绵阳市特色乡镇及乡镇志编纂研究

绵阳市特色乡镇概况 绵阳是四川省地级市。位于四川盆地西北部,涪江中上游地带。绵阳古称“涪县”“绵州”。据《元和郡县志》《华阳国志》《直隶绵州志》等记载,绵阳最早的县级政区建置为汉高祖六年（前201）设置的涪县,属广汉郡;自此后．市境相沿各代均有州、郡、府等县以上政区建置。从隋代后,政区建置逐渐稳定,形成市境中部以今市区...     

官、绅利益博弈视野下的设县之争——以明代青浦县为例

明中叶以降,面对松江地方繁重的行政压力和日益凸显的逋赋问题,地方官建请在松江府析置青浦一县,以分摊赋税征收和行政管理的责任,设县议案获准。而松江士绅阶层从维护田产利益和便于逃避赋税等方面考虑,在朝野上下强烈反对增设青浦县,并利用嘉靖后期郡人徐阶掌控朝政的有利条件,促使朝廷作出罢废青浦县建置的决策。随着以徐阶为代表的松江士绅阶层在政治上的失势,在松江地方官和朝中反徐阶势力的合力推动下,最终促成青浦的复县。明代青浦设县的案例表明,县级政区的置废是一个复杂的政治运作过程,其政治命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官、绅两大地方权力阶层在朝野的博弈情况。     

方志建置政区推陈出新得失与对策——以广西第一轮三级志书为例

新修省、市、县三级志书首设的“建置”（政区、行政区划）志（篇、章）,不仅是对本级志书横排纵述时空平台的定义和界定,也是其他门类事物依此界定而纲举目张纵记始末横陈到边之必然。通过对新修第一轮省、市、县三级志书,尤其是广西第一轮三级志书的初略研讨,探索其对旧志相关内容之推陈出新,进而指出不论以“行政区划”还是以“建置政区”横排纵述门类,续修方志之首志都要力求忌一味泥古照抄,忌盲目轻信土权威,忌矫枉过正,忌墨守成规,忌错失“补和删”,忌忽视建制层级,忌建置沿革与政区混记。由此提出相关规范完善之对策。     

《汉书·地理志》与东汉政区地理研究

《汉书·地理志》是研究东汉政区地理的重要文献。在讨论东汉建立之时的政区时,以往的研究几乎全部以《汉书·地理志》的断限作为起点。实际上,东汉建立之时,恢复的政区建置应当是平帝元始时期的。通过对《汉书·地理志》所载汉成帝元延三年之后的郡国沿革变迁以及县邑变化进行考证,可以发现,汉成帝元延三年九月之后,西汉的政区仍然在持续变化着,这些变化被后来新建立的东汉王朝继承下来。由此,便可较为全面地推演出西汉末年的政区图景,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东汉初年的行政区划面貌。光武帝虽然恢复了平帝时期的政区建置,但这一恢复只是对郡国县邑数量的沿用,并非一成不变的因袭。根据东汉建立时面临的实际情况,光武帝对其进行了相应的补充和调整。     

社会史视野下的政区变动——以建国后松政县的两度分合为例

本文运用社会史的方法,借助档案、地方文献、口述史料,对建国后六七十年代松政县两度分合加以考察,论证其发生过程与原因,并与周边地区分县运动加以比较,指出行政区划建撤,并非简单的自上而下,事实上深受影响的民众,通过相关渠道表达利益诉求,基于民情,政府部门往往适度调整政策,决定政区是否最终建立,这是政区变动的实态.     

独立与依附的变奏——雄安三县政区演变研究

雄安新区的主体雄县、容城、安新三县,在政区演变过程中关系密切。三县之中,容城设置最早,雄县次之,安新出现最晚。雄安三县经历了各自分属不同统县政区,相互联系独立成为统县政区,最终又依附同一统县政区分立的过程。这与雄安地区远离交通干道的地理环境有关。雄安新区的设置,对该地区发展有重要助推力。     

边疆治理视域下的清末新疆地方行政建置演变

清末新疆行政建置的演变,使新疆最终形成“道四、府六、厅十一、直隶州二、州一、县二十一、分县二”的行政区划格局,为今天新疆的行政区划奠定了基础。行政建置的调整是国家力量不断向新疆基层社会推进的结果,为国家直接治理新疆基层社会提供了有力保障。     

后晓荣著《秦代政区地理》评介

政区作为国家为行政管理而划分的区域,也是相应的地方国家行政机关所辖的区域,具有一定的历史继承性和相对稳定性,即使是当代行政区划亦或多或少地继承了传统的政区建置,因此政区地理历来都是历史地理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战国秦汉政区地理一直是沿革地理研究的热门话题,在这一时期,中国地方行政区划史上实现了从“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宗法分封制到中央集权体制下郡县制的质的飞跃,     

清代新疆镇迪道与地方行政制度之演变

清代新疆镇迪道建置沿革和职能特征演变,以及清末新疆建省时期道州县体系替代军府制之下多种行政制度并行体制的演变过程,体现了清政府治新政策的转变和道的职能变化趋势:民政权扩大和向准政区职能演变。本文辨析和阐述以上沿革过程,并对清代新疆道的建置沿革和对地方行政制度的演变、政区的形成,以及为其他边疆地区建置变革提供的示范作用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从《圣朝升改废置州郡图》看宋代两个政区的建置沿革

一般考证历代政区建置都是直接利用文字记载和考古材料中的相关内容,但古地图在考证政区兴废沿革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应忽视的。作者在对宋代政区的研究中发现,有些政区的建置沿革在《宋史·地理志》中表现得并不完全,当然这可从其他资料,比如文集中得到补充。但从某些地图中可以更加直接地获得较为可信的证明,其中较为重要的是宋人税安礼所编《历代地理指掌图》中的最后一幅——《圣朝升改废置州郡图》,该围包括正图与图说部分,反映了宋代尤其是北宋政区的建置及其变化。本文欲以此图为例,来考证《宋代·地理志》所没有记载或未完…     

行政区划调整修志模式及其他

改革开放近30年,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城镇化、城乡一体化发展加速推进,一大批新型小城镇如雨后春笋般崛起,催生了现代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发展,根据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国家、省、市、县(区)相应对所辖政区作出重大行政区划调整。江苏省的县(区)以下乡镇行政区划调整频繁就是其反映之一。比较常见的乡镇撤并,总的来说是乡的建置少了,镇多了;或者乡、镇都少了,     

南宁早期建置考释

南宁市的建置,隋以后是清楚的,也没有疑议的。隋以前却颇模糊,说政区始建于晋置的晋兴郡,但何时立郡？郡治何处？属县如何？说法不一。后人考证,异议不少。本人学识浅薄,资料又缺,只能谈点粗浅意见,并就教于方家。政区始建与部族开发历史地名只是历史的活动空间符...     

元代中后期四川行省州县复置考

元中后期,元廷在四川行省复置了部分州县政区。比较明、清志书沿革,参考学校、祠庙等治所建置和名宦、职官等政区特征,可以钩稽出州县复置的大致情况。大德七年到至正初年复置的州县政区,可考者有荣、资、隆三州,井研、内江、安岳、昌宁、大足、乐昌、江油、保宁、通江九县;另有石羊一县新置。元廷复置四川行省州县的主要原因是人口自然增长和流民涌入,存在多由巡检司改设、人口不足额和进程缓慢等三个特征。     

从海洋制度文化看历代中国政府对南海领土主权的管理(上)

政区是国家行政管理的区域组织系统,实施国土管治的空间组织形式。无论海陆国土,只要纳入某个政区体系之内,即为国家领土主权范围。而从制度文化而言,行政建置也是一种国土划分和行政管理制度,无论对大陆还是海洋都具有同样重要的制度文化意义,对中国南海而言,历代中国政府都将这种海洋制度文化施之于南海广大海域,为中国对南海拥有领土主权的一个有力的历史证据。     

晚清时期广东基层区划转型变革的团练化机制

1909年清政府颁布《城镇乡自治章程》,确立了基层自治区划“城镇乡制”。中国基层区划建置自此打破秦汉以来的“类复式政区格局”,进入制式统一、功能完全的“乡镇制”发展期,但“城镇乡制”在各地的初期实践并未完全遵循刚性规定。在基层团练盛行的广东地区,其基层自治区划多以“县—区”为架构而非《城镇乡自治章程》确定的“县—城、镇、乡”体系,且“区”的分划配置实则源自当地基层团防区划“团”。这种现代基层自治区划源出基层团练的现象,很大程度上在于兼具治安防卫、行政管理和准自治功能的基层团练型政区契合当时基层自治区划的建置要求,也能满足当时广东基层社会治理的内在需求。     

编纂政区志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有些二轮县级志书为沟通历史、反映全貌,政区志的限前内容照录前志,致使前志在篇目设置、内容表述等方面的一些缺欠又影响到续志。诸如误将古代九州作为行政区划、对行政区域界线勘定和治所疏于记述、把伪政区记入建置沿革正文、乡镇级政区排序无章法等问题,直接影响政区志质量,应该在思想上予以重视,并在深入研究、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妥善处理。     

明代青浦县的定位——兼论明末清初松江府的分县趋势

明代松江府青浦县的置废、复立过程,以及复县后的治理问题,都显示分县无法解决逋赋问题。即便如此,分县在此之后仍然是调节赋役问题的重要手段,如明末金山卫改县的议论,以及清初娄县的分立,均显示分县的这一用意。最终,分县反而加重了政区内部以及同级政区间赋役负担不均的情形,引发进一步的赋役改革。在梳理上述分县议论及其实践的基础上,可以察知分县的直接动力来自地方官完纳税粮的压力,而地方士人出于对分县导致赋役不均的了解,往往发出拒绝分县的声音。此中体现了国家收取财赋与地方赋役不均的矛盾。     

窝阔台“画境”十道考

本文考订“画境”十道的内涵、名称及其建置过程,分析其地位与影响。本文认为,“画境”十道是窝阔台时期的中原政区划分,其本身即为蒙古达鲁花赤制度与中原分路之制相结合的产物。十道大体上可以确定为山西、北京、燕京、河东、彰德、河北、大名、山东西、山东东、陕西等道。其政区是逐步建立起来的,到太宗八年前后才定型。“十道”之制推动了中原州县达鲁花赤制度的建立,对元初的政区制度也产生重要的影响。     

从政区建置看三国时期川江沿线的攻防策略

川江的特殊历史地理背景及其在三国时期的战略地位决定了围绕川江对峙的双方政权对这一地区的经营擘画。由于对峙过程的持久性和地域的复杂性,双方的军事方略均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政区建置的调整。本文即从政区建置入手,剖析三国时期两个阶段中峡口东西两个政权,即鼎立时期的蜀国与吴国以及蜀亡以后的司马氏与吴国之间,围绕川江战线的攻防策略。     

论明朝西南边疆的军管羁縻政区

明朝平定云南后,为适应云南边疆外弧地带复杂的国际地缘政治、地理环境和多样民族性特征,在西南边疆逐渐建立起一套“内边区”与“外边区”差异化的边疆行政区划和管理模式,并对云南外边政区实行军管性和羁縻性的统治.这是明朝边疆控制和政区建置的创新性制度,体现了明朝疆域观在行政管理上的灵活性,保障了西南边疆较长时间的稳定,为中国现代国家领土的确立奠定了重要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