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十七史商榷》之“商榷”

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与赵翼的《廿二史札记》、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并称为乾嘉时期三大考史名著。三书各有侧重,也各有特点,但与《考异》精于考订、《札记》综贯史事不同,《商榷》范围更为广泛,兼重校核考证、议论品评和诠解蒙滞。清人李慈铭说:“钱专考订,鲜及评议;赵主贯串,罕事引证。兼之者,惟此书,故尤为可贵”。①这一说法是符合实际的。首先,重视对史书的校核考证,是“商榷”应有之义。王鸣盛在《自序》中对“商榷”的解释是:“商榷者,商度而扬榷之也。海虞毛晋汲古阁所刻行世已久,而从未有全校一周者,予为改伪文,补脱文,去衍文…     

论《十七史商榷》的“经世”意识

清初倡导的实学仍为多数乾嘉学者所继承,但其内涵以及分析视角则有所变化。由于所处的时代和环境不同,乾嘉学者已不可能像清初那样高扬"经世致用"旗帜,但其著作中不乏"经世"内容。王鸣盛代表作《十七史商榷》虽以考史为重点,但并未放弃史学的基本功用,其考据注重涉及国计民生方面的内容,评论历史人物、事件也从社会现实出发,折射出强烈的"经世"意识。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中的目录学思想

清代乾嘉年间学者王鸣盛的代表性著作《十七史商榷》不仅有着丰富的史学思想,其中所包含的目录学思想同样应该引起人们的重视。本文从四个方面充分肯定了王鸣盛及著作《十七史商榷》在目录学领域的地位。希望能对进一步的研究有所启发。     

王西庄与钱竹汀

清朝乾隆嘉庆年间有三部史学名著,一是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一是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一是赵翼的《廿二史剳记》,三书的作者都是江苏人。就学问论,王、钱是一个路子,赵又是一个路子。本文只就王、钱二人的史学作比较研究和评论。     

《十七史商榷》内容结构的特点及其评价

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以下简称《商催》)是十八世纪中国史坛上出现的一部巨著。王鸣盛号西庄,清江苏嘉定人,乾嘉学派的著名学者,《商榷》是他历时二十多年写成的力作,为其一生治史的结晶。《商榷》与钱大听的《廿二史考异》、赵翼的《廿二史札记》齐名,但长期以来,对三家之书的研究,以赵书为最盛,钱书次之,而对王书的专题探研,最为寥寥。这不能说不是一种缺憾。本文不是对王氏史学的全面评价,只是试图对《商榷》的内容结构和著述体制作一个整体的分析,并由此对王氏史学的若干重要特色,提出一些看法。不当之处,尚祈指教。     

王鸣盛对新旧《唐书》的研究

清代学者王鸣盛十分注重考证史学研究,作为"吴派"的乾嘉考据家,他的学术成就遍及经史。《十七史商榷》中,王鸣盛对新旧《唐书》进行了广泛且深入的研究,从文字校勘、典制考证、增补史事等方面,对新旧《唐书》进行深入的研究。本文从王鸣盛对新旧《唐书》的研究入手,探讨乾嘉学者的史学研究方法。     

近三十年来王鸣盛史学研究述评

王鸣盛是清代乾嘉时期的史学名家,所撰《十七史商榷》一百卷,是清代乾嘉时期历史考证学的代表性著作之一。研究王鸣盛的史学成就,在近30年来有了很大的发展。据粗略统计,1900—1978年的近80年间,只有陈垣、黄文相与柴德赓等老一辈学者所撰写的几篇文章论及王鸣盛的史学。1979年以来,已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出版专著1部,与以往的研究局面相比,已有可喜的变化。从导读、评介到系统研究王鸣盛的史学思想,从分散论述到逐渐集中探讨具体问题,反映了研究逐步深入的趋势。对近30年间的王鸣盛史学研究作简要的评述,可供下一阶段研究参考。     

《十七史商榷》校史得失例测——兼略议廿四史校点本的漏校现象

清代学者王鸣盛曾遍校十七史,今初步统计,其《十七史商榷》保留的校例约有千条之多.笔者为此曾探讨过《商榷》中校勘系统的整体结构问题.但接下来产生的一个问题是:这些大量的校例,其具体得失究竟如何呢?由于材料和技术的原因,这很难予以精确的回答.但在建国后的正史校点活动中,《商榷》曾是参考书之一,因此本文的例测即以《商榷》跟校点本对照,并以此为基准,进一步举例对《商榷》校史的得失作一简略的分析评议.     

说“荷校”

武英殿本《旧唐书》卷一二《德宗纪》云：“（建中三年四月）朱滔、王武俊与田悦合从而叛。太常博士韦都宾、陈京以军兴庸调不给,请借京城富商钱,大率每商留万贯,余并入官,不一二十大商,则国用济矣……甲子,诏京兆尹、长安万年令大索京畿富商,刑法严峻,长安令薛苹荷校乘车,于坊市搜索,人不胜鞭笞,乃至自缢。京师嚣然,如被盗贼。”（刘晌等：《旧唐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王呜盛《十七史商榷》卷七三《新旧唐书五》“荷校”条认为,此文“荷校”一语中的“校”当做“杖”,（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中国书店1987年影印上海文瑞楼本）但未云所据何本。     

钱大昕重事实亦重褒贬

杜维运在《清代史学与史家》中指出:清代考据学派治史,最富求真精神,实事求是,不涉虚诞,反对驰骋议论,反对书法褒贬,主张史家应不虚美、不隐恶,据事直书,以期不失史实真相。其中王鸣盛力诋驰骋议论,而其著作中亦偶有驰骋议论之处,与其治史态度和著述体例自相矛盾。相比之下,钱大昕治史则不存在这种缺憾。这种看法比较具有代表性。关于王鸣盛主张据事直书与治史议论褒贬之间的内在联系,笔者已有专文探讨,这里主要阐释钱大昕的历史褒贬观念。杜维运认为钱大昕的治史宗旨是不虚美,不隐恶,据事直书,以期不失史实真相,这是完全正确的。钱大昕曾经…     

治学门径有新篇——《目录学讲义》评介

<正>目录之学,源远流长。古代学者十分强调目录学对于读书治学的重要性,清代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云：“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塗,方能得其门而入。”(1)又云：“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2)近代目录学家余嘉锡亦认为：“目录之学为读书引导之资,凡承学之士,皆不可不涉其藩篱。”(3)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目录学得到长足发展,其标志之一就是涌现了一些目录学著作,主要有姚名达的《中国目录学史》,汪辟疆的《目录学研究》,     

王鸣盛之《春秋》笔法观探微

王鸣盛是乾嘉时期著名的考据学家 ,学识渊博 ,兼通经史 ,著述宏富 ,尤以其考史名著《十七史商榷》享有盛名 ,奠定了他在乾嘉史学中的地位 ,受到学术界的推重。乾嘉时期是一个学术文化大总结的时期 ,其间的学者往往能够站在一定的高度 ,对往昔的文化资源有一个修正的态度 ,但面对传统文化资源的自足体系 ,他们又难以取得根本的超越 ,只能在旧有的模式中转圈。《春秋》笔法是传统史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封建鉴戒史学存在的重要标志 ,分析王氏对它的看法和评断 ,对于理解这一时期史学的发展状况是一个很好的辅助。可惜 ,至今有关这…     

秦汉物价研究概述

在秦汉史研究中,物价问题很早就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南宋时期的王桥是较早关注秦汉物价问题的学者,他在《野客丛书》卷三中依据文献资料,对汉代的酒价、田亩价、米价、金价进行了探讨。清代学者王鸣盛也注意到汉代的米价问题（《十七史商榷》卷十二）。     

经世致用:赵翼史学的价值取向

赵翼（1727—1814年）,字云崧,号瓯北,江苏阳湖（今武进）人。他与钱大听、王鸣盛齐名,同被视为乾嘉考据史学的代表人物,其著作《甘二史札记》也与《甘二史考异》、《十七史商榷》同样,被推为考据史学的代表作。但事实上,赵翼的史学并不仅仅局限于考据,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首先,赵翼治史详今略占。《甘一二史札记｝）是赵翼史学的代表作品,以三十六卷（不计补遗一卷）的篇幅对自《史记》以下二一一卜四部正史均加以评论,我们统计一下各书所占卷数如下：前四史六卷,南朝五史四卷,北朝五史三卷,两《唐书》…     

略谈《新唐书·地理志》的体例缺陷

提到《新唐书·地理志》(以下简称“新志”)的书写体例,人们往往赞誉不绝,大讲其优点,而很少讲甚至不讲其缺点.不仅曾公亮在《进新修唐书表》中自诩:“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义类凡例,皆有据依”,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多次称赞:“《新书》最佳者志表,列传次之,本纪最下”,“《新书》诸志表多能补《旧》之缺,而《新地志》尤远胜于《旧地志》.”连最近又对新、旧《唐书·地理志》作了仔细考辨和比较的人也一味称许说:“《新志》七卷,其精确详瞻,远胜《旧志》,所列州县变迁,言简意明.”他们即使对《新志》有所批评,也往往只限     

评赵翼论《南史》与南朝四史之比较

梁沈约著《宋书》100卷、萧子显著《南齐书》60卷（今存59卷）、唐姚思廉著《梁书》56卷与《陈书》36卷,以及李延寿著《南史》80卷,是记述南朝史事的5部“正史”。由于宋、齐、梁、陈四史成书在先,《南史》在其基础上撰述于后,故其间颇多增删、歧异之处。这种情况,一方面反映出不同史家对于史事之认识上的差别,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他们在历史编纂上的迥异。而其中长短是非,对于人们尽可能正确地认识南朝的历史,有很大的关系。 清代学者在以《南史》与宋、齐、梁、陈四史作比较研究,以《北史》与魏、齐、周、隋四史作比较研究方面,有显著的成果。常州籍史家赵翼《陔余丛考》卷6至卷9,就这两个问题作了广泛的考察。其后,他在《廿二史札记》卷10至卷15中,各以3卷的篇幅阐述了“宋、齐、梁、陈书并《南史》”、“魏、齐、周、隋书并《北史》”。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53至卷68,亦以十几卷的篇幅考察了“《南史》合宋、齐、梁、陈     

品评历史人物的理论与方法

品评人物,古称“方人”或“品藻”。自史官设置和史学产生之后,论载人物一直为史家所重,且被叹为难事。正因为如此,中国古代产生了大量品评人物的史论,同时也积累了丰富的理论与方法。     

《新唐书》修撰考

一、问题的提出王鸣盛在其《十七史商榷》卷六十九《新旧唐书(一)》第四条“宋欧修书不同时”中,先引吴缜《新唐书纠谬·自序》、胡宗愈“请进《纠谬》”奏疏,然后加以自己的考证,指出: 二公修书,不相通知,其实乃本不同时也。考《宋史》第二百八十四卷《宋祁传》,言其修《唐书》,在仁宗天圣之晚年,历明道、景祐、宝元、康定,至庆历中告成,以书成进左丞云云。凡阅十余年,自守毫州,出入内外,常以稿自随。此言十余年,而吴缜则云十七年,又言二十年。又第三百十九卷《欧阳修传》,于迁翰林学士俾修《唐书》一段之下,即继之以知嘉祐二年贡举云云。则修之修《唐书》,乃在嘉祐之前至和年     

黄维翰与《黑水先民传》(续)

三 《黑水先民传》中在一些传记之后,加上“论曰”一段话加以议论。这些史论,与人物传息息相关,紧密结合,融为一体,给此书史传增色不少。 我国史书以叙事为主,但不乏议论。编年体的《春秋左传》其中就记有“君子曰”的议论。纪传体的《史记》于传末亦记有“太史公曰”,对人物生平事迹及影响有精彩的议论,     

唐修《晋书》时间考

二十四史中的《晋书》,是唐贞观年间所修诸史中很有代表性的一部官修史书。但关于它的修撰时间,却历来众说不一。《旧唐书》的房玄龄、令狐德棻传,称贞观十八年始修,二十年完成。后人多取此说,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四十三,浦起龙《史通通释》卷十二,魏应麒《中国史学史》,金毓黻《中国史学史》等。余嘉锡据《唐大诏令集》、《唐会要》中的《修晋书诏》日期,认为贞观二十年始修《晋书》,修成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