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定县43号汉墓发掘简报

43号汉墓位于定县城南北陵头村西约200米处,封土高12米,直径约40米(图一、八)。我馆从1969年11月中旬到12月初,发掘和清理了这座汉墓,编号为43。从墓中出土遗物来看,当是东汉中山穆王刘畅之墓。一、墓室结构 43号汉墓,为砖室结构,规模宏大,由墓道、东耳室(图九)、西耳室、前室、中室(图     

记两件汉代玉器珍品

中国素有“金有价,玉无价”之说,汉代则是中国古代玉雕艺术发展的一个新的高峰,奠定了中国玉石化的基本格局。1969年在河北定州东汉中山穆王刘畅墓中出土的两件玉器绝品——青玉龙螭衔环谷纹璧和透雕神仙故事玉座屏,充分体现了汉代玉石化风格和死的身份地位。现介绍如下。     

战国玉器

战国是从公元前475年至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为止的这一段历史,计255年。即齐、楚、燕、韩、赵、魏、秦七个大国,史称“战国七雄”。由于战国时期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变革,商周以来的奴隶制社会已被封建制所取代。秦王以十五城易和氏璧的故事说明当时的玉器已具有了较高的经济价值,它已成为封建贵族标榜财富、显示地位或美化生活的一种必需品。同时儒家学说对玉的解释和推崇,又使神秘且具宗教、政治色彩的古玉戴上了“品行高尚”的桂冠,人为地赋予了它丰富的内涵。战国时期经考古发掘的重要墓葬有:湖北的曾侯乙墓、河北平山县中山国王…     

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墓出土玉器 古代玉器系列讲座之五

一、墓葬的发现与墓主身份的确定1968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河北省满城县陵山上施工时,意外地发现了一座墓,经报国务院,并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批示,在当时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先生指导下正式发掘了这座墓。在清理此墓时,又发现其北侧百余米处的山面岩层上亦有经过扰乱的迹象,下部的山沟中也有人工打凿的小石片,其情况与前述一座墓发掘前相同,经批准后,亦进行了发掘。     

南越王墓玉器与满城汉墓玉器比较研究

南越王墓玉器与满城汉墓玉器比较研究卢兆荫（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广州南越王赵墓（以下简称“南越王墓”）和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窦绾墓（以下简称“满城汉墓”）,都是通过科学发掘的汉代重要墓葬。这３座墓所出的玉器都较多,对这些玉器进行分析比较研...     

黑龙江友谊县出土的鄂尔多斯式青铜釜探源

1985年在友谊县凤林古城内推土机翻土时出土一件双耳铜釜和铜铃.铜釜系鄂尔多斯式青铜釜,长圆腹,口微敛,平底,口沿上有一对对称的半环形竖耳,近口沿处有两周凸弦纹如图二.鄂尔多斯式铜釜是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特有的一种炊具,有的底部有镂空底座,两耳穿绳后可以吊起,适用于不定居生活.鄂尔多斯式铜釜分布范围不仅在长城地带及其以北地区,而且往南已越过黄河,进入内地,在内蒙古、辽宁、吉林也有出土.与凤林古城所出同一形制的铜釜在内蒙古补洞沟的匈奴墓葬、吉林榆树老河深中层墓葬、河北定县中山穆王刘畅墓葬、察哈尔右翼后旗二兰虎沟墓群等处均有出土,时代从汉延至三国时期,凤林古城是已知此类铜釜最北的出土地点.     

北京丰台区大葆台西汉墓出土玉器——古代玉器系列讲座之六

一、墓葬发现与墓主身份大葆台西汉墓,位于北京市西南郊丰台区黄土岗郭公庄西南隅,离市中心约有15公里。据报告称,该墓是1975年6月某单位基建勘测时发现的,并于发现的同年8月开始发掘。经发掘清里,此处墓地共有两座,即一号和二号墓。两墓虽相距约26.5米,但封土却相连成一高大的土丘,     

西汉南越王赵眛墓出土玉器(系列讲座之二)

一、墓葬的发现与墓主人身份公元前207年秦王朝灭亡后,原统一岭南(即今广东、广西等地区)时的秦朝将领赵佗,拥兵割据,自建南越国,与当时统一中国大部分地区的西汉王朝相抗。南越国前后共有五个“国王”,于公元前111年被西汉所灭,其间共有93年历史。据五世纪编写的《南越志》载,三国时吴国君主孙权“闻佗墓多以异宝为殉,乃发卒数千人掘其冢,竟不可得。”三国时上距南越国亡只有三百余年,但南越国王     

高邮神居山二号汉墓玉器地质考古学研究——中国古玉地质考古学研究之四

江苏省高邮市天山乡神居山二号汉墓,发现于1979年,1980～1982年由南京博物院考古发掘清理,出土了包括残玉衣在内的一批玉器等文物。此墓曾经盗掘,并遭纵火焚烧。据考古研究,墓主可能是西汉广陵国第一代厉王的夫人。按《汉书》及《前汉纪》,广陵厉王在位自汉武帝元狩六年(前117年)至汉宣帝五凤四年(前54年),故此墓葬时代约为西汉中晚期。就南京博物院提供的此墓出土玉器样品14个,其中残玉衣样6个(玉衣片样5个     

徐州西汉早期墓出土玉器(系列讲座之三)

一、徐州子房山三座西汉早期墓出土玉器1.墓葬的发现与墓主身份1976年,在江苏省徐州市子房山发现二座汉墓,分别编号为 M1和 M2。1977年又在同地发现一座汉墓,编号为 M3。三座墓都是在子房山西麓的石灰岩上凿成。三墓中除 M2墓主为中年男性外,另两座墓因尸骨已腐而无法辨别性别。经考,三座墓的埋葬年代均在西汉早期,具体时间可定在汉武帝之前的吕后至文景时期(公元前182年至前140年间),墓主均为一家族成员,其身份应是当地楚王国中的官僚士大夫阶层。三座墓中的 M2时代稍晚于 M1和 M3,     

山东巨野县红土山西汉墓出土玉器——古代玉器系列讲座之七

一、墓葬的发现与墓主身份山东省巨野县红土山汉墓,是1968年被巨野县金山店村农民在村中开采石料时发现的。1971年至1972年间,山东省博物馆曾进行过试掘,后因故停工。1977年,山东省菏泽地区组成汉墓发掘小组又正式发掘和清理,全部工作于同年6月结束。该墓葬坐落在红土山东侧的半腰,为     

西周丰姬墓出土玉器初探

1972年陕西省扶风县法门镇刘家村发掘了西周丰姬墓,出土铜器16件、铅器3件,最为耀眼的是墓中出土了精美的玉器,主要是装饰品和葬玉两大类,其中包括一套组玉佩、一对鹦鹉佩、玉鱼等。由于此墓没有发掘报告,玉器在墓中摆放位置不明,文章对丰姬墓出土玉器介绍的同时,结合西周其它墓葬发掘情况,对墓中出土玉器的用途、特点等方面进行了分析探讨,丰姬墓是一座高等级贵族墓葬,出土玉器质量高,为研究西周玉器提供了新的资料。     

汉代艺术珍品——玉剑饰

中国素有“玉石之国”的美称,出土过许多装饰玉,玉剑饰就是众多装饰玉中的一种。它是镶嵌在剑上的玉器的统称,始见于春秋晚期,盛行于战国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逐渐衰落。一套完整的玉剑饰主要由四部分组成：剑首、剑格、玉琥、玉珌。定州市博物馆1969年7月在定州北陵头村发掘的东汉中山穆王刘畅墓中,出土了三件精美的玉剑饰,现分别介绍如下。     

国家博物馆新征集晋侯簋的年代及相关问题

国家博物馆2004年新征集一件晋侯簋与一件曶簋,通过分析,两件簋年代均为西周中期偏早,可具体到穆王偏晚阶段,两件簋最有可能出自晋侯墓地M6、M7组墓葬,作器者晋侯应为晋侯墓地M7的墓主。     

福泉山良渚文化玉器

福泉山位于上海市青浦区重固镇的西侧,高7.5、东西长94、南北宽84米,是一座良渚时期人工堆筑的高台显贵墓地。1979年试掘,1983-1987年三次发掘,对墓地作全面揭开,在其中发现了良渚的燎祭祭坛1座和墓葬30座,墓内器物除了用陶、石、骨、象牙制作之外,出土了玉器613件(粒)。这批玉器大部为象征权力和地位的礼仪用器,在墓内置于墓主的身侧,如M9、在墓主的右侧,从头到足见石斧3、石钺5、玉锥形器4、锥形器套管5、玉璧4、玉琮1、琮形镯2、琮形管2、玉钺2、玉镯2、玉坠1、石坠1、玉杖端饰1、玉珠管     

曾侯乙墓的玉器

1978年在湖北随州发掘的曾侯乙墓,除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青铜器、漆木器等外,还出土了大量精美的玉器。因此墓下葬年代清楚,为公元前433年或稍后,即战国早期,因而这批玉器就具有明确的年代界标作用。加之这批玉器数量大,品类多,有的制作又特别讲究,意义更非同一般。出土的玉器共323件(含璞料,不含石质的璧等),绝大多数出自墓主内棺内即墓主尸骨的周身,极少数出自陪葬棺内和墓主内棺的盖上,个别出于椁室很可能是因有的陪葬棺翻复所致。墓主棺出土时已向西倾斜,棺内随葬品也偏于西侧。然除     

河北宣化辽金墓天文图简析——兼及邢台铁钟黄道十二宫图象

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下八里村,先后于1974年和1989年发掘三座辽金墓葬(分别编为 M1、M2、M3),年代相近。本文试就三墓彩绘天文图略作比较研究。一宣化辽金墓 M1墓主为张世卿,葬于1116年;M2墓主为张恭诱,葬于1117年;M3墓主为张世本和焦氏夫妇,合葬于1144年。三     

满城汉墓玉器与汉玉新风格

正满城汉墓共两座,一号墓的墓主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二号墓的墓主是王后窦绾。两墓是同陵而不同墓穴的异穴合葬墓,或称"同坟异藏"的夫妇合葬墓。中山王刘胜墓和王后窦绾墓共出土玉器160余件(套),其数量之多,在已发掘的汉墓中仅次于广州南越王墓和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刘胜死于汉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窦绾之死稍晚于刘胜,前后相差应该不超过10年,两墓营建的年代都属于西汉中期。汉玉继承了先秦玉器的优良传统,但又有所创新,从而     

中山国的玉器

战国中期中山国王墓和家族墓,虽经早期盗掘和火烧,仍出土玉石器三千余件,是一次十分重要的发现。这批玉石器,有各色玉、水晶、玛瑙和多种贵重石料。其硬度约在摩氏矿石硬度计3至7度。从质色观察,其材料,显然来自许多不同的地方。经地质博物馆、北京市玉器厂以及有关单位的初步鉴定,均认为其中有新疆产子玉、辽宁岫岩玉、河南南阳地区     

郑州唐代杨质墓发掘简报

2005年发掘的唐代杨质墓墓主身份为长史,墓葬虽然被盗,但大部分器物保存下来。从墓葬形制及数量丰富的俑类来看,此墓体现了唐代中级官吏墓葬的特征,并为郑洛地区唐墓形制演变及器物演变的研究提供了一份极具价值的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