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中体西用思想初探

康有为是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他早年学习西学,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对中西文化形成了自己的见解。康有为的思想仍然属于中体西用的范围,但是又不同于以往的中体西用思想。他在继承和发展以往先进知识分子"中体西用"思想基础上,形成了新的"中体西用"思想。     

一代史学宗师陈垣

一、“革命报人” 陈垣青年时代生活在故乡新会和广州。中国近代,广东成为中西文化交流最早地区,陈垣说：“广州滨海,得风气之先”。林则徐、张之洞督两广,提倡文化,引进西学,设书院,译书报,岭南风气大开。广州又是康有为、梁启超宣传维新变法思想的基地,陈垣在广州求学时,受康有为万木草堂弟子的影响。广东又是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活动十分活跃的地区,反清思潮极为高涨。在这种政治文化环境熏陶下,陈垣青年时代就胸怀爱国救国之志,积极参加当时如火如荼的反帝反封建运动。     

才子苏曼殊为何欲刺康有为

在清末民初的中国文坛上,有一位奇才,他集诗人、作家、画家、翻译家于一身.他创作的恋情小说以惆怅、忧郁之情,细腻地叙述了一个个梦萦情牵的爱情故事,因而有人谓其开“鸳鸯蝴蝶派”之先河,他就是一代才子苏曼殊.然而,这看似多愁善感的一介文士,一度曾想刺杀康有为! 原来,维新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在孙中山的帮助下逃亡到日本东京,当时与康同行的梁启超有改弦更张之意,想与孙中山联合起来重组新党,但他知道康有为的执拗脾气.于是,梁启超便试探性地与康有为商量道:“此事对我们也大有好处.孙逸仙答应假如联合有望,他就给我开个介绍信去檀香山募捐.先生,我们现在困守异乡不是办法,要想重振大业,手中有钱才行啊!”     

康有为与《诸天讲》

康有为在中西科学的影响下，撰写了《诸天讲》一书。康有为以他在当时所能达到的科学水平，吸收了中外天文学知识，对宇宙起源及结构，做了论述和介绍。他是具体介绍康德──拉普拉斯的“星云说”最早的中国思想家之一。由于康有为相信宇宙无限论，因此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提出了质疑。这部书起草于1885年，与《大同书》写作时间大体相同。《诸天讲》就是要人们摆脱“九界”束缚，成为天上人．进入大同世界。本书名为讲自然科学，实际上是为其社会理想服务的。     

晚年康有为

康有为晚年有印一方,为吴昌硕所篆,朱文小字,常常把玩不已,其文曰：“维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遍游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几概括自己一生经历。海外倦游归来,中国政治舞台上又有了他“保皇复辟”的身影。1917年康有为与张勋共同“丁丑复辟”成功,一时间南北将帅、朝野名流,几皆唯康南海马首是瞻。当时他在上海常驻“辛家花园”,颇类似于总理内阁之所在,天下之人率奔集于此,受其指挥。     

关于李提摩太与梁启超关系的探讨

李提摩太等西方传教士通过译书、办报等为手段,以西学知识为依托,宣传其基督教思想,这种宗教思想通过康有为而对梁启超产生了间接影响,创办与广学会机关报同名的《万国公报》,并提倡在中国创立“孔教”,成为与西方基督教等量齐观的宗教。1896年以后,梁启超通过与严复、马相伯等人的交往,学习了真正的西学知识,深悟自己以前从康有为处学得的西学知识的肤浅,产生了怀疑与批判,并反对“孔教”。     

李大钊与“少年中国”的理想

“少年中国”之理想,是李大钊在《少年中国》杂志创刊不久提出并加以论述的。它反映了五四时期一大批进步知识分子要求改造旧中国,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贫穷的美好社会的愿望。“少年中国”之理想所包含的“物心两面”改造中国的主张,成为当时思想界的众多社会改造方案中之一种。虽然     

康有为的立宪思想与法国大革命

立宪是康有为政治思想的核心。史学界颇重视他“择法俄日以定国是”,论其立宪思想与俄国彼得大帝改革及日本明治维新的关系,却忽视了他“屡引法国大革命为鉴”。本文拟对康有为立宪思想与法国大革命的关系进行介绍和分析。康有为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法国大革命的:一、游历香港时阅读了《海国图志》和《瀛寰志略》等书,前者谈到法国大革命。也读过王韬的《法国志略》,该书造较详细地介绍了法国,但持否定态度。通过中国人的这些初级读物,康有为对法国革命有了一鳞片爪的了解。二、“复遍读各国译本西书,乃知西方治国有法度”。25岁时他在上海“大购西书”,“冬月抵乡,闭户潜修,尽释故见,专肆西学”。当时中国出版     

“西学中源”说和“中体西用”论在晚清的盛衰

“西学中源”说和“中体西用”论萌生于明清之际。由于康熙帝的提倡,“西学中源”说曾经一度流行。晚清,由于西方近代学术的大规模涌入,两说盛行一时。当时提倡西学者,几乎无不论“中体西用”,道“西学中源”,可见两说是有助于西学输入中国的。随着西学输入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两说的弊端也日益暴露。1890年前后,首先出现了对“西学中源”说的批评,但也引起了卫道者的强烈反弹,王仁俊、刘岳云等捍卫此说,撰成《格致古微》和《格物中法》。张之洞的《劝学篇》对“西学中源”说进行了改造,并对“中体西用”论加以系统阐述,是一个折衷新旧的救时方案。然而随着社会的剧烈变革,两说都在20世纪初叶为时代所迅速抛弃。“西学中源”说和“中体西用”论的进步性和局限性交相为用,其演变和消长反映了我们这一文明古国吸收外来文化的独特途径。     

康有为为吴佩孚祝寿

1923年,康有为为了游说吴佩孚支持复辟,到洛阳正赶上吴佩孚过生日,赠吴一副寿联:“百岁功名才一半,八方风雨会中州。”康的原意是通过这副对联为吴歌功颂德,同时借此挑动吴的野心,使他支持复辟。据说这副对联在当时的军阀官僚当中传颂一时,可是当康有为与吴佩孚正面谈起“必须实行君主立宪才能救中国”时,吴却大讲周礼,两人越谈越僵,格格不入,最后康有为只好沮丧而退。康有为为吴佩孚祝寿@齐协民     

梅文鼎的中西文化观

明末,欧洲传教士来华传教,带来了欧洲的科学技艺、中国社会对新奇的西学反应不一.株守旧学者态度据傲,指责西学为荒诞不经之异学,不合中国圣贤之经传,大有灭此朝食之慨.开通之士认为西学多有高明之处,主张学习.其中,一类鄙薄中国科技以为不足道,唯西学是从;一类则认为中国科技有其所长,提出“会通”中西之学.梅文鼎使是一位著名的会通论者.梅文鼎(1633—1721)字定九,号勿庵,安徽宣城人,是清初最负盛名的科学家之一.少年时有神童之誉,熟读经史,兼习中国传统的天文数学.30岁以前,在历算方面已有相当造诣.37岁时第一次从朋友处获知一些西方数学知识,引发了他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兴趣,从此他多方搜求西方科技书籍,认真阅读.1875年在参加考举人的乡试时,“得泰西历算书盈尺,穷日夜不舍”,功名二字被置于脑后.他在长期钻研中西文化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中西文化观.     

晚清"古学复兴":中国旧学纳入近代新知体系之尝试

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在清末“保存国粹”、“复兴古学”的过程中,开始对中国古代学术进行初步整理,肇始了对中国学术遗产进行发掘、梳理、研究和整合之工作。以西方新知、新理、新法整理中国传统旧籍,发明中国旧学之新义,是晚清学术演进之必然趋势。以新知阐释旧学,以中学比附西学,以近代学科体系界定中国旧学,是晚清学者整理中国旧学之基本思路。正是在对中国传统学术不断进行整理和整合的过程中,中国传统学术开始转变其固有形态,逐步融入近代西学新知体系之中。     

晚清民国广西乡村私塾改良及新学考察——以玉林五属为例

私塾是中国传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乡村教育和文化传播,意义非凡。1840年以降,国运罹难,士人纷纷求诸解救良方,西学思潮蔚然成风。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指导下,洋务派创办了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批新式学堂,掀起了开办新学浪潮。因推进新学之需,由地方乡绅发起,后全国颁行,对乡村私塾进行改造、整合,以资补新学的开展和推行。其过程历时近半世纪之久。通过以乡村私塾改良为视角进行考察,将有助时人对中国乡村教育现代化过程窥测一二。     

《大同书》手稿及其成书年代

《大同书》是康有为重要著作之一,是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的重要文献。但它的成书年代却一直存有异议。二十多年前,我曾撰文说明《大同书》是康有为在1901—1902年间(辛丑、壬寅间)避居印度时所撰,定稿更迟。当时主要从康有为的政治实践、思想演变以及《大同书》的本身矛盾加以剖析,最近在上海博物馆发现康有为《大同书》手稿,有力地证实它确撰于"辛丑、壬寅间",决非1884年所撰。     

晚清民间知识分子的西学观——以上海格致书院为例

本文以上海格致书院为例,以《格致书院课艺》为基本史料,集中阐述了作为民间知识群体的格致书院学生的西学知识结构及其对中西学关系、引进西学的方法等问题的基本认识,从普通民众角度揭示了当时中国思想界的西学观。格致书院学生的思想虽然不似站在历史前台的“大人物”的思想能够左右国家政策,但作为一种潜在的民间思想仍具有社会感召力。     

康有为澳门创办《知新报》

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康有为早年为宣传变法而创办了“一会三报”，即强学会、《万国公报》、《中外纪闻》、《强学报》。其时，康有为十分看中报纸的特殊功效，他在上光绪皇帝书中，多次提到“设报达聪”的建议。他以为欲变法，非开通民智不可，而欲开通民智，亦“非有报馆不可”。为此，他倾注极大精力开设报馆，倡言变法。在《万国公报》发行不久，康有为即称“报开两月，舆论渐明”、“识议为之一变”、“渐知新法之意”，言辞间不无得意之神色。然而好景不长，康有为京城之举很快便引起了封建顽固势力的强烈不满，而这股势力的总后台…     

戊戌时期的政治共识与改革底线——张之洞旧体新用说略论

戊戌时期,维新精英们提出了师法日本、实行君主立宪变革的主张,但是,开明知识分子及官僚阶层却未能就此达成共识.《万国公报》编者沈寿康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洋务派官员盛宣怀"论西学为用,必以中学为体";帝党重臣翁同龢、孙家鼐主"中学为主,西学为辅";《明定国是诏》宣示"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张之洞《劝学篇》明确提出的"旧学为体,新学为用",集中反映了戊戌时期中国社会的一般舆论,代表了当时中国社会改革的政治共识及改革底线.     

彼得改革的成功与康有为变法的失败

17世纪末、18世纪初,俄国沙皇彼得一世实行欧化政策,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俄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19世纪末,中国维新派康有为(1858—1927)积极向光绪帝(1871—1908)建议,学习彼得的欧化改革,在中国实行西学变法。1898年6—9月,在康有为和梁启超(1873—1929)、谭嗣同(1865—1898)等人的推动下,光绪宣布变法,发动了百日维新(即戊戌变法),结果遭到了失败。 为什么康有为等人和彼得同样是效法西方,实行改革,彼得取得了成功,而康有为等却     

康有为偷书

<正>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仍坚持改良立宪主张,决心保皇。晚年时,因复辟梦想不能实现,康有为不免萧条悲凉,转而沉溺于收藏书画古董。他漫游各地搜罗藏品,所到之处,书画古董屡遭窃获。当时报章上常披露他在什么地方偷走了一批书画或古董、在什么地方又捆走了一大包书的消息,一时其"偷书贼"之名,世人皆知。     

“西学中源”说的历史考察

所谓“西学中源”就是说欧美的学问起源于中国。它在19世纪后40年中颇为流行。和晚清社会的很多事物一样,它迅速地发展变化,呈现出流质善变的特点。一“西学中源”说的发韧“西学中源”说产生于明末清初。明末,中国历法年久失修、屡屡失准,急待重订。而西方传教士为便于传教而带来的天算知识及测量仪器均先进于中国,因此,徐光启等开明之士主张学习西方,并建议朝廷聘请外国传教士协助修历。但是士大夫中的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