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方氏四代流人与黑龙江清代方志纂修

黑龙江相对独立的方志产生于清代,主要是流人所撰写的侧重于舆地和风俗的方志。清代流人方拱乾在康熙元年七月,据在宁古塔见闻,写成《宁古塔志》是黑龙江第一部风物志。方拱乾的子孙在其后又纂修了《卜魁杂志》、《龙沙纪略》、《卜魁风土纪》。因此,方氏在黑龙江的筑志史上有开创之功。本文从流人、流人文化入手,研究了桐城方氏的流人生涯,及其流放期间纂修的有关黑龙江的方志,桐城方氏对黑龙江的贡献。     

从桐城桂林方氏家族看清朝前期满汉民族磨合

明清鼎革之际,与明朝依附至深的桐城桂林方氏族人,对清朝多持不合作的态度.方拱乾一支较早认同清朝,但历经顺治十四年科场案和康熙五十年<南山集>案的打击,两度沉沦.随着统治的巩固,雍乾时期统治者调整政策,方观承等族人自强不息,方氏家族得以重振家声.满族贵族与汉族望族从互相猜忌、斗争,逐步走向认同、合作,终至合作默契.方氏族人佐君辅国.惠政颇多.通过入仕,该家族得以保持家声不坠.入清后的方氏家族史,就是一部满汉磨合史.     

景观与地方认同的建构——以桐城龙眠山为例

自然景观可以经由人的活动变为文化空间,反过来对地域社会产生影响。桐城县北郊的龙眠山凭借李公麟等乡贤的文化赋值和优美的自然风景,成为桐城的重要“景观”,对桐城的日常生活和家族发展影响深远。随着地域社会的发展,“龙眠”这一文化意象融入士人的身份意识和地方文献的编纂中,成为构建地方认同的工具。通过考察明清时期桐城士人围绕龙眠山进行的日常活动和历史书写,探究自然景观进入社会生活的途径、景观在构建地方认同中的作用以及景观对区域社会文化的影响。     

清代桂林关隘的地理分布与功能研究

清代桂林关隘在地理分布上相度地势、凭险而立,扼路之要、驻兵戍守,既与其他交通设施紧密衔接,又多分布在不同政区、族群交界之地,建有一定规模的防御设施,成为清王朝巩固政权、控制民众的重要凭借。特殊地理位置上的关隘,不仅成为了官府收取关税、招佃守土的据点,对巩固当局政权的稳定、区域秩序的构建与维护,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方德让家”:从旌德方氏看明清皖南宗族的家史编纂

毗邻徽州的宁国府旌德县方氏宗族,在明代以降的数百年间,随着自身实力的发展和社会环境之变化,激发了追求地方影响力的强烈愿望。通过编撰家史,他们将地方名人方元荡奉为始迁祖,创造出与旌德县名相关的"方德让家"传说。此举巩固了地方精英对方氏宗族的支持,得到地方社会的认可,官方志书还纳入其家史。这些都使方氏在地方社会主导权的竞争中赢得了绝对优势的地位。本文通过分析旌德方氏塑造谱系和宗族形象的动态历程,揭橥其背后蕴含的地域文化传统,有助于理解明清宗族世系塑造与皖南社会变迁的内在关系。     

微度假产品开发现状及对策——以广西桂林为例

近年来，近距离、短时间、高频次的城市及周边微度假产品逐渐成为新旅游经济增长点。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正奋力打造世界级旅游城市，目前迎来由观光型旅游向微度假型旅游转变、由中转地向目的地转变等新发展趋势，如何有效促进多元化、复合化的微度假旅游转型升级成为旅游市场的新发展点。本文旨在分析桂林游客微度假消费行为特征，为旅游供给端捕捉新消费需求提供参考，并基于该市微度假产品开发现状，提出微度假产品开发的对策，助力微度假旅游蓬勃发展。     

清代晋商家族代际流动分析——以山西榆次常氏为中心的考察

以代际流动这一社会学视角为切入点,研究商人家族代际流动问题,有助于从动态的历史性角度找出影响代际流动趋势的因素。晋商家族代际流动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时代特征,文章以榆次常氏家族为例进行了分析。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初,子代多继承父业进行经商,从商人数比例远大于从事其它职业的比例,其成员通过捐纳或结交官员上行流动。嘉道年间,东掌制趋于完善,财东不直接参与商业经营,家族人口产生富余,致使未从事商业的子孙转向读书科举或另谋它途。晋商家族代际流动状况还揭示了特定时代商人阶层的发展动态。19世纪末20世纪初,晋商家族商业破产,社会地位整体下降,而重视读书科举教育的家族成员转型为新精英阶层。     

北京奥运会对非举办地入境旅游的影响——以桂林阳朔为例

奥运会对旅游的影响是重大事件研究的热点,但现有研究很少从非举办地的视角进行分析。本文以阳朔为例,基于文献分析和深入访谈,剖析在奥运会前期和中期,非奥运举办地的入境旅游市场受到的影响,研究发现:①阳朔入境旅游市场萧条,2008年3.14西藏事件、5.12地震和奥运会引发的签证政策收紧在奥运前期是影响入境市场的重要因素,签证对入境市场的抑制持续且突出的表现在奥运中期;②北京奥运会对以阳朔为例的非举办城市的促进作用不在奥运前、中期,甚至也不在奥运结束后的短时期内,而只能从长远角度考虑其影响;③旅游业是非常脆弱和敏感的产业,但口碑好的旅游企业抗风险能力较强。最后作者在讨论中指出,2010年上海将举行世博会,有望处于上海辐射范围的长三角非举办城市应谨慎分析世博会能够带来的利好。     

论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以桂林旅游业为例

随着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旅游业将逐步成为新世纪新时代的支柱产业之一。桂林,一个以旅游业发展起来的城市,已历经四十年的风风雨雨,走以"保护桂林山水景色的旅游管理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双管齐下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才是今后发展的知道思想。     

地方志的误载与漏记:飞虎队进驻桂林史实考辨

以《桂林市志》《临桂县志》及《桂林市简志》为代表的桂林新方志是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由桂林市地方政府陆续组织编纂的重要历史文献。上述地方志中,对飞虎队进驻桂林之具体日期均有不同记载。志中所载亦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是相关记载与史实出入较大,存在误载情况;二是在编修过程中着眼于历史片段的记述,造成漏记情况的发生。地方志本身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以上两种情况是地方志编修过程中应力求克服的两种问题趋向。"志书本身性质就是一种备参翻检之书"来新夏:《中国地方志的史料价值极其利用》,《国家图书馆学刊》2005年第1期。,一旦出现错漏,会对参阅者尤其是社会科学研究者带来困扰,影响其研究进程和准确性。     

晚清江南望族的修谱动员——以《申报》为中心

咸同兵燹对近代中国江南社会经济和宗族秩序造成重大冲击的同时,也为江南望族重建宗族秩序提供了新的契机。战乱之后,江南望族纷纷在《申报》上刊登修谱广告,掀起修谱动员热潮,试图通过续修族谱来重建宗族秩序。修谱广告内容丰富,尤以修谱类型、谱资来源、修谱要求、通讯地址、谱局和落款等内容为主。虽然在近代化早期,由于战争影响和报纸阅读群体的限制,致使短期内修谱动员效果不佳,但从长时段来看,仍有不少宗族通过这种方式完成修谱任务。     

去工业化:旅游发展对桂林工业部门的影响研究

旅游发展对目的地工业部门的影响迄今为止尚处于争议之中.本文运用VAR协整分析、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等动态经济计量分析方法对桂林市旅游发展与工业增加值比重变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在经济不受任何干预的条件下,旅游业的扩张将挤出目的地工业投资资本,转移工业劳动力而造成工业增长水平的下降,给目的地带来去工业化效应;但旅游发展带来的价格效应不明显.旅游目的地可以通过制定产业政策对生产要素的流动方向进行控制,以有效地避免旅游发展带来的去工业化问题.     

清代的花衣期制度——以万寿节为中心

花衣期是清代官场一项重要的礼仪制度,即规定官员在若干庆典期间应穿着花衣(蟒袍)。平时实施这一制度的庆典有元旦、上元节与万寿节,其中后者规格最高,变数最多,而且最能体现皇权专制的特性。万寿节花衣期的时间一般为正日及前后各三日,在若干整寿之年会加以延长,有时也会缩短。时间最长的是慈禧太后的六十、七十大寿,长达一个月。万寿节花衣期的长与短,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看作是体现统治者性格的晴雨表。花衣期(尤其是万寿节花衣期)内,有各种成文或不成文的禁忌,甚至呈现出"涟漪效应"。这样的禁忌促使官员尽量避免在此期间上奏,令这一制度具有特殊的政治意义。     

清代地方官学的恢复与重建——以清代地方志为中心的考察

地方官学在封建王朝的教化体系中起着重要作用。新王朝建立后,往往会采取兴文教的举措以巩固自己的统治。清定鼎之初,便要求各地恢复战争中遭到毁坏的地方官学。但由于财政拮据,没有足够的款项资助地方官学的重建,所以地方官学的恢复和重建大多是依靠地方官员和绅士、生员的捐助来完成的。     

清代粮价数据质量研究——以长江流域为中心

本文以《清代道光至宣统间粮价表》及王业键编辑的清代粮价资料库中的粮价数据为基础,具体量化了1736—1911年间长江流域九府的米价数据质量。研究表明,乾隆朝的粮价数据质量高于嘉庆、道光两朝,嘉庆、道光两朝的数据质量高于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四朝。当我们运用粮价数据考察清代的经济运行状况时,首要之事就是要针对具体的时间、地点,进行数据质量分析。清末的数据质量尤其值得警惕。     

清代江南家族人口的数量分析——以汾湖柳氏为例

本文以汾湖柳氏家谱入手分析了清代江南家族人口的数量。     

女性旅游者行为特征的传统社会观念传承与变迁分析——以赴桂林女性旅游者为例

本研究以女性旅游者为研究对象,探究其旅游行为背后的传统社会观念变迁。研究认为,当前女性旅游者具有以下行为特征:①成年女性在旅游决策中处于主导地位;②女性旅游者偏好自然观光旅游资源,且以短途、自助旅游为主;③女性旅游者偏好群体旅游,其旅游带动效应为2.49;④女性旅游者关注旅游地安全与旅游费用,旅游信息来源以互联网和亲朋推荐为主。而女性旅游者行为特征所反映的传统社会观念的传承与变迁则表现为:①传统夫权理念已基本被女性旅游者摒弃,但对于男女平权理念其思想意识与行为表现仍存在较大差异;②女性旅游者认同群体本位理念,但传统家庭群体本位理念已逐步转向朋友、同事群体本位理念;③女性旅游者认同并践行传统的俭约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