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地区魏晋十六国时期镇墓文文体研究

镇墓文是古代丧葬礼俗中经常使用的葬仪类实用文书。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地区出土的镇墓文尤多。魏晋以降,中原地区长期战乱,河西地区因保存汉代学术文化而为学界称道。镇墓文最初并不具备“文体”这一专属称谓,是方士、巫师们为死人阴宅安置时,借助语言、文字、符箓、图画等载体附着于实物之上的仪式文范,其目的是镇墓安宅、隔绝阴阳、祝福生者等。镇墓文具有深厚的思想文化基础,随着冢墓泽荫术的盛行,镇墓文借助法律公文的文体特点和方士咒语的“语言魔力”及修辞语气获得“镇墓”效果,形成了成熟的体式结构和语言特征。镇墓文所具有的丰富的民间智慧,对志怪小说、乐府诗、曲子词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地影响,是文体发展过程中以俗为雅,雅俗互动的生动体现。     

浅谈司马光的史学思想

司马光治史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给君主提供"治乱兴衰"的历史经验教训,吸取借鉴,要求君主懂得知人、立政之要,为封建国家的长治久安保驾护航。其史学思想主要表现为:以史学为封建政治统治服务的思想;坚持实事求是、尊重客观实际的非"正统"思想;不信佛道,反对灾异迷信的思想;疑古驳经的思想四个方面。     

“词文”文体性质榷论——以敦煌写本《大汉三年季布骂阵词文》为中心

“词文”作为一种“已失传的文体”,不见于传世文献,亦难以确切安顿于既有的文体谱系之中——其分别被归入了变文、话本、俗赋或七言叙事诗。作为一种俗文学文体,词文属于讲唱文学一系的成员,是中古时期配合表演艺术的产物。词文透过表演或仪式性质的不同而与变文、话本、俗赋分疆划界,又通过节律的差异与一般的七言叙事诗形成区别。在题材内容上,词文的叙事需求超过了抒情;在形式上,词文的篇制、节律、韵律、声律、语言等方面皆形成了鲜明特征。词文是一种处于演变初期、尚未成熟的俗文学文体,在发展过程中被鼓词等讲唱文学文体不同程度地吸收或转化。但词文一体业已衍化出了别是一家的文体特质,这在敦煌文献中唯一出现“词文”题名的写本《大汉三年季布骂阵词文》中得到了鲜明体现。     

关于司马光民族观的若干思考

司马光充分汲取自先秦儒家与他同时代欧阳修等人民族观中的有益成份。他提倡了民族和睦观 ;发展了民族平等观 ;丰富了民族诚信观。司马光将孟子的“气节观”、“大丈夫”精神 ,渗透入其民族观中 ,大力倡导民族气节。     

对司马光历史盛衰论的再认识

本文从哲理角度对司马光历史盛衰论作出思考和再认识。首先 ,司马光从探讨易道阴阳消长之理入手 ,论证人类社会历史呈治乱兴衰交替运动变化 ;其次 ,司马光肯定天地是造物主 ,而人君是“所以治人而成天地之功”者 ,即是历史治乱兴衰的决定者 ,并从道、德、才三方面对人君的素质提出了要求 ;最后 ,司马光主张道法有别 ,强调“圣人守道不守法”。     

道光、咸丰时期贵州知府的官场交往——从《安顺、黎平府公牍》所见

本文以《安顺、黎平府公牍》为主要材料,考察贵州知府常恩在官场中的人际交往活动,以此揭示晚清官场中的诸多细节,旨在增进我们对晚清地方官场的认识,并借此探讨官场交往与行政效率的关系。     

宁波作为我国官方海丝之路启碇港的见证——以流传域外的历史文物“嘉靖公牍集”为中心

关于明日堪合贸易,中、日双方有着较为丰富的文献类文物。但以往的研究,学术界多着眼于明朝实录、遣明使日记或文集,对宁波地方文献类文物尤其是宁波地方官府公文并无人进行研究。现被日本文物部门定级为重要文化财的“嘉靖公牍集”是关于明日贸易最重要的文献类文物,是宁波作为我国官方海丝之路启碇港的历史见证。     

萧统《文选》文体分类及其文体观考论——以“离骚”与“歌”体为中心

日藏古文献《二中历．经史历》记有一份三十卷本《文选》的文体分类以及其各卷帙构成的完整篇目,从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其保留的极有可能就是《文选》编撰初始之旧貌。这份书目首先表明《文选》最初的文体实为三十四体（三十三大体再加“离骚”）,更重要的是,这份书目的出现还牵连到《楚辞》在六朝文体概念中所发生的变化以及晋宋乐府之流变等诸多文学史上的根源性问题,为探讨萧统编撰《文选》之动机与意图提供了一个新的切入点。     

关于地方志文体的探究

地方志的文体,一致公认和强调的是语体文、记述体。但地方志在内容上是百科全书,在编纂上使用多种体裁,具有多个属性与多种功能,这些特性决定了志书仅用记述文体是无法完成的。新编两轮志书,是记述文体、议论文体、说明文体、文学体、应用文体等的综合运用。虽然记述文体是最主要的文体,但其他文体也有广泛的运用,并且是不可缺少的。因此,应该突破地方志记述体的束缚,充分认识各种文体在志书中的地位与作用,明确地方志是以记述文体为主、多种文体综合运用。     

浅谈词的文体意义

本文试图从五个方面来详细探讨词的文体意义,既中性文体意义的词与基本词汇、带有正式文体意义的词、带有非正式文体意义的词、新词语和古词语、地方方言和社会方言等来阐述词的文体意义。通过对词汇文体色彩的分类阐述,让大家对词汇的文体色彩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并在实践生活中对具有各种文体色彩的词汇的不同应用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先唐诔文写哀内容的变迁及其文学化进程

诔是一种古老的应用体,因此前人多研究其实用职能,而对它的抒情功能却采取漠视的态度。其实,伴随中古学自觉的进程,诔写哀内容有一个抒情性不断增强的过程。这一过程,我们可以视之为诔的学化进程。     

司马光的易学历史观探析

本文主要探讨司马光的史学与其经学之一的易学之间的关系。司马光通过其易学形式表达了独具特色的历史观。他提出易道的观念,认为凡宇宙之间皆易,易就是阴阳之变、五行之化,这就对自然和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性原则作出了界定;又提出圣人作《易》,为数亦为义,义急、数亦急,以义与数作为历史发展普遍性原则的重要内容;并认为《易》是对易道的表征,《易》有见微而知彰、原始而知终的史学功能;在探讨自然和人类历史存在的形式时,司马光还提出阳非阴不成,阴非阳不生,阴阳之道表里相承的观点,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揭示了其应有的价值目标和方向。     

圣经的文体初探

圣经不仅具有宗教意义,更具有极大的文学价值。本文通过对圣经的文体进行初步探讨,从其筒约又繁复的文风、箴言的诗歌形式、句法结构、修辞手法上等方面分析圣经的文体特点,并阐述了其对后世的重大影响。     

司马光墓的历史发展脉络探析

夏县古称安邑,是北宋著名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司马光（1019～1086年）的故里。北魏神腊元年（428年）,在安邑南20公里处设南安邑。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八年（494年）,县城迁址北安邑县城东7．5公里处,更名为“夏”,属秦州河北郡。此为“夏县”名之由来。唐初属虞州,唐贞观十七年（643年）改属绛州,大足元年（701年）改属陕州,不久复属绛州。     

浅谈对地方志文体的认识

地方志的方志文体是以方志体例、体裁、语体、文风等诸要素的合理结构、整合及其运动规律为研究对象的专门学问,它是方志学理论体系的重要分支。本文针对方志文体学的要求、具体操作方法及与各类文体之间的差异等作了论述。     

司马光与宋神宗的三次对话

回顾北宋历史,大臣司马光与王安石同仕一朝但政见不和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司马光（1019-1086,山西夏县人,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主持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改革家。王安石变法也名扬千古。但司马光却是王安石变法的激烈反对者。作为一国之君的宋神宗,又是怎么处理这两位爱臣之间的矛盾的呢？与宋神宗谈话时,司马光又是怎样议论王安石的呢？为了排斥政敌,他会奴颜媚骨地刻意去讨好皇上吗？     

辨文体·择善本·寻根源——新版《孙中山全集》的编纂特色

在编纂新版《孙中山全集》的工作中,编审者在以下三方面给予充分重视:一、辨明文体,即在文体的分类上,注重"文""笔"之分;二、选择善本,即依据"百衲本"的传统选择善本;三、寻根觅源,即在题解注释等方面注重运用跨文化、跨语际的方法,考索准确的来源。在此基础上,为读者和研究者提供一部版本更可靠、相关信息更准确的《孙中山全集》。     

历史事实与法律事实: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的方法、地位及其镜鉴

司马光《通鉴考异》方法最为直接的借鉴渊源,应为当时日益完备的"实录"纂修过程中的程序规则,其具体包括证实订伪、以常理进行推断、两存其说、参取、阙疑,可谓钱大昕等人"考异"的先驱和精神导师。历史事实和法律事实都是相对于客观事实而言的,中国古代考据学的发展和法律实践密切相关,法学中证据法规则与历史学中的考据法则存在极其相似的"底层语法规则"。     

司马光的诚信美德和廉洁品操

司马光是北宋著名的史学家、政治家。谈到他,一般人知道3件事：一个是他儿童时破缸救人的故事,一个是他编著历史巨著《资治通鉴》,再就是他是王安石变法的主要反对者。后人多研究其史学贡献与政治思想,实际上,司马光还拥有诚实正直、廉洁自守的美德,被后人树为道德风范。     

志书文体受总结报告影响的弊端

志体与总结报告文体本来大不一样,第二轮修志中,志书文体受总结报告文体的严重影响却成为一个很突出的问题。志体受总结报告文体影响越来越大的原因在于：一是资料来源的变化,二是修志指导思想上的变化。从第二轮修志一些志稿来看,志书文体受到总结报告文体影响出现了十种弊端。此种影响应引起严重关注,并努力消除,才能保证志书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