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罗泊湾汉墓《从器志》的重文号

偶读《文物》1978年第9期《广西贵县罗泊湾一号墓发掘简报》,对照《从器志》木牍(M1:161)图版和《简报》释文,发现释文在重文号方面有些问题。其一,原木牍的数字"二",与"一"、"三"一样,虽然写得略有大小,但基本上还是一字宽,与右侧两个短划形式的重文号完全不同。可是,释文有十处把数字"二"改为重文号"="。其二,木牍原有八处重文号,其形式为两个小圆点":"弦,与现代冒号相似。释文四处将它改作"=",四处保留原样。这样两种符号形式并出,也未作任何说明,     

张家山汉简中的“卿”

在秦汉文献中 ,“卿”一般表示官职名称 ,如“三公九卿”、“公卿”等等。但是 ,在张家山汉简中多次出现用“卿”表示的爵位名称。有学者曾对此做了研究 ,并得出如下两点结论 :(1)卿是西汉前期从秦的赐爵制中继承下来的爵名 ;(2)卿也是赐爵制的爵名之一 ,而且在二十等爵制的爵名之外 [1]。对于第一点 ,笔者完全赞同。关于第二点 ,笔者认为 ,卿是二十等爵之内的某些爵名的代称 ,而不是二十等爵之外的一个爵名 ,这不仅可以从张家山汉简本身得到证明 ,也可以在文献中得到佐证。一张家山汉简所见“卿”与二十等爵的关系首先 ,让我们根据张家山汉…     

试说张家山汉简《具律》中的“证不言请”律

本文以张家山汉简《具律》的记载为基础,结合云梦秦简、居延汉简、敦煌汉简(包括悬泉汉简)以及唐律中的相关记载,认为“证不言请(情)”律是汉代《具律》中一条应用非常广泛的律文,并廓清了“满三日而证不言请”、“反坐”与“证不言请”的应用等问题,从而揭示了张家山汉简的发现对于汉律研究的重要意义。     

孔家坡汉简《日书》“五日不更”“三日不报”解

孔家坡汉简《日书》“占”章中的“五日不更”“三日不报”,学者或认为“更”是改变的意思,或将“报”训为复。二者所处的位置基本相同,从文意方面考虑,它们表示的意思应相关或类似,需统一解释。竹简中“报”和“更”,与文献中应对灾变的“报”“塞(赛)”类似,是对正月朔日起风的一种应对,是一种与神灵沟通的却灾祈福行为。其中的“更”,应读为传世文献中表示“御捍恶之未至”的“梗”。另外竹书中的“入庸”或可读为“入墉”,与睡虎地《日书》乙种的“入城”类似,是城池被攻破之象。     

大通上孙家寨汉简释文

大通上孙家寨汉简共四百号,大多数已经残断。现依简的形制、字体和内容,试分为四种,难于归类的列为第五种。少数只存个别文字或无法辨识的,暂予省略。释文尽量用通行字体。通假字用括号注出常用字体。原有错字,用< >注出。缺字,用口表示。补字,用[ ]表示,不一定能符合原意。原用重文号处,改用文字写出。释文中黑圆点和黑线,均系原简所有(图版壹、贰)。     

曹旅宁著《张家山汉律研究》出版

华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曹旅宁博士的新著《张家山汉律研究》,作为中华书局“中华文史新刊”的一种,于2005年8月出版。该书是作者继《秦律新探》之后的又一部秦汉法制史研究著作。本书共300页,21万字,由24篇论文组成,分别是张家山247号汉墓汉律制作时代新考、说张家山汉简《贼律》中的“诸侯”、从张家山汉律说汉初列侯的政治经济地位、论张家山汉律中“宦皇帝”的性质及地位、张家山汉律群盗考、张家山汉简《贼律》考、释张家山汉简《贼律》中的“锢”、张家山汉简《盗律》考、张家山汉简《具律》考、张家山汉律名田宅的性质及实施问题、张家…     

谈谈汉简草字的考释方法

汉简文字主体是隶书,但目前出土的汉简材料中也有非常多的草字,更不易识读,整理者释文中掺杂不少未释、误释的情况,是研究与利用汉简资料时的障碍。这类草字出现的情况比较复杂,如果不能掌握一定的释读方法,很容易出现错误。本文通过归纳汉简草字的误释情况,总结考释汉简草字的六种方法,为研究和解读汉简提供参考。     

汉印、汉简人名“赛”字献疑

汉印中从“珏”的文字被改释为“赛”,这个字均作为人名出现。对于从“珏”及从“三横划连写”的两种形体,简牍等整理学者的意见并不一致。显示此问题仍值得进一步的研究。通过“二重证据法”考察人名“赛”可以发现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所载并不匹配,因此释“赛”之说至少部分地仍存在疑问,而将从“珏”之字释为“宝”是有字形依据的。最后,对于汉简中过去误释为“实”“宾”的一系列文字进行了校正。     

秦汉简帛文献中的特殊称数法考察

在秦汉简帛文献《睡虎地秦墓竹简》、《龙岗秦简》、《张家山汉简》、《大通上孙家寨汉简》中出现了一种特殊的称数法,即按从大到小的顺序来排列数量范畴,而此种用法在传世文献中也偶有用例。笔者在穷尽性分析此种特殊称数法的基础上,重点考察了其出现原因与规律。     

肩水金关汉简中的书信简校释

书信的目的是传递信息和感情,是研究古代文学、历史、哲学等各领域都非常重要的材料。肩水金关汉简中有很多书信内容简牍,大多以草书抄写,其中有不少未释或误释字,给文献的解读和进一步利用带来了很大障碍。本文对金关汉简中所有书信简作了通盘考察,选取了20枚书牍,对其中的70多处释文问题作了具体考证。对这类材料的挖掘利用有一定参考作用。     

也谈方志的性质

地方志的性质是方志界争论最大的理论问题。多种观点中,影响较大的有“历史说”、“资料书说”、“科学文献说”、“特殊史书说”。作者指出“资料书说”和“科学文献说”有诸多不妥之处。“历史说”与“特殊史书说”虽近似,但“特殊史书说”更准确,因志书属于史书类,但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历史书,是一种特殊的史书。     

居延汉简女子婚龄资料考议

汉宣帝时,王吉批评“世俗嫁娶太早”。中国古代婚姻史学者和妇女生活史学者对此多有关注。彭卫对这一现象的研究,以文献记载与汉简资料相结合,体现出应用二重证据法的先进思路。然而随着居延汉简研究的深入和新出资料的发表,有关认识可以充实和更新。简文“妻使女贵年十三0”提供的十三岁即为人妻的信息,证实了当时早婚民俗的历史真实性。     

《竹木春秋》征引敦煌汉简商榷

《竹木春秋———甘肃秦汉简牍》作为《陇文化丛书》的分册之一 ,由西北师范大学王震亚先生著 ,甘肃教育出版社 1999年 7月出版 ,全书十八万字。是书重在系统介绍和总结甘肃简牍 ,其功和过自会有人评说。因为其中有一部分属于“敦煌汉简” ,当然也会有人将之列入广义的“敦煌学”。只是由于书中对一些“敦煌汉简”作了不太适当的介绍 ,怕会引起不少人的误会。在此希用贵刊宝地 ,借对有关内容正名之机 ,向王先生求教。一、“敦煌汉简”简介既是谈有关“敦煌汉简”的问题 ,当然就有必要就“敦煌汉简”的发见史作一简单介绍。在此基础之上 ,再…     

汉简所见“私市”研究

以往学界在讨论边疆经济问题时,多就屯田、经济开发、商业贸易等问题进行具体研究,并将私市归纳到普通商业行为当中。结合出土汉简文献,以中央政府与地方的互动为中心,去探讨私市这一特殊的经济形式所反映的中央与边疆的互动关系:二者的互动从来就不是单向的,在边疆向心力的培养过程中,西汉政府处在"二律背反"的矛盾境地之中。     

阜阳汉简《诗经》的传本及抄写年代

一九七七年,在安徽省阜阳县双古堆一号汉墓中发掘出一批汉代简牍,阜阳汉简整理组从中整理出一百七十余条《诗经》残简,其中有今本《诗经》《国风》中的六十五首,《小雅》中《鹿鸣》、《伐木》等四首。由于简片破碎严重,所见各诗仅存残句,有的则仅存篇名。尽管如此,它也使我们窥到了迄今为止,《诗经》最古的本子的一些原貌。 阜阳汉简整理组的胡平生、韩自强两位同志将阜阳汉简《诗经》与今本《诗经》及今已亡佚的鲁、齐、韩三象《诗》做了比勘,认为它不属于鲁、齐、韩、毛中任何一家《诗》的传本,“是否与《元王诗》有关也无从考证”,因此“只好推想它可能是未被《汉志》著录而流传于民间的另外一家”。李学勤先生在《马王堆帛书与楚文化的流传》一文中曾推测阜阳汉简《诗经》也许是“楚国流传下来的另一种本子”。 古代文献最初成书或抄写的年代虽然距今已很久远,但是由于不同时代使用的文字形体有所不同,即使同一时代而不同地域的人在用字习惯上也有所不同,再加上我国古代又存在着避讳这一独有的历史现象,这就不可避免地留下了其最初成书或抄写的时代印迹。根据这些印迹,我们就有可能判定一部古代文献成书或抄写的时代。阜阳汉简《诗经》当然也不例外。     

汉简所见社与社祭

社与社祭是汉代人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传世文献有零星的记载。上世纪以来西北出土的汉简中保留了一些资料,十分珍贵。本文根据居延、敦煌汉简中的社与社祭资料,对汉代屯戍组织中社的设立、社祭时间、主祭人员、仪式、社祭用品、社事费用的筹集方式,以及此类社的性质等问题,逐一做了考证。     

江苏邗江胡场五号汉墓木牍、铜印及相关问题再考

江苏邗江胡场五号汉墓中木牍“文告牍”释文存在问题,将重文号“=”误解为冒号,将“辟”误解为“承”。“文告牍”性质是否为“告地策”,关键在于是否向地下鬼神通告亡人户籍,因此“文告牍”定名为“告地策”更为准确。汉墓中铜印读法应按照回文排列方式重新识读。木牍中“官司空”是专有名词,应释读为实有的机构与职官。     

张家山汉简《盗律》集释

本文是笔者“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集释”的第二篇。文章在保存整理小组原注的基础上,广泛吸收了先秦两汉文献及唐宋明清律令的相关资料、秦汉简牍资料以及当代学者有关张家山汉简的研究成果,希望能对张假山汉简的进一步研究贡献微薄力量。     

额济纳汉简胶(革廷)考

额济纳汉简可见涉及“胶”的简例。据《额济纳汉简》提供的释文:(1)第九隧胶二革廷重十三两(上端两侧有缺口)(2000ES9SF3:23A)少一钱少钱(2000ES9SF3:23B)正如整理者所特别说明的,木简上端两侧刻有缺口,似用以繋绳,如骈宇骞先生总结“楬之繋联”时     

饶宗颐的“三重证据法”及其实践——论饶宗颐古史研究的贡献北大核心CSSCI

饶宗颐最初与古史辨派阵营有较多接触,后来他的古史观发生改变,转而反思疑古运动存在的问题。饶宗颐的古史研究,旨趣近于“罗王之学”,走的是“新证”一派的道路。在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饶氏将出土材料分为有文字材料与无文字材料两种,提出“三重证据法”及“五重证据法”。饶氏致力于通过传世文献、出土文献及考古遗存等材料进行古史重建。他重新思考古史的时代框架及其传说流变,并就古地理开展了一系列新的讨论,体现了对“三重证据法”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