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儿』旋律的艺术规律及二胡的演奏技法

“花儿”是一种有着悠久历史的优秀民间歌曲,它流传在青海、甘肃、宁夏、新疆昌吉等广大地区,地方特色十分浓郁,风格鲜明突出。它是中国西北本土文化的显著标志。就青海“花儿”而言,其独特风格的形成是同青海高原的地域环境,人民群众的劳动、生活习俗,尤其是语言特点等分不开。元明以后．世居于河湟地区的藏族与陆续移民来的汉、回、蒙古、     

“花儿”里有座“廊桥”

“花儿”是西北地区的一种民歌,广泛传唱于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省区,盛行于甘肃临夏自治州与甘南藏族自治州接壤的莲花山一带。“花儿”,又称“少年”,属“山曲”、“野曲”,曲调或昂扬激越,或婉约悠扬,是绽放在人们心头的一朵心花。 “花儿”的历史久远。像其他少数民族、边远地域的民歌一样,“花儿会”也与庙会紧密结合,融宗教、文化、商贸于一体,十分繁盛。据莲花山“花儿会”调查组调查,“在方圆一二百里范围内,共有74场花儿会,每年自农历正月十五开始,一处接一处,一场接一场。五六月份最多,十月初一方告结束,时…     

甘青地区“花儿会”传说的文化功能

甘青地区流传的关于“花儿会”的传说是一种重的公共信息资源,它担负着记录和解释“花儿会”历史源起的文化功能（如“花儿会”活动的庙会本质、求雨功能等问题）;同时,在其流布过程中民众对之进行了自发自觉的整合与传播,从而使其生发出了助力村落政治文化、助推女性个体社会化的文化功能。按照文化表征理论,关于“花儿会”的传说正是民众对“花儿会”活动的一种重表征方法,使得活动产生了丰盈的文化意义,扩大了其外延和内涵。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青海省打造“花儿品牌的工作实践及思考

"花儿"本是心上的话,不唱时由不得个家。作为一种珍贵的民间口头文学,目前,"花儿"已经渗透进群众生活中。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人们对"花儿"这种最纯真、最优美的民歌有了更多的渴望。针对群众对"花儿"与日俱增的需求,近年来,青海省文化馆馆长颜宗成及青海省文化馆、青海花儿研究会等达成共识,各部门形成合力,积极探索,培养"花儿"人才、挖掘"花儿"曲令、扶持"花儿"产业、打造"花儿"品牌。同时,努力改变"花儿"活动自生自灭的状态,脱俗求雅,从一些"花儿"茶园庸俗调侃的低档次中走向高雅,成为"花儿"品牌的民间基础。如今,青海"花儿"已经成为一种有较高知名度的青海文化品牌,随着东西部文化的交融,它正在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多年来,青海省文化馆馆长颜宗成先生一直孜孜不倦地在"花儿"园地中辛勤耕耘,以强烈的文化自觉,潜心发掘、积极保护、大胆创新青海"花儿"。本刊特编发他撰写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青海省打造"花儿"品牌的工作实践及思考》一文,以飨读者。     

旅游发展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以莲花山“花儿”为例

“花儿”艺术源远流长,是劳动人民的智慧与情感的结晶。“花儿会”反映了所传唱地区的文化、历史,也是当地的特色民俗之一,不仅具有很高文学、音乐、历史、文化价值,也有很高的社会价值以及作为地方特色的旅游资源的开发价值。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乡村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这种古老的艺术正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其内涵和外延都在严重萎缩。本文通过对“花儿”在当地居民中传承现状、保护措施、发展趋势等方面的实践调研,结合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相关理论,对旅游业发展与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之关系作出了分析和探讨;并提出以实景舞台剧、艺术博物馆等旅游开发模式来加强对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民和“花儿”的文化形态

著名"花儿"王子马俊曾有一句戏言:青海的"花儿"在河湟,河湟的"花儿"在民和,民和是"花儿"的窝窝。的确,作为河湟文化的重要发源地,民和丰富的历史文化和民俗文化资源是"花儿"创作的富矿区,也是"花儿"广为传唱的流行区,其境内流行的曲令多达十数种,大小"花儿"会也有五六个,尤其以七里寺"花儿"会为最。其传唱流行的"花儿"可以说基本上涵盖了河湟"花儿"的绝大多数,特别是七里寺"花儿",是民和地区"花儿"的精华,蕴含着丰富的、独具特色的文化形态,有其传承发展的重要价值。因而     

张家川“花儿”传承与保护的新思考

张家川“花儿”是我国世界级非遗“花儿”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风格独具特色,成为地域标志性民歌。文章在对张家川“花儿”深入调查基础上,就其传承与保护中由于“城镇化”进程造成的时代挑战和生存困境等问题加以梳理和研究,并提出相应的优化方案。作者认为,活态传承与自我革新、产业转化与旅游产品开发、培育公众文化自觉是改善张家川“花儿”传承与保护困境的未来之路。     

“花儿”回荡在老爷山

半个世纪前花儿研究者张亚雄先生在《花儿集》中称":青海是花儿的家乡!"的确,在青海有山的地方就有花儿,有水的地方就有花儿,有田的地方就有花儿,正如花儿所唱":一把儿芝麻撒上天,脚夫哥,会唱的花儿有几千?从青海唱到天地边,唱不完,回来了还唱它三年"。     

《河湟"花儿"综论》出版

本刊讯(记者 郭晓芸)近日,杨生顺《河湟"花儿"综论》由青海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 杨生顺,青海开放大学副教授,青海花儿研究会秘书长.20年来,他深入西北、江南与江淮,深度调研访谈,搜集、整理、研究"花儿",取得了丰硕的成果.2016年,主持完成青海社科规划项目"基于青海生态文化建设背景下'花儿'的保护、传承与发展研究"...     

加快推动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

文化旅游产业是当代经济社会发展中最具活力的新兴产业。它不仅可以为传统产业创造新的增值空间,赋予传统产业巨大的品牌效应,并且以绿色产业、朝阳产业等特性成为新的经济增长极。位于青藏高原的青海省独特的历史文化、浓郁的民族风情及丰富的高原生态赋予青海独特的文化和旅游资源。新形势下,进一步推动青海旅游与文化的深度融合,已成为我们的当务之急。     

论"夷"和"东夷"

“东夷”本是传世和出土文献对古史上某一时期东方居民的称谓。近年来,随着考古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把黄淮下游海岱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的族属称为东夷。本文旨在根据传世和出土文献的相关记载,廓清“夷”和“东夷” 的产生、发展、流变和消失的历史过程。     

“素心”与“史德”

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史上，关于史家主体修养的探讨是一个重要问题。梁启超所谓“史家四长”说即是对这个探讨的总结和概括。在这一理论成就的形成过程中，唐代史家刘知几的“史才三长”说及清代史家章学诚的“史德”说是关键环节。当然，任何学术成果尤其是理论上的突破，都必须以一定的思想积累为前提与基础，这种积累首先必须是学者个人的，而从更为普遍的意义上讲，它更是社会的与时代的。因此，从孔子、孟子的时代起，我们     

“中国中心观”与“夷”“洋”之变

晚清之前,中国始终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将中国之外的其他一切民族都看作是未开化的“蛮夷”。特别是明代朝贡制度形成后,“夷”“夏”卑尊泾渭分明。晚清从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近六十年间,实现了从“夷”到“洋”的艰难转变。本文从“中国中心观”的形成入手,对这一转变进行了分析。     

说"邛"与"工竹杖"

古代的"邛"究竟是族名还是地名,曾有一些不同看法.关于"邛竹杖",也历来看法不一.文中对此作了探讨,认为"邛都夷"人属古濮越系民族,"邛竹杖"则由于年代久远现已不甚明了,可能"邛人"所居地方所产之竹杖皆可谓之"邛竹杖".     

庄子“真人”思想考论

庄子《大宗师》集中出现了四则有关＂真人＂的论述。＂真人＂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作为庄子自身理想人格的画像,＂真人＂等同于＂至人＂。真人一旦上升到＂道＂的层面,又等同于＂神人＂。真人思想的矛盾性源自《庄子》一书内容的复杂性。作为天道哲学的真人,其思想源自《道德经》、《山海经》等典籍;作为生命哲学的真人,源自《黄帝内经》、《周易》等。由后者形成一种＂葆真＂的生命哲学观,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博物馆学习”还是“场馆学习”:试论Museum Learning的中文表达

Museum learning的相关研究范式和成果主要集中在博物馆学观众研究和教育学教育技术研究领域中。国内这两门学科对museum learning的翻译存在分歧:博物馆学界将其译为"博物馆学习",而教育学领域则将其译为"场馆学习"。原因在于二者对museum learning的研究方法存在分歧,以及二者对"博物馆"一词本身范畴和概念存在认知差异。"博物馆学习"不仅保持了museum在跨语境研究中的一致性,更重要的是在概念上确保了自然科技类博物馆和历史艺术类博物馆在museum learning研究中的相同地位,这是"场馆学习"一词无法体现的。     

再论“部落联盟”还是“民族”

王三义先生认为,以国家起源的“民族模式”代替传统的“部落联盟模式”,易建平这种做法是不对的。本文认为,王三史先生的观点难以成立,原因在于,他混淆了“部落联盟”与“部落联盟模式”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并且,把希腊人和罗马人国家起源的例子当作了“特例”,而这摩尔根与恩格斯是当作典型例子的。     

都市平非"成都市平"商榷

本从都市平量器字入手,结合东汉相关的度量衡制度和两汉中遗存的刻铭陶、漆器字、以及东汉相关历史,考证都市平量器并非成都市平量器的简称。     

从“百工”与“百官”的语词变迁

本对于古籍献中“百工”一词的多义和歧义现象进行分析、考证,发现它与“百官”一词的关系错综复杂,于是从字形、声音及化历史的研究对比中取证,认为“百工”作为上古一官职名,后世直接对译成“百官”实际上存在混淆和误解,却也可从中看出它们意义上的联系与区别,对这一特殊语词的变化的历史考证将对训诂学有所补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