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税特别会议”中有关附加税及税率问题之讨论

1925年10月26日召开的关税特别会议,就结果而言,一如之前历次商约、税则修改的谈判,成以失败告终;但就过程而论,却可视为近代中国在争取关税自主努力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与会代表的努力和收回主权意识的觉醒下,为日后实行关税自主及开征二五附加税,奠定下了良好的基础。     

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中苏的协调与合作

1954年日内瓦会议是冷战格局下东西方阵营为解决朝鲜、印度支那问题召开的一次重要国际会议。在参会前,中苏围绕争取中国参会和准备工作一致协议,努力争取和平解决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在会议中,两国代表在一系列问题上密切磋商、分工配合,实现了双方的互利共赢。在会场外,双方通过多方协调,弥合了阵营内部的分歧,打了一场双赢的外交配合战,并使中国进一步获得了处理社会主义民主阵营内部事务的权力;苏方的牵线搭桥使中国与英、法乃至美国等资本主义阵营国家建立了外交联系,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苏联也获取了解决欧洲问题的一个契机,增加了与西方国家谈判的筹码。日内瓦会议上中苏的协调与合作,国家利益和争取世界和平的因素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税特别会议的评价问题——以“关税自主案”为中心的分析

关税会议对恢复中国关税自主权问题的讨论以及它所通过的关税自主案,既是当时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也是评价关税会议的要点。关税自主案既非有效条约亦非国际协定,并不具有约束各方的国际法效力,不能对其评价过高。从其形成过程来看,关税自主案存在悬而未决的问题。围绕关税会议而形成的关税自主运动高潮及其本身所体现出的自主趋向,方为认识和评价关税会议的基本层面。     

中国关税自主与中日交涉

鸦片战争之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中国的关税权受到片面协定的束缚,中国海关长期在协定税则的桎梏下丧失了自主权利。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化的不断加深,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争取关税自主的运动也就此展开。１９１９年的巴黎和会,中国首次提出恢复关税自主权的要求。１９２１年１１月召开的华盛顿会议上,中国代表顾维钧又提出了恢复中国关税自主权的方针及６项具体提案。１９２５年８月,金法郎案结束。华盛顿会议所签署的关税条约由各国政府批准,１０月２５日,北京政府（段祺瑞政府）所召集的北京关税特别会议在北京召…     

劳而无获:王宠惠与法权会议

内乱不休、国力不振,再加上当时的北京政府准备不够充分,使得中国争取法权自主的谈判无果而终。虽然王宠惠等极少数外交人员百般努力,但仍然改变不了大局。还是那句话:弱国无外交。1926年1月12日,清晨,北京南海仁堂的一间办公室内,一位中年人面对镜子,正在认真地整理仪容。他身材消瘦,梳个分头,眉间     

日内瓦会议:新中国多边外交的初步尝试

日内瓦会议作为新中国以大国身份参加的第一次国际会议 ,也是新中国开展多边外交实践的初步尝试 ,其成就主要体现为推动印度支那和平的恢复、搭建中美沟通的桥梁和改进中英关系。尽管由于冷战格局和“一边倒”外交战略的制约和影响 ,日内瓦会议作为多边外交实践的作用和功能无法和今天意义上的多边外交相提并论 ,但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 ,仍然不失为一次比较成功的多边外交实践     

朝野纠葛:北京政府时期的舆论与外交--以关税特别会议为个案的考察

关于北京政府时期的外交,尽管学术界近来已开始有了较为客观的评价,不过对于其背后因素的考察还有待深入。实际上,在北京政府时期,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各种社会舆论被全面动员起来,以汹涌澎湃之势冲击着外交这一特殊的政治领域,从而形成了近代史上国民外交的黄金时期。于是,由于中央政府统治的虚弱,在其决策者进行外交运作时,就处处受到来自舆论界的影响,这是一个极为明显的历史特色,通过对当时舆论的考察,就会更深层次地探究北京政府外交的两难境地。笔者在考察时,主要以关税特别会议为个案,以上海舆论为核心,以《申报》、《东方杂志》等报刊为第一手资料。     

国民政府与敦巴顿橡胶园会议

1944年召开的敦巴顿橡胶园会议对于联合国的成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联合国由此才最终从大国分别酝酿与构想阶段,进入共同协商的实质性筹建阶段.由于在敦巴顿橡胶园会议上准备了充分完备的具体筹建方案,并采取了相对务实的外交策略,国民政府实现了与会的基本目标,即确保了中国的大国地位,以此为基础,中国代表团对联合国的筹建也做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     

简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关税自主”

简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关税自主”何刚鸦片战争后,中国关税主权丧失殆尽,协定关税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北洋军阀政府在全国人民的反帝压力下,曾在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和北京关税特别会议上,三次提出“关税自主”的要求,但都未如愿。一协定关税制度不...     

艰难的握手：中美实现平民回国问题谈判的历程

1954～1955年,处于敌对状态的中美两国实现了日内瓦会议上的外交接触,并最终就平民回国问题达成协议。这对于冷战时期的中美双方具有特殊意义。根据两国解密的外交档案来看,中美在参加日内瓦会议前都曾有意识地就解决平民回国问题做了准备,新中国政府采取以静制动的策略争取了主动,最终促成这次看似偶然实则必然的外交谈判。谈判本身及最终协议的达成,对此后中美关系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税会议期间国民党在北方的民众动员

关税会议期间北方的民众动员是国民党民众动员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民党明确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召开国民会议,并以此为号召,一方面发表宣言通电派出外交代表团进行宣传鼓动,另一方面进行党团运作,领导民众团体发起集会游行,取得了很好的动员效果。由此,国民党将国民革命运动推向北方尤其是军阀统治的中心北京。     

日内瓦四国政府首脑会议与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实现——兼论1955年前后的中苏关系

在1954年底到1955年初筹备日内瓦四国政府首脑会议期间,苏联在国际场合对美国施加压力,加上中国的主动争取,美国终于同意进行中美大使级会谈。随后,在实现中美大使级会谈的过程中,中国同苏联密切配合:首先是希望使会谈同四国政府首脑会议相呼应,促使美国讨论台湾局势等问题;在无法实现这一目的时,中国又根据形势调整了会谈策略,试图以缓和的姿态争取同美国讨论台湾局势等问题。1955年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终于得以实现。这一过程既体现了中苏在国际关系中的相互配合和团结协作,同时也可以看出中苏关系利益的不一致。     

从关税特别会议召开的背景看其失败的原因

1926年10月26日,在当时的段祺瑞执政府的提议与主持下,中国与英、美、法、日等国的代表共同在北京召开了一个关税特别会议。段政府意图通过这次会议,收回中国的关税自主权,提高税率。但在帝国主义者的阻挠、破坏、国内各种因素的牵制下,关税特别会议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成为一次完全失败的会议。本文力图通过考察关税特别会议召开前后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探讨关税特别会议失败的原因。     

浅析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外交

1840年之后的中国,随着列强侵略的加深,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逐渐形成。这种民族主义在外交上的体现就是中国民族主义外交。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时期所表达的外交诉求,五卅运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为了关税自主、取消治外法权和废除外国租界,不断地与帝国主义列强作斗争,都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外交的范畴。笔者从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外交源流、主要表现、历史影响三个方面浅析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外交。     

近代中外经济关系中关税与厘金的纠葛

关税与厘金的复杂关系是近代中外经济关系中长期存在的重要问题,从晚清到民国,一直是外交谈判中的主要议题之一。厘金产生之后,就与海关的子口税产生矛盾,从而产生了漫长的裁厘加税谈判。随着关税地位的上升,中国方面要求关税自主的呼声日渐高涨,于是裁厘加税又转变成列强要求裁撤厘金和中国要求关税自主之间的较量。最后的结果是协定关税和厘金同时废除。从近代关税和厘金的纠葛来看,这是中国历届政府和列强为本国经济利益而进行的较量,也暗含了中国政府加强自身统治力量与列强控制中国这两者之间的冲突。     

论苏维埃俄国出席热亚那会议的策略思想

20年代初,为了促成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以争取有利于发展经济的国际环境,苏维埃俄国以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在国际舞台上取得了丰硕的外交成果,其中尤以1922年热那亚会议期间《拉巴洛条约》的签订为最具慧思的外交范例。     

论1928年国民党政府关于商约对欧洲小国外交

1928年政权尚未稳固的国民党政府发表宣言,声称要废除中国同外国间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要求同外国重订新约,掀起了废约外交。1928年的有关外交活动涉及修订或重订通商、关税条约,其核心是谋求关税自主,对欧洲小国的外交效果比较显著。     

北洋外交与“治外法权”的撤废——基于法权会议所作的历史考察

法权会议是北洋政府通过外交途径撤废治外法权的一次尝试。在改变由不平等条约建构和规范的近代中外关系问题上,北洋政府并不像许多研究者一再批评的那样,仅仅扮演了消极被动的角色。在会议的全过程中,北洋政府外交家均付出了艰辛努力,以图撤废治外法权这一严重伤害中国主权的外人特权。法权会议折射出的北洋外交是一种带有改良色彩的“修约”外交。在中国尚不具备彻底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实力的历史条件下,立足“修约”应为务实的选择。虽然囿于内外条件,北洋政府未能实现撤废治外法权的初哀,但会议确立的一些中外关系原则,也为后来彻底废除不平等条约奠定了法理基础。     

精英、舆论与外交:华盛顿会议期间的国民外交代表

1921年底,余日章和蒋梦麟作为国民外交代表参与华盛顿会议。他们对中国政府代表团进行舆论监督,力促政府代表早日提出山东问题。当会外谈判成为现实后,他们又力促政府代表早日解决山东问题;并利用各种渠道构建一个舆论宣传网络,努力维护中国的国家形象,揭露日本侵略中国权利的实际情形。余日章、蒋梦麟在华盛顿会议期间的国民外交活动堪称1920年代初期中国精英利用公众舆论影响政府外交的一个典型。     

亚细亚民族会议与中国的反对运动

亚细亚民族会议由日本的全亚细亚协会和中国的亚细亚民族大同盟共同发起,以“全亚细亚民族的共存共荣”为宗旨,但实际上,中、日代表之间对会议的理解各不相同。日本代表的真实目的是抵制英、美的威胁并削弱其在亚洲的利益,确立日本的亚洲盟主地位;而中国代表则希望通过会议取消中日间不平等条约,实现民族的独立自由。双方争论频起,几至会议决裂。同时,会议遭到了中国各界的坚决反对和严厉批评。其中虽有意气用事、不够准确之处,但如实地揭露了日本代表借“大亚细亚主义”称霸亚洲的虚假本质,表现了中国人民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决心,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