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统论”与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理性光芒

具有儒家思想特色的政治权力合法性理论——“正统论”中的理性光芒和政治智慧,主要体现在“正统论”中的超越合法性上。这种理论与意识形态以想象的方式按照某种惯例引导人去想象自己与自身所处的实际状况之间的关系不同,启发人从现实的角度思考人与历史、现实的关系,从而将“超越合法性”还原于人心。由此,我们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寻找能够重新凝聚民族精神的价值理性时,应提倡“中华主流精神”,使它有助于建构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和化结构模式,以参与新的世界史规律的形成。     

再论欧阳修的正统论

宋代欧阳修的正统论在中国史学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欧阳修在不同文章中 ,对正统标准的阐释也不一致。有时批判前人于对峙分裂历史时期强立一国为正统的做法 ,从而将曹魏与五代各国排除于正统秩序之外 ,有时又承认二者的正统地位。欧阳修的论述实际上构成了正统二重标准 ,即史学 (史书纪实 )的标准与政治 (德义 )的标准。其矛盾既暴露出史家正统理论与修史实践之间的悖离 ,又体现了“封建史学的二重性”。     

谁是正统:中国古代耕织图政治象征意义探析

耕织图,就是以农事耕作与丝棉纺织等为题材的绘画图像,中国古代曾创作了一系列呈体系化的耕织图像。耕织图的创作,具有多方面的目的与意义,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即是体现王朝的"正统性",而这在南宋、蒙元、清三个朝代又体现得最为明显。之所以如此,与南宋以后"华夷之辨""严华夷之防"的正统观有着直接关系。耕织图与正统性的关联,深刻体现出中国传统政治的象征性面向。     

中国古代王朝继承中的“正统”理念

2010年1月15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召开了"中国边疆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座谈会"。会议围绕吕一燃先生主编的《中国近代边界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和林荣贵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疆域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的出版展开。自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成立以来,中国古代疆域史、中国近代边界沿革、中国疆域理论研究一直是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基础研究的重要内容。两部著作的出版,是上述研究领域的标志性阶段成果,受到学术界关注。将两部专著放在学术研究进程中加以评述是件有意义的工作,不仅可以综合考察中国古代疆域与近代边界研究进程及阶段性特点,而且有助于促进中国疆域理论研究的深化。以下几篇文章即选自"中国边疆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座谈会"上的发言。     

再论中国古代早期没有白银货币

正2016年,笔者在做"中国古代银锭科学研究"课题时,曾以《丝路贸易与中国古代白银货币》~([1])为题发表了一篇文章,首度提出中国古代早期没有白银货币的论断。阐述这一观点,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问题,即所谓春秋的"银空首布"、战国的"银贝"和西汉的"白金三品"。限于文章的主题,笔者在上文中并没有对这些问题详细展开论述。一个时期以来,伴随着笔者对中国货币起源与早期货币问题的深入思考,越来越觉得有必要对我国早期白银货币问题作进一步之论述,遂撰此文。     

论孟子性善论对中国古代政治的影响

孟子在孔子"仁爱"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性善论。性善论深刻的影响了中国古代政治的发展。它既是"仁政"的理论基础,又是中国重视道德教化这一传统的思想渊源,更对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法律文化产生深刻影响。今天借鉴和反思孟子性善论及其影响,重塑国人的思想意识,对推动当代中国的政治进步和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蒙元初期的正统论

与两宋、金代相比,蒙元初期正统论明显有新的突破。一是突破了传统夷夏之防的藩篱,为元末修辽宋金三史确定"各与正统"的原则奠定了基础,体现出一种开放的意识。二是在理论上达到了新的水平。特别是杨奂、郝经标举"王道"或"中国之道",超越了从前以血缘、民族、天命、德运、地域、国势等因素来论正统的思维模式,因而更具理性色彩和进步意义。     

浅析中国古代户籍制度与古代王权政治

在中国古代,户籍制度是专制王权对编户齐民进行人身控制的最重要手段,户籍制度的核心是对民的占有与支配。王权对编户齐民的生杀予夺之权很大程度上依靠户籍制度,这是这项制度在中国古代长盛不衰的根本原因。     

饶宗颐对史学正统论研究的学术贡献——《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发微

本文对饶宗颐有关史学正统论研究的意义、方法、依据、学术创新以及个人在正统观上的理念作了全面的探讨,对饶氏提出五德终始说“实当起于子思”而非邹衍等全新见解作了揭示,并钩稽了掩藏于考证形式之下饶氏对于正统观的态度和理念,发现他赞同方孝孺一派“重正不重统”,以道德、正义为标准的正统观念,其目的在于籍此构建一种永恒的道德——正义的历史评判机制。另一方面,本文也指出饶氏在对待正统观的态度上过于强调华夷之辨,有时也不免模糊了其自身确定的价值取向。     

说欧阳修的正统论思想

欧阳修以“居正”和“一统”作为判定“正统”标准的思想,是在批判“五德终始”说的基础上,以《春秋公羊传》为理论依据,带上宋学的特征。其“绝统”概念的提出,则是受到了韩愈道统“绝统”说的启发。     

论中国古代廉政思想

中国古代廉政思想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伦理思想和政治思想相互融合的体现. 本文从廉政思想的内涵、廉政思想的理论基础、廉政思想的表现形式三方面对中国古代廉政思想进行了论述,并对中国古代廉政思想进行了总体评价.     

中国古代甲胄续论

1976年,作者撰写的《中国古代的甲胄》论文在《考古学报》发表;1980年,第一篇论文收入《中国古兵器论丛》一书时,作者又参照新的考古资料,补充了第二篇论文《中国古代甲胄的新发现和有关问题》;至今15年过去了,作者再次结合近年的考古新发现和对金属甲胄资料金相鉴定的重要成果,撰就有关古代甲胄的第三篇论文,又一次勾勒我国古代十六国以前的甲胄发展轨迹,对甲胄的材质和发展演变提出新的见解。论文重视对考古材料的运用,分阶段论述了先秦、秦、西汉、魏晋南北朝以至十六国甲胄制作材料、工艺的演进变化,纠正了历史上的讹传,进一步揭示出古代战争中甲胄发展的真实面貌。     

论中国古代抢婚文化

抢婚是一种古老的婚姻习俗,大约产生在母系社会氏族内群婚向氏族外对偶婚的过渡时期。生产力的进步促使了婚姻形态的演变,私有制产生以后,买卖婚俗流行,抢婚已逐渐丧失其原有的内涵,而注入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特征。     

论中国古代廉政思想

中国古代廉政思想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伦理思想和政治思想相互融合的体现。本文从廉政思想的内涵、廉政思想的理论基础、廉政思想的表现形式三方面对中国古代廉政思想进行了论述,并对中国古代廉政思想进行了总体评价。     

再论苏秉琦中国古代社会演进“三历程”理论

苏秉琦有关中国古代社会演进的古文化古城古国“三历程”理论,是当前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工作中最有影响力,也最具争议的学说之一。此前有学者就三历程理论的逻辑结构与概念内涵等方面的疏漏之处进行了极具反思性的批驳。然而,从苏秉琦考古学实践本身来看,三历程理论最初实际是作为考古学中实践文明起源研究的方法被提出。从内涵来看,古文化古城古国并非严格意义上前后相继的三个阶段,而是既有先后、又有包含,其本质是连接考古学遗存与人类社会的“桥梁”。三历程理论与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共同作为方法论,与古国一方国一帝国“三部曲”;裂变、撞击、熔合三模式等一起,构成了苏秉琦全部的文明起源理论体系。尽管这一理论当前已被解构为更多更细致的相关研究与理论方法,但其研究思路仍有可供当前学者借鉴的地方。     

中国古代家鸡起源的再研究

本文认真探讨中国古代家鸡起源于近万年以前的中国河北地区这个观点的不足之处,详细阐述了动物考古学研究人员对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中出土雉的骨骼的研究结果,特别重申家鸡可能最先在红原鸡的传统栖息地亚洲东南部被驯化,之后逐渐通过文化交流的方式北上,至少在距今3300年前,已经到达河南东部地区。专门强调形态学研究是动物考古学的研究方法中最为重要的工作,如果在古代动物遗存的D NA研究中没有动物考古学研究人员的参与,忽视动物考古学研究的思考,甚至单纯地从D NA的研究结果中提出推翻动物考古学研究成果的结论,这种认识的科学性是要受到全面质疑的。     

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与经济伦理

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与经济伦理任放经济伦理是指经济行为背后的伦理动因,是一定历史阶段人们对经济行为的道德判断,它着意强调社会经济活动的道德意义。中华文化是以农业土壤、宗法血缘为基础的政治——伦理型文化,因此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具有醒目的伦理色彩。在国家政治生...     

古代中国化解政治冲突的智慧

正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重视民族融合、强调国家统一的政治传统。数千年来,诸多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为实现这一目标不断积极尝试,积累了丰富经验,为妥善处理不同时期纷繁复杂的政治、民族关系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这些经验中,既有战争等暴力手段,更有缔结姻亲联盟、强化共同信仰等多种和平方式。相对于暴力手段而言,和平手段能以较小代价,最大程度地化解政治冲突,实现国家和民族利益最大化,其历史作用更为重要,历史经验更符合当今世界发展的精神与主流。中华民族以和为贵、好战必亡的传统和平理念一以贯之,并不断融入国家治理的理念与实践中,形成化解政治冲突的务实手段和灵活方法,相关经验值得深入发掘、认真汲取。     

刍议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特征

本文通过大量收集、阅读、整理、分析国内外相关书籍资料,并对电子文献进行检索的基础上,对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特征进行分析,希望对相关学者给予微薄的借鉴作用。     

朱熹理学与元初的正统论

正统论的讨论与社会现实政治状况和时代思潮是紧密相连的。南宋遗民作为元初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的正统论,既与史学发展的内在理路有一定关系,但更是社会现实对他们影响的结果。他们对魏蜀正统的讨论、正统标准的界定和元朝的正统的态度,都体现了夷夏观念在他们思想中的地位,反映了南宋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思想对他们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