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夏地区马家窑文化彩陶特征探析

作为原始彩陶的辉煌时期,马家窑文化彩陶具有鲜明文化特征。本文以马家窑、边家林、半山和马厂四个类型,从图案纹饰、彩绘技艺等方面论述了甘肃马家窑文化彩陶特征。     

甘青地区史前用玉特征与进程

甘青地区是史前时期重要的用玉地区之一,其用玉进程表现为从前仰韶时期至马家窑时期,一直处于相对沉寂的状态,而大规模和较成体系用玉文化的兴起应始于齐家文化。齐家文化巫玉色彩浓重,玉器更多被用来祭祀。从用玉进程和用玉动机看,甘青地区用玉文化并非独立起源,而是从东部和中原引进与兴起,同时促进了甘青地区玉矿的开发与利用。     

甘青地区史前时期未成年人埋葬问题分析

甘青地区史前时期的墓葬材料丰富,本文通过对未成年人墓葬数量的研究,认为甘青地区史前时期的未成年人并未完全葬入墓地,在集中埋葬的公共墓地以外,很可能存在以未成年人为主体的单独墓葬区.而以未成年人为主的墓葬区多在房址附近或者主体墓地边缘,以埋葬年龄较小的婴幼儿为主,其葬俗也与公共墓地的成年人相异.     

甘青地区史前时期墓上标志初探

甘青地区史前墓葬的地表通常会发现一些人为摆放或竖立的石块、放置的陶器、垒筑的土丘以及营建的围墓沟等遗物或遗迹,用以标志墓葬位置或表达祭祀礼仪等信息,可称其为墓葬的地上标志。甘青地区的墓上标志主要表现为两类：第一类是在完成埋葬后设立的地表标志,包括墓口竖立的石块、木桩和垒筑的坟丘;第二类是后续在墓葬地表进行祭祀活动的遗留物,这些遗留物在客观上也起到了标志的作用,这类标志主要是墓口放置的陶器。随着时间的推移,甘青地区的墓上标志呈现出由单一立石标志向多种标志并存发展的趋势,个别标志还形成了特定的分布区域。甘青地区史前墓葬流行设置墓上标志,除为了识别墓葬位置便于完成墓地规划外,应与该区域盛行二次扰乱葬有着密切关系。     

甘青地区史前考古与早期羌文化探索

从齐家文化起,甘青地区的史前文化进入到了青铜时代,而马家窑文化及之前属于新石器时代。在时间上,齐家文化约在距今4000年左右,时间跨越约在夏代前后;四坝文化、卡约文化、辛店文化、寺洼文化等,其早期分别约在距今3000多年,兴起于商代前后,都延续至较晚,有的约至周代了。沙井文化基本上处于东周时期。这些甘青地区的史前文化与中国远古历史大致可以对应起来,提供了探讨华夏民族和羌民族起源,探讨中华民族多源一体关系,探讨中华文明和羌文化的关系等学术课题的具有研究价值和重大学术意义的一个时空框架和古文化的系统。通过对青海民和喇家遗址出土牙齿和西宁陶家寨汉墓出土牙齿进行的古DNA采样和测序分析,发现其人群在遗传结构上具有一定的连续性,而与现代人群比较发现,实验样本与羌族人群有较近的亲缘关系。早期羌文化可以上推到齐家文化时期。     

魏晋十六国时期甘青地区古都问题探析

随着魏晋时期匈奴、鲜卑等游牧民族的南下,中国北方出现了民族大迁徙和文化大融合的浪潮。十六国时期,多个民族在甘青地区建立政权。作为区域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的都城应运而生,推动了甘青地区区域开发。研究甘青地区古都问题,对于了解魏晋十六国时期西北地区政治格局和民族分布具有重要意义。     

马家窑文化彩陶特征及辨伪

甘肃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甘肃彩陶从距今八千年的大地湾文化开始,经过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一直到沙井文化,经历了十二个文化类型、五千多年的延续发展,构成了一部完整的彩陶发展史,其中马家窑文化达到了彩陶艺术的顶峰,是中国原始艺术中最绚丽多彩的一部分。     

甘青地区全新世环境变迁与新石器文化兴衰

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距今8000年前后的降温事件之后,才真正意味着人类的全新世气候适宜期的开始.距今5500年前后降温以及由此带来的干旱,使甘青地区这一时期人口与资源之间的矛盾的激化,甘青地区葫芦河流域仰韶文化中晚期出现的社会复杂性,可能是在资源紧张状态下的一种人类文化行为的生态调整.甘青地区距今4500年气候转变可能首先促进或刺激了齐家文化的发展.但随着气候转变的幅度增加,环境条件渐趋恶劣并超过了当时人类所能承受的极限,西北地区史前农业体系不可避免的发生彻底地解体和衰落.长期的干旱环境可能是导致齐家文化的衰落以及齐家文化之后较长时间农业文化的低潮的重要原因之一.     

宜昌地区大溪文化彩陶化学组成与显微分析

大溪文化彩陶在类型和装饰风格上既显示出与屈家岭文化、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等的联系,又显示出与川西、湖湘等周邻地区其他史前文化的联系,具有重要研究价值。本文通过化学组成分析和显微结构观察,揭示了宜昌地区大溪文化中堡岛、杨家湾和关庙山遗址彩陶的技术特征,指出其彩陶制作可能是聚落间的普遍产业,宜昌地区大溪文化彩陶由多个作坊制作,同一作坊生产的彩陶可能供多个聚落使用。对深化认识宜昌地区大溪文化内部互联互通、延续发展的机制,以及长江中游新石器文明演进的过程具有重要意义。     

甘青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水器

作为一个考古学文化区域,本文所指的甘青地区,其范围大致东起泾水、南抵西汉水流域,东北接河套地区,西越湟水流域,西北基本包括河西走廊的全部。这里地处黄河中上游,属黄土高原的西端,西南和西北分别与青藏高原和蒙古高原相接,六盘山、秦岭、岷山、日月山、祁连山、     

甘青地区“花儿会”传说的文化功能

甘青地区流传的关于“花儿会”的传说是一种重的公共信息资源,它担负着记录和解释“花儿会”历史源起的文化功能（如“花儿会”活动的庙会本质、求雨功能等问题）;同时,在其流布过程中民众对之进行了自发自觉的整合与传播,从而使其生发出了助力村落政治文化、助推女性个体社会化的文化功能。按照文化表征理论,关于“花儿会”的传说正是民众对“花儿会”活动的一种重表征方法,使得活动产生了丰盈的文化意义,扩大了其外延和内涵。     

库库特尼—特里波利文化彩陶与中国史前彩陶的相似性

库库特尼—特里波利文化是分布在黑海西部和北部的重要史前文化,时代与中国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和马家窑文化马家窑期大体相当,而且在彩陶纹饰和器型上都与其有很高度的相似性。本文对库库特尼—特里波利文化的基本文化内涵和分期进行了介绍,列举了其彩陶与庙底沟类型和马家窑期彩陶的多种相似性。因为在此两大文化体之间的中亚地带没有发现可以起到桥梁作用的文化,还难以断定这样的相似性是文化交流的结果,但造成相似性的原因和两大文化体不同的发展历程都是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     

马家窑文化的彩陶

马家窑文化产生于距今五千七百多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其中包括的几种主要类型有马家窑类型、半山类型、马厂类型,它历经了三千多年的发展时期后走向衰落。到公元前的夏、商以后逐渐结束。它主要分布于黄河上游的甘肃、青海的洮河、大夏河、湟水流域一带,因1923年首先发现于甘肃临洮的马家窑村而得名。     

裴文中先生与甘青地区史前考古

甘青地区是我国最早开展田野考古工作的地区之一,在中国考古学发展历程中具有重要地位。20世纪40年代,裴文中远赴甘青地区开展田野考古调查与研究,这一承上启下的工作在中国史前考古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甘青地区旧石器考古的回顾与思考

甘肃、青海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人群汇聚和交流的重要区域之一。近年来,随着甘青地区旧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的持续推进和深入,在回顾与梳理甘青地区旧石器考古发现的基础上,讨论区域内旧石器文化面貌、古人类化石及古环境状况,对甘青地区旧石器时代人类行为及其与环境的关系等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彩陶与史前中国的文化融合

5000多年前,兴盛于渭河流域的庙底沟文化,以彩陶为标识,在东到大海,西达甘青,南至长江,北抵阴山的广大区域,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文化浪潮,庙底沟文化统一而规范的花卉纹彩陶在这些区域的不同考古学文化中的传播,标志着这些文化先民对庙底沟文化人文观念和精神信仰的认同。伴随着这种传播,不同文化相互作用、互相影响,在不断碰撞、融合下,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华夏文明为中心的相对稳定的文化共同体,也勾勒出了文化意义上早期中国的雏形。庙底沟先民这种文化上的融合和疆域上的扩展及寓礼意于彩陶,器以藏礼的特征,为其后以中原为中心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模式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大汶口文化彩陶的艺术特征

本文主要对大汶口文化时期彩陶的艺术特征进行分析,主要从器物组合、花纹图案的演变规律、制作工艺等方面作初步探讨。指出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彩陶数量由少到多,再由多到少,直至消失;花纹图案由简单到繁褥,再由繁褥到简单;色彩搭配由单彩到复彩,再由复彩到单彩的发展变化过程的结论。     

古代壁画＼彩塑及彩陶类表面颜料的时代性特征概述

古代的壁画、彩塑及彩陶类文物,不仅以内涵丰富的绘画内容闻名,其表面绚丽的色彩,充分体现出文物的艺术价值,也反映出古代人民对矿物、植物、动物、金属和化学合成等五大来源颜料的综合运用技术和使用历史。为了解彩塑壁画类文物表面各种颜料的时代性特征。     

庙底沟文化彩陶向南方两湖地区的传播

主要分布在豫陕晋黄河中游地区的庙底沟文化,虽然存在的时间并不很长,但对周边地区文化的影响却非常大,尤其是它富有特点的彩陶的传播,更是掀起了中国史前非常壮阔的一次艺术大潮。庙底沟文化彩陶向四方播散,对文化差异明显的南方两湖地区影响也非常强烈。这种影响一直越过长江,最远到达洞庭湖以南地区。庙底沟文化彩陶的传播,不仅只是一些纹饰题材的传播,更重要的是包含在这些纹饰中的象征意义的认同。由彩陶向两湖地区的传播,可以看出南北文化的趋同态势,这种文化趋同是后来一统文明建立的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