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要叙述历史

就笔者希望论及的问题而言,本文的题目或许应该是“为什么要研究、叙述历史”,然而,假如笔者将历史研究或一切历史认识活动视作历史叙述前的准备阶段,隶属于意图叙述历史的目的,那么,历史研究、认识与叙述的内涵便都可纳人广义的“历史叙述”一词中。     

西方历史哲学的进程——论世界历史的历史认识与新的世界史观

“历史”是时间中发生的一切事件的全体。“历史叙述”不是学问叙述,而是文学叙述。“历史学”是历史的学问,历史学系统地考察内在于历史的诸事件;在全体历史中,历史学寻求某种历史规律或普遍性。“历史哲学”是历史研究和历史叙述结果的价值评价,历史哲学探求历史的统一性、历史的意义、结构、目标、历史的理念乃至形而上学问题。人类已跨入新世纪,所谓单一文化圈的“欧洲中心论”时代早已终结,一个多元文化圈的跨文化时代已经到来。与这种新的时代相适应,人类必须构筑一种新的世界史观：一方面,这种新的世界史观应当在人类存在本身中哲学地展现人的本来的“人性”;另一方面,这种新的世界史观应当在被升华的神性信仰中活生生地显现人的本来的“心性”。     

小说《看上去很美》的叙述方位探讨

小说通过采用以文字呈现的相对静态的叙述方式,使其使用的叙述人称有了频繁转换且被理解和接受的可能性。叙述人称的转换可以作为叙述者或人物的精神心理状态的呈示,同时还会引起小说叙述角度的转换。叙述者与叙述角度的配合构成小说的叙述方位,这两者的转换是引起叙述方位转换的重因素。小说《看上去很美》在第一人称的有限视角和第三人称的全知视角之间不断交错,使小说的叙述方位不断在“显身叙述者＋主人物视角”和“隐身叙述者＋主人物视角”两者中变换,带给读者一种新奇的阅读感受。     

历史研究的碎片化与现代史学思潮

梁启超的《新史学》为大多数历史研究者所熟知。在其《新史学》的第二章“史学之界说”中,梁公对于历史的性质做了如此的阐说：“第一、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第二、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第三、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     

读《晋书·载记》

(一)“载记”和“世家”唐房玄龄等所撰《晋书》130卷,叙述历时约一个半世纪(公元265——420年)的两晋历史。其中“载记”30卷,专门叙述与两晋约略同时的匈奴、鲜卑、羯、氐、羌五个少数民族在北中国建立的割据政权的史实。“载记”这一名称,最早出自班固之手。《后汉书·班固传》云:“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奏之。”新市、平林首领刘玄、西南割据者公孙述等,都曾在东、西汉交替之际建号称帝;东汉统治者既以汉王朝正统自居,于是在撰写历史时别创一目,用“载记”来叙述这些他们认为是“僭伪”的人物,以区别于“列传”。嗣后,《东观汉记》就正式在“载记”例目之下叙述平林、下江事迹(刘知几:《史通》“题目”篇。今按,《东观汉记》自唐以来失传。后之传本乃清人辑自《永乐大典》等书,其中置刘玄以下     

“八景”谈

本文通过叙述“八景”的起源 ,以及形成“景八股”之风的原因 ,告诫人们这种只图形式 ,劳民伤财的“八景”之风应当禁止了     

从时间叙述向空间叙述的范式转换——浅谈“照见天地心——中国书房的意与象”融汇古今的创作方法

在博物馆历史文物的展览中嵌入当代艺术品并不鲜见,但是成功案例不多。2022年开幕的“照见天地心——中国书房的意与象”展在此做了非常有价值的尝试。该展览走出线性时间叙述的窠臼,以一种空间铺陈的叙述手法深入挖掘中国古今文人的内在气质,并将考古的学术精神应用在展览中,剥丝抽茧,逐渐显露出展览的“魂”。以该展览为例,借鉴美术史学家巫鸿关于“总体空间”的基本思想,阐述空间叙述在古今融汇的展览中的实践与应用。     

满族石姓家族壬辰龙年办谱烧香活动的观察与思考

本文在呈现满族石娃家族萨满信仰历史变迁与现实图景的基础上,通过对该家族壬辰龙年办谱烧香活动的田野考察,指出家族成员运用“公开叙述”和“隐蔽叙述”两种逻辑对家族萨满文化进行表述,同时分析此表述策略在石姓家族成员日常生活中的当下意义.     

京杭大运河的保护和“申遗”

京杭大运河的保护与“申遗”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本文详尽叙述了京杭大运河历史上的兴盛与衰败,“申遗”的缘起及“申遗”工作的任重道远。     

《续汉书·百官志》与汉晋间的官制撰述——以“郡太守”条的辨证为中心

本文认为《续汉书．百官志》存在如下基本体例：源自束汉“官簿”的“正文”叙述职官及其官属的名称、员额与秩级,西晋司马彪所作“注文”则叙述职官的职掌与沿革。以此为标准,本文对“郡太守”条的两处疑文作了重新检讨,并连带梳理了“司隶校尉”、“州刺史”、“县令长”、“诸侯王”等条的文字。《续汉书．百官志》的这一撰述方式,继承和发展了东汉後期以来崇重《周礼》的官制撰述新动向,在汉晋间的历史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     

抗日战爭期間内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淪陷区設立的中日合办事業

通过设立所谓中日“合办事業”的投资方式来对我国进行经济掠夺,是日本帝国之义者的一贯伎俩。关于中日“合办事業”,张雁深同志的“日本利用所谓“合办事業”侵华的历史”(1958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和孔经纬同志的“九一八前东北的中日合办事業”(史学月刋,1959年11月号)中已经作了较详细的叙述和探讨。由于张、孔二同志都是把论述重点放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前的阶段,而对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的一段史实则未曾论及或语焉不详(张著中仅用了三页的短篇幅来略加叙述)。所以,本文拟专就1937——1945年抗日战争期间内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设立的所谓中日“合办事業”来加以叙述和初步探讨。     

《西域文化史》即将出版

《西域文化史》即将出版余太山主编的《西域文化史》即将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发行。全书共分八章,约三十万字,叙述了自石器时代至清末我国各历史时期“西域”（书中指新疆及其邻近地区）文化形成、发展的过程及其特点。这是国内第一部系统叙述“西域”文化的专著,执...     

栩栩如生之感，历历在目之效——记叙文之注重描写

叙述和描写,是记叙文写作中最常用的两种表达方式。叙述着眼于交代、介绍,使读者明白、了解某个客观事实,而描写着眼于刻画、描摹,重在表现细微之处或侧面局部,使读者感受客观对象,唤起想象和情感体验。比如“他抱着猫走了过来”,这是叙述,主要在交代过程,说清楚是怎么回事;“他忧伤地流着泪,把那只白色的小猫搂在怀中,佝偻着身子,一步一步慢慢地挪了过来”,这一段是描写,描摹了这件事中人物的形态、动作、表情,其作用在于“显现”。     

毛泽东并未说过那段话

《文史精华》刊文说,周海婴回忆录中有关“今天鲁迅活着怎么样”的叙述不确切。     

原日本侵华军细菌与毒气两部队的关系及其罪行

原日本侵华军拥有两大新兵器731和100“孪生姊妹”的细菌部队,还有个“同胞兄弟”毒瓦斯516部队。本篇着重叙述细菌与毒气部队的关系及其罪行。     

向华盛顿进军事件

1932年大批美国退伍军人涌向华盛顿的“历史性进军”及最后被镇压事件,是美国历史上的一道“伤疤”。或是为了“后事之师”,这道伤疤仍时时被美国历史学家揭开,他们的研究、叙述,“拼贴”出这次事件的全景——     

文化与权力——《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读后

历史学与社会学是两门不同的学科,一般说末,前者侧重于“历时性”(diachrony),后者侧重矛“共时性”(synchrony),前者主要是“叙述”(narrative),后者主要是“分析”(analysis),前者强调“作用”(agency),后者强调“结构”(structure)。而把这些互相对立的倾向“打通”“整合”,则是“社会史”学者面临的挑战和任务。美国     

续谈我的学术新观点

笔者在《黑龙江史志》1994年第4期上发表《我的方志学观点》一文,概括叙述了我自1982年从事地方志工作到1994年在方志学基础理论、应用理论以及方志学史等方面的主要学术观点。时过十年,我又有了若干新的学术观点。还想归纳和概要叙述一下。因为其中的“志学”和社会主义方志事业理论已突破了方志学的界域。因此。就不再说“方志学观点”而改为“学术新观点”。     

汉画“董永故事”源流考

汉画“董永故事”源流考王建伟汉代石刻画像艺术中,我们可以看到所谓“孝子”的题材一直占有一定的比例。其中,“董永故事”又是不可少的内容。笔者拟对“董永故事”发生的年代,“董永故事”在汉代以后的演变作一考释。为了行文和叙述的方便,我们先将“董永故事的具体...     

论中共党史学科知识体系的形成

1950年代初,中共党史学科知识体系基本形成,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中共党史的分期、中共党史的主题主线的历史叙述基本定型。“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结合的必然产物”的叙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史必然性;“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分期方式反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性特征;“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叙述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的历史使命。这些方面构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党史知识体系的基本框架,并影响到后来的中共党史编纂。中共党史知识体系是随着中国共产党不断回顾和总结自身的历史而逐渐形成的,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实践和理论探索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