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校挨斗记

斗、斗、斗,斗到最后斗、批、走。1969年9月下放干校．1970年 初又斗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一直到四年后离开干校。唉,倒霉事全让我碰上了！我说我不是“五一六”,专案组说我负隅顽抗,“瓮中捉鳖,你跑不了啦！”军宣队说：“中央已经有你的名单,敢不承认？”“不承认就是反军！”后来竟威胁说：“再不承认,苏修打过来首先枪毙你阎纲！”反军的罪名担当不起,只好招认,“军宣队进驻以前,我坚信不疑我不是‘五一六’;军宣队进驻以后,我坚信不疑我是‘五一六’。”话音未落,招来革命群众的一阵讪笑和最革命的群众的一顿毒打,说…     

回首“五七”干校的日子

正我1965年7月从张家口解放军技术工程学院毕业留校在院政治部组织处任青年干事。那时军队院校与地方院校一样开展"四大"。1969年下旬,为响应毛泽东关于办好"五七"干校的号召,我随大批干部和知识分子从塞北张家口到湖北"五七"干校劳动锻炼。总参三部当时确定了湖北省沙洋农场和钟祥县农场作为部队     

我的六年“五七”干校生活

“文革”前,我是武汉市江岸区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其中1963年-1966年上半年,我被借调到湖北省委四清工作队工作)。1967年“一月风暴”后被打倒,成了“走资派”和“三反分子”,不久即去了区“斗、批、改”大队。1970年3月底,领导找我谈话,要我到大队先遣组(也可以说是江岸区“五七”干校先遣组)前往汉南农场参加筹建江岸区“五七”干校。从这以后,到1976年末回武汉市机关重新分配工作,我在江岸区“五七”干校呆了六年多时间。其间分别做过炊事员、搬运工、采购员、生产员、保管员和校长。那段特殊的岁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当年我们这些被…     

实话实说话“干校”

“五七”干校,是“文革”中产生的一种特殊形式的“干部学校”。顾名思义,它应该是培养干部,供干部学习的场所。那么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在这里,我想结合我的亲身经历谈谈情况。“五七”干校,是以劳动为主体,以改造思想为目的而设立的“干部学校”。文化部有两个干校,一个在天津静海,一个就设在湖北咸宁向阳湖。我们是1969年下干校的,从到干校的第一天起,就投入到各种各样的紧张劳动之中。本来,有十几个部打算在向阳湖办干校的,但他们看到这儿的情况以后,大部分改变了主意,到别的地方选点去了。只有文化部“五七”干校仍决定…     

我经历“五七”干校的真实生活

1970年初,我是中共武汉市委机关的一名干部,同数以近万计的市直机关、事业单位干部一起,带着行李和户口迁移证,下放到远在市外鄂南山区的武汉市“五七”干校,整整生活了两年零三个月,这是我一生中最具有历史意义的、难以忘怀的一段经历。今借《武汉文史资料》的一角,回忆记述“五七”干校的真实生活．为读者了解这一文化大革命中的历史一页提供参考。     

我当北大“工农兵学员”班主任

我“掺沙子”到北大 记得是在1970年的初秋,我在江西余江县的人民大学“五七”干校临时出差,去那里做清队、整党工作。忽接调令,要我去北京大学报到,参与教学试点工作。     

怨也“向阳” 念也“向阳”——在作家协会“五七干校”

“文革”风起,斗、斗、斗,斗到最后斗、批、走。我于1969年9月下放向阳湖“五七干校”,1970年初又斗成反革命分子,在干校一呆就是6年。     

我所接触的胡耀邦

偶然结识胡耀邦 说起来是1971年的事情了。我1965年考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按四年学制,1969年就该毕业。可赶上了“文革”,到1971年还在学校里“停课闹革命”。1969年,我们学校按毛主席的“五·七”指示精神,一部分学生到“东方红炼油厂”参加劳动,一部分随同“二外”的教职员工下到河南明港办“五·七”干校。     

湖北人民革命大学的流金岁月

1949年5月16日武汉解放．新生政权即将进人各项社会改革和国民经济恢复与发展时期,各方面都需要大批革命干部,省政府新建了一批崭新的“抗大”式的熔炉大学,如“湖北人民革命大学”、“中南军政大学”、“中原大学”、“四野青干校”等。但论建校规模之大,学子之多,影响之巨大,各项之最,非“湖北人民革命大学”莫属。该校从1949年7月到1953年3月四年办学期间,同时在省城武昌、黄冈县仓子埠、武昌县豹子溜、黄陂城关等地举办了四期．共培养学员15416人。     

难忘的黄湖农场四年（下）——纪念共青团中央干部下放劳动30周年

八、胡耀邦同志和我们在一起的日子 胡耀邦同志于1969年4月下放到共青团中央黄湖农场“五七”干校,1972年2月初回北京探亲。经批准此后便留在北京,一是学习,二是治病,三是写检查,没有再回干校。     

1969年至1974年我在公安部

1969—1970年 1969年春节后,公安部参加干部学习班的全体人员下放到黑龙江省集贤县笔架山“五·七”干校。公安部除接待组和第三专案办公室外,业务组只留下40多名干部。部领导小组中留曾威、赵登程和我在京,李震、于桑随干部一起去了“五·七”干校。除原分工外,于桑分管的侦破组由赵登程负责,治安组交我负责。     

我随解放大军入西藏

1949年12月18日,我随国民党“川湘鄂边区军政干部学校”(下称“军政干校”)由重庆溃败到四川省峨边县的沙坪镇。该镇位于大渡河边,是一个彝族人聚居的地方。     

忧愤与苦乐——“五七干校”生活片断回忆

作为人生旅程的一个插曲,“五七干校”的生活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我在干校的时间并不长,连同所谓“干校学习班”在内总共不过两年,但却留下了许多至今难忘的记忆。由于各人在当时所处的境况不同,感受也必然是各异的。我的感受回忆起来大体上可用“忧愤与苦乐”四个字来概括。这四个字既是独立的各有其内涵,同时也是互为因果的。这是我个人的感受,对有的同志来说,他一进干校住的就是“牛棚”,是“被专政对象”,自然就谈不上什么“乐”,连苦中之乐也是沾不上边的。前途茫茫何所之?1968年的深秋,正当机关的“斗批改”如火如荼,社会上的武斗打…     

一个人和一本杂志

我第一次见到汤永宽先生,是在“文革”期间的干校,大约1967、1968年的时候。当时他在新文艺出版社,应该是社里一个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当时有个说法,说新文艺出版社的运动,弄得像《早春二月》里的芙蓉镇,冷冷清清。作为负责人,运动搞得不起劲,对“走资派”打击不狠,恐怕也就得负点责。因为这个事情,他在一个几百人的大会上受到批评,台上点他的名,他就低着头,站起来。那次会后新文艺出版社的人就都进了干校。     

往事历历情谊深（十五）

图文小记之三十七为了忘却的岁月之五：张执一、史永在全国政协“五七”干校的日子（上） 张执一和史永都是1930年前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革命。在漫漫20年的烽火岁月中,他们都在武装战线和秘密战线上努力工作,为新中国成立作出杰出贡献。20世纪60年代初,我刚到全国政协机关工作时,张执一是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常务副秘书长兼机关党组书记;史永时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兼机关党组成员,办公室、家都在全国政协机关大院,主持机关日常工作。     

冯雪峰与我放鸭子

1969年9月,为了“备战”和“接受工农兵再教育”,我们人民文学出版社除了留下少数几个人搞“样板戏”之外,无论“革命群众”或“牛鬼蛇神”,不管老弱病残,都被“全锅端”到湖北咸宁的“五七”干校。67岁的文化名人冯雪峰也佝偻着腰,戴着“黑帮”的帽子,同大家一起走上了“五七”道路。     

我所知道的文化部咸宁“五七”干校

“文革”中期,文化部创办咸宁“五七”干校。六千余名文化界高级领导干部、著名作家、艺术家、翻译家、出版家和其他文化工作者及其家属下放鄂南向阳湖,经历了为期三年左右的劳动锻炼生活。我当时任黄冈军分区副政委,调来担任咸宁“五七”干校的负责人之一,对当时的情况了解一些,现就记忆所及,略述如下。于校的背景和组织情况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同志给林彪写信．即著名的“五七指示”。1968年5月7日,为纪念毛泽东“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黑龙江庆安县柳河率先出现一座被命名为“五七”干校的农场。500名来自黑龙江省的干部在这里…     

回忆民进中央几位领导的关怀与教诲

我原在国家教育部、高教部工作,“文革”期间下放到安徽凤阳的教育部“五七”干校劳动,3年后分配在安徽农学院教育小组工作。80年代初,奉民进中央指示,协助滕茂桐筹建安徽民进组织,后历任省民进专职秘书长、副主委兼秘书长,现为名誉副主委。我是1953年加入民进组织的。在这50多     

挨饿的滋味不好受

1972年秋,我被分配到广西钟山县党校（那时叫“五七”干校）工作,第一件事就是去县供销社买了两个搪瓷大碗,花帮灰里,好到食堂打饭吃。     

追忆我国与科威特建交谈判

1970年“八一”建军节刚过,正在江西省上高县外交部“五七”干校劳动改造的我,接到校部的紧急通知。外交部令我尽快回京,另有工作任用。我带着“三夏”大忙的汗渍和满身泥土气息,匆匆回到北京。第二天去外交部报到,干部司和亚非司是必然要去的地方。部两栋办公楼内外空空荡荡,人迹寥寥。我心里知道,当时留在外交部坚持业务工作的人员已经缩减到最少程度,大多数人都已分散下放到外交部5个干校“脱胎换骨”去了。偌大的一个西亚北非司分管中东地区23个国家的事务,一段时间内只有8个人留守工作,亚非司“八大员”的雅号由此而得名。在当时的特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