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谬与合理:民间叙事的文本、语境与叙事逻辑

从外部的、研究者的角度观察民间叙事,会发现其外在形式荒谬;从内部的、民间叙事拥有者的角度探讨民间叙事的叙事规律及叙事逻辑,会发现其内在逻辑合理。民间叙事集荒谬与合理于一身,这是由其自身的口头性、叙事性、实用性、文学性等诸多特征共同决定的。只有在语境中理解文本才能了解民间叙事的叙事逻辑,进一步正确认识民间文学的价值。     

河西宝卷的叙事形态与《沪城奇案宝卷》的启示性意义

宝卷这种民间通俗说唱艺术形式在叙事上既有文学神奇故事的娓娓动听、神奇迷离,又有抒情艺术如诗歌、音乐和曲艺等的重复性和一唱三叹的美学效果。这种美学效果是以散韵结合、以韵为主的方式叙述来实现的。在叙事形态上,宝卷,尤其是河西宝卷又具有初期民间艺术大多有的那种悲情喜剧、因果故事和神奇寓言故事的程式化特征。这是宝卷这种民间通俗说唱艺术形式在叙事上的显著特征。现代河西宝卷《沪城奇案宝卷》等的出现,接通了以现代意识利用旧形式发展新文学（包括通俗文学）的现代文学发展的动力源泉的新理路,也为现代民间俗文学的发展树立了可资借镜的榜样。     

"三言"异类婚故事研究——兼论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的关系

一部《聊斋》,因其众多缠绵悱恻的花妖鬼狐之恋而名垂文史;《白蛇传》、《牛郎织女》、《梁山伯与祝英台》也因人与妖、人与仙、人与鬼矢志不渝的爱情而名列“中国四大民间传说”。无论是文人墨客,还是乡野村夫,都对人与异类的婚姻爱情显示出强烈的兴趣,而二十世纪初的周作人在《童话研究》1一文中提出欧洲童话的“美与兽”与中国的“蛇郎”故事都属所谓之“物婚”,包括“毛衣女”一类动植物化为人后与人的婚恋,也指未化为人的动物抢亲之类的故事等。近九十年后,年青学者黄景春博士在《中国古代小说仙道人物研究》中辟专章论述“神仙与凡人的婚恋故事”,认为“所谓异类,乃是相对于人类而言的,在现实视野中指动物、植物等,在宗教视野中则指神仙鬼怪等观念性产物”。高木立子博士在对河南民间流传的异类婚故事进行研究时,曾就“异类婚故事类型群”的定义作过一番研讨,认为异类婚故事类型群系指“以人与动物、精灵、妖怪等超自然物之间的不可思议的婚姻为主题的民间故事的总称”2。     

男王后:从历史叙事到文学叙事

男王后的故事源于《陈书.韩子高传》,随着时代的变迁,韩子高从历史走进了文学,他的姓氏、身份及人生际遇亦随之改变,一个青年骁将在文人的想象中逐步蜕变为王世贞《艳异编》中的帝王男宠,最后又被王骥德定格为以色事君的男王后。男王后故事的演变不仅形象体现了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之间的巨大差别,更折射出晚明男风盛行的社会状况以及男尊女卑性别霸权在男人内部的戏拟与复制。     

民间叙事中的“伦理悬置”现象——以陆瑞英演述的故事为例

所谓“伦理悬置”,是指在民间故事演述中时常出现的一些伦理乖违现象,现实伦理既不能控制故事的伦理诉求,又不是完全不起作用的,它在完成叙事这一主要使命的途中,暂时被搁置起来、悬而不议了,体现了叙事对于伦理的干扰作用.从民间叙事的内在逻辑来看,故事情节越远离日常生活逻辑,“伦理悬置”的几率就越高;同时,伦理乖违涉及的对象范围越大,其实际的乖违感就越弱,“伦理悬置”的可能性也就越高。这是民间叙事与作家叙事的重要差别之一。     

话说土族叙事长歌

土族民间音乐中有多种内容的叙事长歌。这种叙事长歌将各种故事体裁以散文长诗的格律配以不同曲调流行于世。叙事长歌曲调大多数是固定的。不同的长歌有不同的曲调,一般没有衬词句,相互影响也不大,都是根据某一个历史故事或事件内容和情节写成的,各具特色。故曲调风格独立性强,这是叙事长歌不同于其它土族音乐体裁的主要特点。叙事长歌的曲式结构大多数为二个乐句的上下句关系。也有些是一个乐句的扩充和发展,内容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如《拉仁布与吉门索》、《祁家延西》、《太平歌》、《布柔哟》、《乔家妹妹》等。     

从家族叙事村史叙事——新时期文学村史叙事及其探源(二)

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在对农民和乡土的叙事中,显现出由"家族"叙事向"村史"叙事演变的趋势,产生了类似于村史或准村史类的文本。村史文学的发生可以简单地描述为:从八十年代初的个体历史的叙事,到寻根文学的虚化个体历史叙事,到八十年代中期的后寻根小说热衷于乡村的"前"家族历史,再到九十年代初《白鹿原》等的家族史叙事,最后演变到九十年代末、二十一世纪初的村史叙事。村史叙事及其文本诞生的过程从某种程度也意味着民间话语与民间文化的强烈的生存意识。     

一反常态的《奥兰多》叙事模式

有"变性的狂想曲"之誉的《奥兰多:一部传记》(Orlando:A Biography,1928)是英国小说家、评论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创作的一部最具夸张色彩的作品,它以性别突变、跨越时空等鲜明的特征吸引了大批的读者。这部传记式的小说正是采取一反常态的叙事模式,集传记、史记、小说的风格为一体,打破小说与非小说的界限,不仅创造了奇异的故事,也蕴涵了深邃的思想。本文将主要针对《奥兰多》的叙事模式。     

《三茅宝卷》的信仰叙事建构

神灵"三茅"同时属于道教与民间信仰系统。各系统为了将三茅信仰传播至民间,均通过《三茅宝卷》讲述神灵修道事迹。由于精神追求不同,道教与民间信仰会利用不同的叙事对宝卷内容进行不同层面的民间化调整,从而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叙事系统、三茅形象,并影响后续的神灵信仰发展。     

民间叙事机理谫论

以往我们对日常叙事和民间艺术叙事之间的差异问题,对民间叙事的流程、民间叙事的层次、民间叙事的视角、民间叙事的时间和空间等问题,似乎都没有专门的、细密的、深入的关注和研究。在这篇文章里,我想就其中的两三个问题,谈谈自己的浅见,以引起大家的注意,并就教于各位方家。     

伍慧明小说《骨》中后现代叙事之多元化叙事视角

伍慧明在小说《骨》中采用了后现代叙事之多元化叙事视角,限制性内视角叙事策略不仅没有因为这种视角的限制妨碍莱拉清晰地叙述完整的故事。这种策略留给读者一种神秘感和很大的想象空间。相互呼应的多元化叙事策略的成功应用引领读者深思,也帮助读者充分解读作者希望传递的信息。于无声处,作者巧妙地揭露了美国政府残酷的移民制度,也谴责了美国的种族歧视制度。     

表演理论与民间叙事研究

民间叙事(Folk Narrative),是指在不同集团的人们当中流传的、对一个或一个以上事件的叙述,与一般叙事不同的是,它们主要是通过口头来进行交流(所以有时又被称为“口头叙事”,Oral Narrative),而且往往以众多异文形式存在。民间叙事范围广泛,包含着许多种叙事文类(Genres),其中既包括比较传统的文类,像神话、民间传说、民间故事(狭义)、笑话、史诗、叙事歌谣等等,另外也包括现代日益受到学者们关注的个人叙事(personalnarrative)、都市传说(urbanlegend)、奇闻逸事(anecdote)等。民间叙事不仅一直是民俗学、民间文艺学领域里最受关注的研究内容之一,而且还常常引起诸多文艺学家、人类学家、语言学家、心理学家、历史学家等的浓厚探索兴趣。     

《聊斋志异》故事中的民间信仰与民间意识

关于《聊斋志异》的创作动机,历来的研究者都有着比较一致的看法,即认为《聊斋志异》是蒲松龄在科举失败后,为了寄托孤愤而写作的泄愤之辞。但是《聊斋志异》素材的民间来源,《聊斋志异》与民间审美、民间叙事的种种割不断的联系,也是不容抹杀的事实。《聊斋志异》故事中的人物往往具有民间审美趣味,人物身上很少有庙堂之气,多了民间凡尘的世俗味,他们都是凡夫俗子,“引车卖浆者流”。就连具有神奇法力的妖魅鬼怪们,也没有神圣的光环,他们也同样要食人间烟火,与普通人相差无几。因此,《聊斋志异》的叙事贴近民间生活,全书充满着价值取向趋于…     

《左传》的口头叙事研究——以重耳故事为例

《左传》中的重耳故事是一个完整的、独立的、自足的叙事圆环,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叙事整体进行研究,也是《左传》采录口头文本的痕迹的最佳例证。以口头诗学理论三个层面的结构性单元(程式、主题、故事范式)逐层分析《左传》中的重耳故事可以发现:《左传》对重耳的叙事多次运用了口头叙事所特有的主题与重复叙事,《左传》中的重耳故事与西方的英雄传说在故事范式方面有着惊人的一致性。这些分析基本确定《左传》中有关重耳的记载源于当时口耳相传的故事文本,而并非史实的直录或作者的构思创作。     

神谕与希罗多德式叙事——以吕底亚故事为例

本文试图运用叙事学中的“叙事时间”理论,以《历史》中的吕底亚故事为例,探讨神谕与希罗多德的叙事之间的关系.在与神谕相关的叙述中,希罗多德应用预述、倒述、缓述和重述等多种叙事手法,这些都以神谕的应验为前提.因此,希罗多德在叙述中呈现的是相信神谕的态度.但当今一些学者从历史考证的角度指出,希罗多德所引用的神谕大多是不真实的.然而,如若回到古希腊的语境中,我们就会发现,希罗多德记载的神谕故事是大众所认可的“真实的”过去.需要注意的是,即使希罗多德以神谕及其应验来构筑叙事,这也并不意味着他在提供颂扬神谕的传说.     

论《黑暗传》的口承叙事文化现象——以八种传抄本为主要探讨对象

一、《黑暗传》的价值与定位《黑暗传》是一部保存着汉族的神话与历史,传唱于丧葬仪式的民间叙事长诗,大致流传于湖北省神农架林区附近,也就是古鄂西一带。这一部叙事长诗的流传,是在1980年代大陆田野采录风气盛行的时期,由地方文化工作者采录下来的。最先辑录于《神农架民间歌谣集》1之中,而后受到学界的关注,采录者胡崇峻先生通过陆续搜集,整理了其它的流传唱本,集结为《神农架〈黑暗传〉多种版本汇编》。     

伍慧明小说《骨》中后现代叙事之碎片化叙事策略

碎片化叙事是后现代小说的重要特征之一。后现代主义小说家认为,世界是由混乱无序的碎片组成的。在后现代主义学者看来,非连续性、碎片性才是历史的本真状态。伍慧明在小说《骨》中采用了碎片化叙事策略。这些碎片留给我们杂乱不堪的意象,这就是作者的用意所在。作者利用这种凌乱的意象象征在美国的华裔移民的破碎的,悲惨的生活。     

《酉阳杂俎》中的佛教文化叙事

《酉阳杂俎》是一部成书于晚唐的笔记小说集,书中收录了很多有关佛教的故事,具有浓厚的宗教叙事色彩。佛教文化在《酉阳杂俎》中的体现是多方面的,尤其涉及《金刚经》的灵验故事、僧人形象的塑造和佛教的冥界观念等。其中《续集》卷7《金刚经鸩异》专门记述金刚经的灵验和福报故事,反映了唐朝民众对佛典的信仰崇拜以及对因果轮回的情节书写;小说中塑造了形形色色的僧人形象,其中不乏扶危济困、弘扬佛法的仁慈僧人,同时也有少数为非作歹的恶僧形象;书中还对地狱冥界进行详尽的描述,其情景显然是对现实世界人间官府的影射,呈现出唐代佛教世俗化的倾向以及对民众生活的影响。     

卡夫卡《变形记》之叙事艺术初探

卡夫卡的作品《变形记》通过讲述一个人变成甲虫的荒诞故事,揭示了现代社会中人在巨大的社会压力下无法承受精神压力而最终异化的现象。本文试通过叙事手法对卡夫卡的这一作品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理解。     

迟子建小说《白银那》的叙事艺术

迟子建的小说《白银那》较之她的其他中篇在叙事上表现出了极大的不同。她将“恶化——改善”作为故事的基本框架,采用外部叙述人与日记书写者双视角交替的方式来呈现故事。作者利用顺叙和插叙的互补和时间跨度的伸缩巧妙地控制了作品的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