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第二届历次年会记录

1935年6月,国立中央研究院组织成立评议会,为全国最高学术评议机关,评议员30人,均为国内科学界最具代表之人物。此后,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历届年会,提出并通过了许多促进和奖励学术发展之重要议案,对发展学术、促进国内外学术研究之合作起到了重大作用。1941年至1948年,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第二届年会期间,开始倡议并于第三次年会正式提出创建院士制度,将评议会事务重心全面转移到首届院士选举上来。本组史料选辑国立中央研究院第二届评议会历次年会记录,反映了抗战时期及战后,该院对全国学术界重要议案的提出、审议与推进,以及院士制度的酝酿筹备经过。     

民国时期中央研究院学术奖金的评奖活动

民国时期,中央研究院设有杨铨奖金、丁文江奖金、李俊承奖金、蚁光炎奖金。1936至1948年由评议会组织,该院共进行10届杨铨奖金、8届丁文江奖金、7届李俊承奖金、3届蚁光炎奖金的评奖,评出37位获奖者,在奖励学术研究方面取得良好的成效。这些学术奖金获奖者的产生,都严格执行了审查委员会审查、评议会议决的评奖程序。在评奖中,审查委员会掌握了较严的尺度,坚持了学术标准,遵循了宁缺毋滥的原则。评议会议决时,除个别例外,均对审查委员会的意见予以采纳,使内行专家的意见几乎都得到尊重。这些在评奖的实际运作中弥补了评奖规则的缺陷,对保障学术奖金的声誉起到重要作用,展现了民国学术评奖活动以学术为依归的重要侧面。     

第一届“中研院”院士选举——诸学者1948年日记寻踪

历史上1948年是一个不安定的年份,按照傅斯年的说法,值此天下大乱之际,民国最高学术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还要选举第一届院士。虽说院士选举已经筹划多时,但傅斯年知道若选举之事操持不好则中研院有垮台之险,但已决定要选,只有“竭力办得他公正、像样,不太集中,以免为祸好了”。其实自蔡元培院长去世后,“中研院”历届评议会对选举院士一事多有磋商,由于种种因由迟滞。1947至1948年才开始着手首届院士选举事宜。迟滞原因之一是首届院士选举很困难,要兼顾各方实属不易,最后根据《中央研究院组织法》第六条的规定,第一次院士选举由评议会代行其职权,也就是评议会负院士选举事宜之责。     

国立中央研究院建筑群

国立中央研究院(1928年6月—1949年4月)是中华民国最高学术研究机构,直隶于国民政府。其任务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科学研究;二是指导、联络、奖励学术之研究。设有特任级院长一人,其下设行政、研究、评议三机构。1928年6月中央研究院成立后,陆续按学科分设各研究所,到1937年抗战爆发时为止,已设立物理、化学、工程、地质、天文、气象、历史语言、心理、社会科学及动植物等十个研究所。理、化、工三研究所设在上海,其余各所均设于南京,并在南京成贤街旧法制局内设立总办事处(北极阁新址落成后,办事处迁往新址办公),以办理全院一般行政事宜。抗战…     

中国现代学术奖励制度的创建

中国现代意叉上的学术奖励制度,是民国时期效仿西方学术体制逐渐创建的.尽管新式学术社团及学术研究机构最早创设了各种名目的学术奖金,最先移植并尝试建立现代学术奖励制度,但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中国现代学术奖励制度却是在政府主导下真正创建起来的.国民政府对学术成果奖励标准的拟定、修改及方法,乃至在付诸实践中不断完善的事实表明,中国现代学术奖励制度实由政府主导.教育部颁布的<著作发明及美术奖励规则>.堪称中国现代学术史上采用量化标准来奖励学术成果之集大成者,也成为中国现代学术奖励制度建立的重要标志.     

民国科学社团发展研究——以中国科学社为中心

中国科学社作为民国时期最为重要的综合性科学社团,对各专门学会的创立与发展有指导与示范作用,但没有成为联合全国各专门学会的统一组织,没有担负起“指导、联络与奖励”中国科学发展的学术评议功能。这一角色转换没有完成,与民国各重要学术团体之间存在“门户”之见、中国科学社自身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组织系统、国民政府国家科学发展体系的形成等因素有关。这样,作为制衡政府强力的民间科学社团力量在民国时期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合力,极大地影响了民国科学的发展。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介

中央研究院是中华民国最高学术研究机关,1928年创设于南京,直隶于国民政府(1948年改隶总统府),以实行科学研究及指导、联络、奖励学术研究为任务.依据不同学科,该院分设若干研究机构,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就是其中之一.一、史语所组织沿革1928年春,中央研究院有感于历史与语言研究之重要,命傅斯年为筹备员.在广州设立历史语言研究所筹备处,负责进行安阳、泉州、川边等处及云南人类学知识的调查.10月正式成立历史语言研究所,计划逐步设立史料、汉语、文籍考订、考古等组.因北平史料最为丰富,故一部分整理及研究工作,即在北平进行.1929年6月,除少量带有地方性的工作,仍留广州外,其余全部迁往北平.“九·一八”事变后,外祸日迫.平津危急,史语所遂于1933年春南迁上海.与此同时,在南京鸡鸣寺着手兴建所址.1934年秋,南京新址落成,史语所迁至南京鸡鸣寺路1号.抗战爆发后,中央研究院奉命西迁重庆,史语所则经长沙迁往昆明,1940年冬再由昆明迁往四     

学术自由与制度保障——以中央研究院为例

民国时期的中央研究院,从创制思想、机构设置到制度运行,逐步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和运行良好的学术自由制度体系.这样的安排,使中央研究院成为近代中国充分尊重学术自由,并予以制度保障的典范.但是,由于国民政府的干预,加上各种因素的影响,中央研究院事实上所能维护和保障的,也只能是院内的一片"自由"的天空.     

学科、学会与学术:中国现代学术共同体之建构

中国近代新式学会的基本功能,是增进本学科或相关学科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学会、期刊与年会,构成了"三位一体"的学术体制:有学会必有会刊,有会刊必有年会。学术社团之建立及其活动,学术研讨会之举办,为中国现代学者提供了学术交流的平台,促进了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近代学科是新式学会创立和发展的基础,新式学会是伴随着西方近代诸多新学科在中国的引入而逐渐建立并发展的;同时,新式学会又反过来促进了本学科及相关学科的发展。新式学会不仅成为中国现代学术体制之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有力地推进了中国现代学科的确立及学术发展。学术团体数量之增多,是学术发展的重要衡量指标;学术团体活动的频繁,是学术活跃之重要标志。故学科、学会与近代学术发展呈现出互动多赢的格局。     

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选举与知识场域的建构

20世纪40年代,围绕中国院士制度的倡议及其立法、筹备、提名、审查、选举等问题,中央研究院评议会联合参与提名的高校、研究院所、专门学会等机构团体和精英学者群体,共同构筑了一个典型的知识场域。与以物质为基础的外在性评审和奖励制度不同,该场域内的各要素一方面标举学术共同体的权威性与独立性,一方面坚持客观理性的学术至上标准,切实地履行公正公开的民主程序,并为授予和维护院士荣誉的合法化与神圣性,展开了积极互动和良性竞争,凸显了知识分子群体的学术理性、精英意识与知识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