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精萃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法官王文正是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特别法庭的审判员,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任命名单上,排在35 名审判员之首。关于"四人帮"密谋派王洪文去长沙诬告周恩来总理和邓小平的"长沙告状"事件,王文正在参加秦城监狱预审组和检察起诉书的讨论时,曾提出过不同的意见。王文正提出:"王洪文以中央副主席的合法地位向毛主席反映情况,尽管其用心险恶,有诬告行为,但这是符合组织原则的,是合法的。而以此作为反革     

“两案”审判技术工作纪实

接受特殊任务大约在1981年5月,公安部十三局(预审局)办公室李声华主任(后来知道他当时兼任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两案”办公室副主任)来到我所在的研究所,说第二天去秦城接受任务。那时候,我们已经习惯随时被抽调外出工作的事。次日,我与贾荣炽、史景智跟随李主任赶到秦城监狱时,已临近中午。在大食堂吃中饭时,遇见早先借调到部里工作的我们研究所搞闭路电视的张瑞华同志。他没问我来干什么,我也不能问他,只知道他已住在秦城。午饭后,我们进入监区,在一栋已无犯人的楼里,每人分一单人牢房睡午觉。监舍里没有床和马桶,只有便坑和铺好…     

我象魔鬼一样烧死了他

由于我直接犯的罪行和我命令部下所犯的罪行,使许多被害的中国人陷入在无限痛苦之中.我对被害者的家属们,对过去遭到我部下的直接迫害还活着的人们,对全中国的人民,我利用公判的最后的机会,在神圣的中国领土上,在对中国人民所犯的不可计量的罪行面前,要跪下来叩头,真诚地向中国人民谢罪.我于1937年12月,在中国踏上侵略的第一步以后,直到1950年12月9日被逮捕时为止的13年的漫长时间里,我所犯的罪行不只是在起诉书上所写的内容,起诉书上所提的不过是我所犯的数不清的罪行中的主要的一部分而已.从在旧中国的南京下关的杀人罪行起,在作为吴江、安庆的“宣抚班”,在特务机关当陆军军官,在山西的河津、闻喜、安邑、夏县、绛县、霍县、灵石、赵诚等地进行了罪恶活动,而且在共产党军队的根据地太岳、太行山脉的沁源、阳城、陵川等县进行“三光政策”达3个月,对和平村庄的人们进行杀害、拷打、掠夺、强奸、凌辱等等罪行,犯罪的范围是太大、太广、太深.我先后残杀中国人民达300余名之多.     

论刑事预审在我国的构建

刑事预审是庭前审查准备程序中的重要活动,主要是对案件是否符合起诉条件进行审查。完备的预审制度不仅具有审前筛选和证据展示的功能,而且它还有利于保障庭审的高效进行,也有利于被控告一方对是否起诉的审查行使参与权。同时,设立刑事预审制度对我国的现行的刑事诉讼产生诸多影响。为此,通过和国外预审制度的比较以及联系本国的司法实践活动,本文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刑事预审制度的构想。     

古代国人起诉会遇到哪些门槛

中国古代讲求礼之用、和为贵,追求无讼的理想社会状态。诉讼作为一种纠纷解决方式被尽量的压制,起诉受到各种严格的限制。从西周到清代,古代中国人走入衙门进行诉讼会遇到哪些障碍呢?首先,起诉书方面的限制。古代的起诉书的字数有严格的限制,一般不超     

寻访蒙医

前些日子．就在电视剧《大宅门》热播之际．却因一句台词引起麻烦。《大宅门》第5集中剧中角色老福晋有一句台词：”我不要这些蒙古大夫给我看病……”据此．近200名蒙医药工作者把作者郭宝昌及相关出版单位一并告上法庭。起诉书称：”在这些图书及影视作品中．通过王爷母亲老福晋之口．作者以及其他被告     

检察机关开展量刑建议实证研究

量刑建议具有法律监督属性,但本质上属于公诉权,是公诉权的下位权能.检察机关应力争对公诉案件普遍适用量刑建议.对普通案件,量刑建议应与起诉书一起提出,对案件事实、证据和量刑情节等没有完全掌握的,可以到辩论阶段发表公诉意见时提出.量刑建议内容应以相对确定性建议为主,绝对确定性建议为辅.提出量刑建议要全面考察被告人罪重和最轻量刑情节,提出中肯意见,并要不断总结经验,完善和细化量刑标准.量刑建议具有制约法官自由裁判的效力,在量刑建议未被采纳时,法院需说明理由,检察机关对此理由进行审查     

江青当过叛徒吗？

江青究竟当没当过叛徒,社会上一直有各种各样的说法。现在还有人写文章,言之凿凿地说江青曾被敌人抓到过,后来成了叛徒。对此,曾任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员的王文正老人不以为然。他说,“两案”预审的时候,就遇到过这个问题,曾进行认真调查,查找了很多档案资料,但没有找到确凿证据,最终没有对此进行审判。     

“江青是否当过叛徒”审判始末

江青究竟当没当过叛徒．社会上一直有各种各样的说法,现在还有人写文章,言之凿凿地说江青曾被敌人抓到过,后来成了叛徒。对此,曾任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员的王文正老人不以为然。他说,“两案”预审的时候,曾遇到过这个问题,进行认真调查,查找了很多档案材料,但没有找到确凿证据。最终没有对此进行审判。     

中国体坛站上“断裂带”

在纽约“友好运动会”上受伤12年后,桑兰对美国组委会的一纸迟到的起诉书,将她重新推入公众视野。桑兰决定作一场胜机渺茫的诉讼,出于两大原因。     

进京前后参与管教国民党战犯纪实

进京前后 1948年秋,随着我军战略反攻的节节胜利,晋察冀解放区与晋冀鲁豫解放区合并,成立了华北解放区。于是,以上两大解放区的公安保卫部门也相应地合并为中共中央华北局社会部,部长为许建国、副部长为杨奇清,驻地在河北省井陉县内的威州镇。当时,我在华北局社会部预审部门一室四科工作,科长是姚伦。我们驻地在与威州镇一水相隔的南固底村。1947年7月,我中原野战军在襄樊战役中俘获的原国民党第十五绥靖区中将司令康泽和少将处长董益三(曾任军统局电讯处长)就关押在这里。他俩是两大解放区合并时,由晋冀鲁豫社会部移交过来的,单独关押     

他视富贵如浮云——记我的祖父刘晓浦烈士

我未曾谋过面的祖父我没有见过我的祖父,我出生时他早已牺牲。父亲对我祖父也没有多少直观印象,因为祖父牺牲时,他才12岁。而在这12年中,祖父一直在外面从事革命工作,很少回家,父子二人见面不多。我对祖父的印象大多是从祖母的讲述中得到的,再就是有关党史资料的记载。《中国共产党革命英烈大典》载有我祖父     

陈伯达认罪始末

他从政治生涯的颠峰一落千丈,虽有失落感,却无恐惧感。他对起诉书所指控的罪行,均持同一态度：以不记得为名,拒不认罪。     

陈伯达认罪始末

他从政治生涯的颠峰一落千丈,虽有失落感,却无恐惧感。他对起诉书所指控的罪行,均持同一态度：以不记得为名,拒不认罪。     

看天

渐渐地,我喜欢上了淡淡的蓝色。后来,看见蓝色我就以为看到了天。当我还看不见拔地而起的楼房,没有背起书包走进学校,没有被剪掉翅膀时,我站在空旷的草地上,就这么明目张胆地看着蓝天。     

我所知道的贺龙之死

1980年7月15日,我被最高人民法院党组调到北京秦城监狱,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对"四人帮"的预审工作。同年9月29日,被任命为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十名主犯的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员之一。因而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迫害贺龙元帅致死的有关情况有所了解,现略述如下。     

守望一只鸟

一直以来,我都在守望着一只鸟的飞翔。 那只鸟没有斑斓的色彩,却常常盘旋在我的梦中;没有强劲的翅膀,却常常带着我的梦想飞翔在广阔的蓝天。每一次翅膀拍打出的扑棱棱的声响,都像梦启航时的号角声,回荡在我心中。     

内心的真实

采访作业本时,我问他,有没有真正了解他的朋友。他说没有,一个都没有。看上去他和朋友们在一起有说有笑,但他觉得“他们的想法跟我隔着十万八千里”。在他眼里,两个独立的个体部是惟一的,真正完全了解不大可能。     

我的书斋生活

我三岁丧母,因此小时候,在别的孩子都读书时,我并没有读书。我奶奶唱：小白菜呀,地里黄哟,三岁两岁,没有娘哟……又说：从小没有娘,到老命不强——二丫头,往后有你受的!     

我所知道的贺龙之死

1980年7月15日,我被最高人民法院党组调到北京秦城监狱,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对“四人帮“的预审工作。同年9月29日,被任命为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十名主犯的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员之一。因而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迫害贺龙元帅致死的有关情况有所了解,现略述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