏宗谱》(育政堂)札记

正育政堂曹氏是世居常熟、与南通余西曹氏同宗的一个族系,其《曹氏宗谱》是份体例完备、内容丰富、很有现实教育意义的家谱遗产。笔者研读数遍,收获良多,稍作札记,请诸君赐教。《宗谱》包括序言、族规、家训、世系等部分,2012年重修时又增加当代曹氏人物小传及重修情况。由于家谱是历代不断修纂增添的动态过程,因此很难确定立谱的最初时代。现重修谱中有举人顾懋熙作的序,标明为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冬月。在此之前多次修纂未成,因为"祠宇无成,祭田莫给,遭兵燹(xian,     

最具象征意义的密修本尊像

密修本尊是藏传佛教尊奉的最重要的本尊像。密教强调修习本尊,提倡通过身、语、意三密与本尊的相应修习而达到“即身成佛”的极至。密教修行的最高层次是无上瑜伽,无上瑜伽修习所依本尊就是密修本尊。在藏传佛教里,具有代表性的密修本尊有大日如来(图1)、大威德金刚、胜乐金刚、密集金刚(图2)、欢喜金刚、时轮金刚、     

明西安府“冶谷水”名考

<正>近查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七册明时期陕西西安府地图时发现一处讹误,图中泾阳县治西北五十里处有一水名"治谷水",自北向南注入渭河,但实应为"冶谷水"。《大明一统志》中记其"冶谷水出泾阳县西北冶谷",(三秦出版社,1990年,第558页)《明史》卷四十二志第十八记其"泾阳,……又     

从辽塔造像看密教对辽代七佛造像的影响

有辽一代,崇佛之风甚炽,密教于此时迅速发展,由此形成"密教振兴,显密结合"之辽代佛教宗派特点。七佛造像渊薮久远,随着七佛信仰的传播而逐渐形成和发展。从诸多辽塔七佛造像个案入手,探讨密教对辽代七佛造像体系的巨大影响及七佛与密教陀罗尼经咒的关系,从而揭示出辽代七佛信仰的护世护法功能及现实功利性。     

关于泉州宋代洛阳桥的建筑年代

福建省泉州市东北洛阳桥(万安桥)的建筑年代,1979年出版的《辞海》和1981年出版的《中国名胜辞典》均以为"北宋皇祐五年(1053年)兴造,嘉祐四年(1059年)竣工"。《福建通志·金石志·石六》载《万安渡石桥记》亦作"始造于皇祐五年四月庚寅,以嘉祐四年二月辛未讫",似无出入。近见上海师院历史系所藏《万安渡石桥记》刻石拓本,则为     

雍正初并未移数万户汉人入阿拉善

正《定远营记》是雍正八年(1730)筑定远营城后所立碑记。定远营即今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首府巴彦浩特所在地。刘正刚先生在《从判例看嘉道时期蒙古西部的民族交流》(《宁夏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第96-99页)一文中,依据《定远营记》所记"修浚惠农、昌润二渠,建设新渠、宝丰两县,安插二万余户,耕畜遍野"的内容,得出"官府已迁移数万户汉人进入阿拉善地区,兴修水利进行耕种,并设立带有军屯性质的定远营"的结论。     

敦煌壁画《五台山图》新考——以莫高窟第61窟为中心

归义军曹氏第四任节度使曹元忠于后晋天福九年(944年)嗣任故兄曹元深之位至后周显德二年(955年)诏赐其"沙州节度使"的十一年间,系以"沙州留后"身份统治敦煌,莫高窟第61窟正是这一"非常时期"敦煌以文殊信仰为主导的佛教文化的物质性再现。该窟借鉴了初唐以来莫高窟《维摩变》与《文殊变》相对表现的空间格局与视觉经验,中心佛坛文殊造像与西壁《五台山图》实际上直接脱胎于吐蕃统治敦煌以来塑绘结合的《文殊变》,并因第61窟史无前例的文殊主题,相应有极大拓展,基于佛坛文殊造像之需要,曹氏画院运用"空间单元"图式结构,重构了中唐《文殊变》中的《五台山图》,赋予其"独立"而宏大的格局,并在以文殊造像为中心的文殊语境中,实现了以《文殊变》与《维摩变》对应结构为主体的宗教与图像内涵的紧密结合。     

近代周口婚俗考略

周口,古名周家口。是明、清两朝时期的商业城镇,因水陆交通方便,商业繁荣昌盛,被誉为河南"四大名镇"之一,素有"小武汉"之称。据清乾隆十二年版《商水县志》记,当时的周家口"三面夹河,舟车辐辏,烟火万家,樯桅树密,水陆交汇之乡,财货堆积之薮,南接楚越,北通燕赵,西连秦晋,     

西夏文《治风碍剂门》考释

俄藏黑水城出土西夏文Инв.No.2892实为"那若六法"之"拙火"修法各种"剂门"的合集,本文指出其中《治风碍剂门》与《大乘要道密集》卷一之《治风剂门》的内容一致,并参考汉文本对西夏文本进行了翻译,希望为学界进一步认清以《大乘要道密集》为代表的元明时期中原传入的藏密与西夏所传密教的关系提供更为有力的证据。     

多重叙事书写激荡奇幻的大唐敦煌——评冯玉雷《野马，尘埃》

正2001年,我在撰写本科毕业论文《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落蕃官初探》~①时,搜集了大量吐蕃占领敦煌历史社会的资料。第一次读到戴密微先生的《吐蕃僧诤记》(2),其中的"史料疏义"部分,无论是王锡呈奏赞普的表章、汉族节度使的档案文书,还是肃州刺史刘臣璧答南蕃书,这些原始的历史档案都像小说一样好看。在文字中都展现出了每个人物真实丰富的内心世界,把我们一下子拉回到一千多年前敦煌陷蕃的语境,仿佛在聆听每一个熟人诉说心事。     

曹仁贵即曹议金

罗振玉撰《瓜沙曹氏年表》以来,学界一直认为曹氏归义军首任节度使是曹议金,但对P4638《某年八月十五日曹仁贵上令公状》和《曹仁贵献玉状》一直没有确解.1977年藤枝晃《敦煌绿洲与千佛洞》(《敦煌与丝绸之路》)、1982年竺沙雅章《中国佛教社会史研究》、1983年陈祚龙《迎头赶上,此其时也——敦煌学散策之二》(《中国文化月刊》第44期)、1984年苏莹辉《朱梁时曹仁贵继张氏为沙州归义军节度使说》、1987年《继张氏任归     

任昉《地记》编纂初探

魏晋南北朝时期,地方志大量涌现,这就为大型方志学丛书的编纂奠定了基础。梁天监五年,任晡任职秘书监,他曾于任上编纂大型方志学丛书——《地记》,是书集中体现出任防在方志学领域的高深造诣。《地记》系增广陆澄《地理书》而成,主要收录汉代至南朝萧齐时期的志书,包括总志、区域志和专志。《地记》所收志书以杂记体居多,从中可管窥任盼的修志观。《地记》的价值突出体现在对中国古代地方志的保存和传播上,但其中亦存在虚妄疏漏之处。《地记》大约亡于梁末,笔者辑得《地记》佚文一条。     

辽代《陈妻曹氏墓志》所见汉名“弘孝”驳议

辽代《陈妻曹氏墓志》所见"弘孝"一名被研究者视为耶律乙辛之汉名。然而,通过全面考索宋辽文献可知,弘孝当指耶律重元之子涅鲁古,墓志所记乃涅鲁古叛乱之事,与乙辛无涉,而其中反映出当时人对于重元之乱元凶首恶的认识与后世所载有所不同,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我国古代官员的休假制度

据史料,我国的假日制度始自距今2000多年的西汉。《汉书·郑当时传》载:"孝景时为太子舍人,每五日休沐。"《汉书·万石君传》也载:"每五日洗沐归谒亲。"所谓"休沐"或者"洗沐",唐《初学记》解释得十分清楚:"休假亦曰休沐。汉律,     

探奇五老峰

五老峰,原称五老山,位于山西省永济市东部。晋代张僧鉴在《浔阳记》中说:"(庐山)五老峰横隐苍空,形势如河中府虞乡县五老山。"在《虞乡县志》中有"五老山,在县南十五里,玉柱、太乙诸峰之总名也。"五老山之五老,源出于古代传授伏羲《河图》《洛书》五老之名。     

清华简《系年》“南瀤之行”考析

吴楚关系是春秋晚期列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清华简《系年》所记楚灵王时的"南瀤之行"是当时两国之间的重大事件。简文之"南瀤"与《左传》的"南懷"不同,泛指淮河以南的地区。所谓的"南瀤之行"实际上是楚灵王时期在淮南地区对吴国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结合《左传》昭公五年的记载,可以认识到:"南瀤之行"的经过从时间上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从地域上可以分为北线战场和东线战场,而且主要发生在东线战场,从大的地理范围上来说属于淮南地区。通过对"南瀤之行"的分析,可以清晰地认识吴楚战争中的线路及地域问题,也可以对楚灵王时期的吴楚关系有更明确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