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土门村出土善业泥像考略

1956年在西安土门村南一处唐代遗址发掘善业泥300余件,这是目前已知的出土唐代善业泥数量最大的一批。这批善业泥入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多年来未有做过进一步的研究,本文试图对这批善业泥像进行整理研究并对出土地点做以考证。     

扶风出土的唐善业佛及相关问题

唐代是中国佛教的鼎盛时期,随着佛教社会化和世俗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从魏晋以降迅速发展起来的修寺造像之风到唐代日益兴盛,而善业佛作为佛教造像的一种特殊形式,在当时亦有了发展。本文仅就扶风出土的善业佛及其渊源、用途等问题略作考述。     

扶风出土的唐善业佛及相关问题考述

唐代是中国佛教的鼎盛时期,随着佛教社会化和世俗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自魏晋以降迅速发展起来的修寺造像之风到唐代日益兴盛,而善业佛作为佛教造像的一种特殊形式,在当时亦有了长足发展。本仅就陕西扶风出土的善业佛及其渊源、类型、用途等问题略作考述。     

南诏时期“善业泥”初探

南诏时期“善业泥”可分为泥佛像、泥塔和梵文咒语泥牌三类,其中泥佛像包括单尊造像和组合造像,从出土位置、造像风格及历史背景来看,其年代应在南诏晚期。根据造像特征、伴出物和文献记载情况,南诏时期的“善业泥”主要受唐代中原地区的影响。同时,南诏出土的部分“善业泥”可能受吐蕃的影响,这或许为探索两者的文化交流提供了线索。而南诏与东南亚地区的交流,在实物和文献方面都有发现,南诏出土的梵文咒语泥牌可能源于这一区域。在咒语泥牌放置、出土位置、造像题材方面,南诏“善业泥”也形成了一些地方特色,这些地方特色的形成应与南诏晚期佛教的发展密切相关,是南诏国力强盛后自身意识不断提高,进而追求与唐朝同等政治地位的历史背景的反映。     

玄奘发愿"十俱胝像"考--关于"善业泥"造像的研究

迄今为止 ,在西安出土了各种各样的唐代泥佛像。这些泥佛像是研究唐代长安造像非常重要的作品。其中有一种依背面的题记而被称为“善业泥”的泥佛像 1。这种“善业泥”多半在西安南郊大慈恩寺的大雁塔周围出土 ,被认为是创建大雁塔的永徽年间 ( 65 0— 65 5 )的作品 2 ,与三藏法师玄奘有密切的关系3。日本古代寺院遗址出土的泥佛像中 ,也有与此很相似的作品。“善业泥”由于被认为是这种作品的原型而受到重视 4。然而 ,以前对这种泥佛像本身几乎没有进行研究 ,所以很有必要对它展开研究5。笔者在本文中围绕这种“善业泥”,通过对作品的整理…     

陕西省长武县出土一批佛教造像碑

1972年,陕西省长武县出土一批佛教造像碑,其中有长武县马寨乡司家河村出土的北魏造像残碑4通;长武县昭仁寺内出土的北魏、北周、隋、唐造像残碑7通,石造像3件,造像残碑头及经幢各1件。现将这批资料整理简报于下。     

成都万佛寺南朝佛教造像出土及流传状况述论

1882~1954年,成都万佛寺遗址曾先后5次出土南朝佛教造像。这批造像出土后经历了复杂的流传过程。1882年出土造像大多已流散至国外,其中所谓纪年最早的"元嘉二年"造像也需谨慎对待,故宫博物院藏元嘉二十五年造像似为唯一一件此次出土的造像。1902年出土的大同七年造像已不知所踪。1937、1953~1954年两次出土的造像有37件收藏于四川博物院,同时该院还藏有3件出土及入藏年代不明的南朝造像。1945~1946年出土的造像今已无法得见。碑刻文献中还记载有2件造像可能亦出自该遗址。     

浙江嵊县发现的早期佛教艺术品及相关问题之研究

浙江嵊县地处浙东曹娥江上游,在嵊县境内发现多件三国西晋时期的佛教艺术品,本文试就这些佛教艺术品的出土概况、艺术特色、佛像与僧人诸方面作一探讨.一、出土概况嵊县出土的佛教艺术品主要是青瓷器,计9件:1、浦口镇大塘岭嵊M101吴太平二年(257年)谷仓罐;2、浦口镇大塘岭嵊M95吴永安六年(263年)贴花佛像三足樽和谷仓罐;3、浦口镇大塘岭嵊M104谷仓罐;4、春联乡马仁村出土谷仓罐;     

洛阳新辑石刻所见唐代中原之佛教

本文所辑洛阳地区新近出土的九件石刻文物,总体上反映了中古时期当地佛教寺院参与社会人文事态的广泛.此中显示的龙门地区出土石刻文物的密集,则折射出盛唐前后这一地区佛教人文活动的繁盛.     

略论洛阳出土佛教造像座的装饰题材

1979年洛阳出土了一件佛教造像座,其四侧线刻有精美的佛教人物,原简报认为他们的身份是菩萨和供养人等。经过笔者仔细分析,认为这件造像座上的装饰题材是地神与香炉、四天王奉钵、十大神王等。     

辽宁喀左卢家沟出土北魏佛教造像整理简报

造像发现地位于辽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南哨镇卢家沟村。2006、2012年,两次征集造像,共14件。2016年,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博物馆对遗址再次进行调查,确认了历次出土佛教造像的具体位置。造像包括背屏式一佛二胁侍三尊像、二佛并坐像以及若干块主题不明的背屏式造像、造像台座等,造像年代均为北魏。卢家沟集中出土佛教造像,并未发现寺庙遗迹,况且不少造像主尊头部缺失,可能是人为破坏。喀左地区此前仅出土一件背屏式石造像,卢家沟造像的发现,为研究本地区北魏时期同类佛教造像及佛教在此地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材料。     

安阳隋张盛墓出土佛教用具考

安阳隋张盛墓出土192件器物,其中部分器物为隋代佛教用具,文中对其进行分类、甄别,并加以分析与考证,确定其名称与用途。通过对张盛墓出土佛教用具与历史文献资料的分析研究,不仅为学者们研究这一时期的佛教文化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证据,而且也对唐及以后的佛教用具发展研究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陕西扶风馆藏北朝有铭佛教造像及相关问题研究

陕西省扶风县历史悠久,素以“青铜器之乡”和“佛教圣地”享誉中外。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配合城乡基本建设,这里出土了百余件佛教造像和造像牌,为我们研究和了解当时的佛教发展情况提供了珍贵资料。本文就扶风县博物馆珍藏的北朝时期部分佛教造像和造像碑做一介绍,     

关于临潼邢家村出土鎏金铜佛像的若干问题

近年来,我国山东、陕西等省相继发现几处窖藏鎏金铜佛造像,诸如1973年8月临潼纸李通灵寺址出土鎏金铜佛造像二百四十件,1983年9月山东博兴崇德村出土北朝和隋代鎏金铜佛造像一百零一件,1984年3月临潼武屯邢家村出土鎏金铜佛造像三百余件(见本期《陕西临潼邢家村发现唐代鎏金铜造像窖藏》),近闻西安法门寺址亦出土百余件鎏金铜佛造像。山东、陕西二地,一为古来佛教兴盛之域,一为汉唐政治、文化中心地     

广西出土的两件汉代佛教文物

<正>1982年12月,广西贵县(今贵港市)铁路新村3号东汉墓出土了一件"俑形黑陶灯"和一件"俑形活动流陶壶"模型明器。对这两件造型奇特的陶灯陶壶的俑形象,有人称之为"奴隶"。其实不然,这两件陶器蕴含着丰富的佛教文化信息,对揭示岭南地区海外佛教传入的时间、传入地点以及传播的路线等历史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贵县出土的这件陶灯,以蹲坐的裸形俑体为灯柱,以俑之头部顶着     

试论成都地区出土的南朝佛教石造像

南朝佛教石刻造像历来较为少见。从目前发表的资料看,主要出土地点集中在四川成都地区。清光绪八年(188年)在成都市西门外万佛寺遗址曾出土百余件石佛像,1937年、1953年和1954年又在该遗址中出土200余件。1958年刘志远等编著的《成都万佛寺石刻艺术》一书刊布了其中的纪年造像和部分残石造像,但详细报告至今未能整理出     

四川忠县三国铜佛像及研究

1981年5月,在四川忠县涂井发掘了一批蜀汉时期的崖墓,出土文物3600余件(其中钱币3000余件).这是四川三国时期考古的一次重要发现.近年对这批文物深入观察.我们发现5号墓,14号墓出土铜树树干上的人像,均是佛像.这些铜佛像经正式发掘出土,5号墓未曾被盗掘扰乱,器物保存入葬时原貌,具有明确的器物共存关系,有比较准确的年代特征.是三国时期极为少见的佛教造像之一,这批铜佛像共计14件,据目前资料,它是我国汉魏时期数量最多的一组佛像,又是三国时期一组有确切年代的佛教造像,对早期佛教研究有重要的价值,现将佛像情况及其有关的一些问题分析介绍如下.     

云南剑川海门口遗址第三次发掘出土铜铁器的分析及其年代

为研究云南剑川海门口遗址出土铜铁器的制作技术及其年代,本文对第3次发掘出土的17件铜器和3件铁器进行了成分分析,部分器物进行了显微组织观察。结果表明海门口遗址出土铜器的合金元素有铜、锡、铅、锑、砷等多种成分,当时已有较多的合金配比知识,加工方式多样化,处于较为成熟的青铜时代。2件铁器出土于第6层,1件铁器出土于第5层,出土于第6层的1件铁器进行了金相观察,为人工冶炼的块炼铁,是铁器时代的产物。剑川海门口出土的铜器与周边地区青铜文化出土的铜器也有密切的联系,结合碳十四数据,本文初步推断剑川海门口第3次发掘出土铜铁器的年代应处于春秋到战国时期。     

甘肃宁县出土北朝石造像

1999年5月,甘肃宁县新宁镇出土一批佛教石造像,基本完整者89件。以北朝造像为主,还有少量隋唐作品,其中立姿菩萨像、背屏式造像和造像碑最具特色。这批造像是继山东青州、临朐出土大批北朝石造像后,又一批集中出土的北朝至唐造像,其时代、题材及造型和雕刻技法等,与山东的几批造像既有某些共同特征,又表现出明显的地域特色,是西北地区早期佛教造像的重要发现。     

雷峰塔地宫出土的玉童子像不是善财童子

雷峰塔地宫出土的玉童子像被解释为善财童子,似有不妥(见本刊2002年第5期《杭州雷峰塔遗址考古发掘及意义》一文)。此像可清楚地看到童子穿右衽交领短袍,下着长靴,双手叉腰,从衣着和姿态看,表现的是西域人物装束的童子在跳舞;尽管身侧有祥云,台座是须弥山纹饰,但这是玉工们按习惯所套用的吉祥纹样,并不意味着突出佛教的须弥山和人物的佛教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