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到底为何从重庆出走

汪精卫到底为何从重庆出走叶岗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１８日,汪精卫离重庆飞昆明,翌日由云南赴越南河内,跨出了他卖国求和的关键一步。对汪氏这一举动,时人和后人在几个重要问题上疑窦丛生,各执一词,对汪氏出走原因,看法上就有较大分歧。本文试图对这一问题作出一点辨析...     

也谈陈公博为何追随汪精卫投敌——与王克文先生商榷

王克文先生在《陈公博为什么追随汪精卫投敌》一文认为,陈公博“对汪精卫所领导的‘和平运动’,最初是持反对态度的”,“他最后之所以参加‘和运’和伪政府,主要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为了汪先生”。作者还认为,陈公博“和其他大汉奸(如周佛海等人)     

也谈对林肯的评价——与黄绍湘同志商榷

林肯是美国历史上足以与华盛顿齐名的伟人,是一位谦虚、质朴、出类拔萃和品德高尚的英雄。马克思对一个资产阶级国家领导人作出如此崇高的评价,的确是罕见的。至于西方史学界,除拿破仑外,林肯是19世纪著作中被写得最多的一个。 每一时代,每个国家都需要有自己的英雄人物,而林肯不愧是他那个时代——美国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时代风暴中涌现出来的英雄。如果看一下旧大陆自1848年革命以来资产阶级既害怕贵族又仇     

也谈公仆意识的起源——与申晨星同志商榷

本刊1988年第3期发表了申晨星同志《论公仆意识的历史发展》一文后,在学术界引起一定反响。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重大课题,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方面,都有它的研究价值。学术上不同意见的争鸣,是繁荣和发展学术的活力所在。本期选登徐波同志的商榷文章,就是出于这一考虑。我们也欢迎对这个课题感兴趣的同志抒发己见,参加讨论。     

也谈美国黑人民族的特征——兼与管敬绪同志商榷

近读管敬绪同志《试论美国黑人民族的特征》一文(载《世界历史》1989年第3期,以下简称《特征》),颇受启发。同时觉得文中有些论点,值得商榷。现将我的浅见略述于后,以就教于管敬绪同志及史学界同仁。 一、美国黑人,除其共同的种族特征以外,是否还具备斯大林民族定义所界定的民族一     

也谈基础史学与应用史学的划分标准——与蒋大椿同志商榷

蒋大椿同志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一九八五年第一期上,发表了《基础历史学与应用历史学》一文,移植自然科学中关于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的概念,主张把史学划分为基础史学和应用史学两大类,他并提出按照史学不同部分与现实的距离,和研究的目的来确定史学的归属:“凡是根据当前政治和社会的需要,以实现史学的社会职     

也说设弧——兼与王可宾同志商榷

王可宾同志于《东北民俗探源二则》之一《设弧》(载《史学集刊》1986年第2期)一文中谈到“满族生子,有悬挂弓箭于门前的习俗”,读来饶有趣味。文章追溯这一奇异风俗时说:“这与十七世纪以前,满族长期居住东北山林中,从事狩猎活动有着密切联系。”是“祈望刚刚降临的新生命,将来成为优秀的猎手。”并引唐诗“尔生始是弧”和《礼记·内则》:“子生,     

也谈我国远古乐舞艺术──兼与郭杰同志商榷

读了郭杰同志的《从我国古籍探索远古乐舞艺术》一文（原载《贵州文史丛刊》1993年第4期》,有三点感受：其一,我国的远古乐舞艺术,是我国古代文化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般的文化史著作及史学著作言之不详,确实有必要作进一步的探索研究工作。其二、郭杰同志在王国维、高亭等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对远古乐舞作了进一步的探索与研究,大体构划出了我国远古乐舞总体特征与时代风貌,从总体而言是有其积极意义的。其三、郭文尚有不足与可商榷之处,兹分三点论述如下。一、论述我国远古乐舞尚有疏漏郭文认为《葛天氏之乐》是我国“最古…     

也谈日本的大陆政策和二十一条要求——与郎维成同志商榷

郎维成同志的《日本的大陆政策和二十一条要求》一文,对日本的大陆政策与对华二十一条的关系问题作了阐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但是,郎文的某些论断,也使人感到存在一些问题,本文仅就两个问题与郎维成同志商榷。     

也谈生殖崇拜——兼与车广锦先生商榷

本文拟用文化人类学和考古学的研究方法,阐述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关于生殖崇拜和祖先崇拜两种文化现象的理解,并对车广锦先生《中国传统文化论》(东南文化:1992.5期,以下简称“车文”)文中的某些观点,提出自己的看法,以便共同探讨,促进对中华文明起源中这一重要文化现象的学术研究。 一、关于生殖崇拜 文化人类学家认为:人类社会的生产始终是物质生产与人类自身繁衍两个方面。原始社会,人类对生殖器的崇拜表达了他们祈求生育,繁衍人口的强烈愿望。在生产力低下,人口稀少、生存环境恶劣的氏族社会,人类面临着自然的灾难、瘟疫和野兽的伤害,就必须以“生”的力量来战胜灾难和死亡。灾难越是深重,对生殖的祈愿便越强烈。这是一种遍及世界的历史文化现象,原始人类炽盛的     

也谈“地方志”的英译──兼与易邵白同志商榷

也谈“地方志”的英译──兼与易邵白同志商榷杨全红,李文涛近年来,随着新志书在国内外的公开发行,志书流传面扩大甚至到了海外。由于地方志记述的史实准确可靠,被人们誉为“信史”,它所提供的资料,无论中外人士都有一种信任感。所以,方志在推动改革开放,沟通海内...     

也谈1942年田赋征实的税率与税负问题——兼与朱玉湘同志商榷

最近读了朱玉湘同志《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的田赋征实与粮食征购》一文,颇受启迪。但文中关于1942年的税率与税负(赋税负担)比战前倍增的论断,我认为值得商榷。我根据材料分析,得出的结论是:税率虽已明文提高了一倍,却贯彻不了,因此税负没有倍增。下面具体谈谈这一问题,未必正确,请史坛同志批评指正。     

也论孙中山与同盟会的成立——与何泽福同志商榷

近于《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2期上看到何泽福先生的大作《同盟会成立新论》,拜读之后,感到几分困惑,特就文章所论,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以就教于何先生。     

也谈开罗会议与美国对华政策的转折——兼与时殷弘和陶文钊同志商榷

1995年《历史研究》发表了时殷弘和陶文钊关于太平洋战争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研究的两篇争鸣性文章。笔者认为,时殷弘和陶文钊两位同志的文章(以下简称时文和陶文)虽然提出了一些新颖的观点,将太平洋战争时期中美关系史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但仍存在着一些模糊的认识,有进一步澄清的必要,笔者在此提出,并加以评析,以就教于同仁。     

也论淮军——兼与冀满红同志商榷几个问题

近日拜读了冀满红同志所撰《论淮军》一文,受益非浅,在教书之余,我试写一篇《也论淮军》,除淮军的封建性、私属性、买办性为人共知不再赘述外,就一些问题与满红同志交换意见,不妥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第一关于淮军长期存在的历史条件问题满红同志认为“淮军发展快、存在久,还取决于晚清统治阶级内部政治斗争形势的需要”。我们认为这点是值得商榷的。满红同志提到太平天国失败前后到捻军起义失败时清政府执行了“抑湘扬淮”策略,这是不符合实际的。满红同志文中提到三点,说明太平天国失败前后清廷对曾国藩施加压力,迫使他遣     

也谈海陵的更名——与常永明先生商榷

本刊在2002年第三期刊登了常永明《海陵更名的由来》一。章发表后，收到程起瑞、黄炳煜的来稿和俞扬的来信，对《海陵更名的由来》提出不同的看法。我们将来稿和来信刊登，并就教于专家和读。     

谈甲午战争中的刘铭传——和姚永森同志商榷

淮军宿将刘铭传,因在中法战争中坚守台湾,力挫法寇而名垂青史。但在十年后的甲午中日战争中,这个一代名将却没有什么表现,这是什么原因呢?姚永森在所著《刘铭传传》一书中,试图为我们解开这个谜。据书中所载:中日战争开始后,早已休致在家的刘铭传亟盼朝廷能宣召他,让他重新驰骋战场。随着朝鲜战事的爆发和日益危急,京中一班有识之士,上书清廷,请颁诏任命刘铭传为钦差大臣督办朝鲜军务,但翁同和拒不同意,只由朝廷寄一道圣旨给李鸿章,由李鸿章写信给刘铭传,问刘氏是否愿意出山?刘立即回复:如果朝廷任命他为钦差大臣督办朝鲜军务,他将练兵四十万,以二十     

也论日本近代教育：与关松林同志商榷

关松林同志的《试论日本近代教育改革成功之动因》一文(载《日本研究》1990年第1期),对日本近代的教育体制作了较为详尽的分析,认为“从明治维新起……随着教育改革的完成,日本的教育实现了向资本主义教育的转变。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成为日本教育史上的里程碑。”这一点似乎已成定论。对此,愿与关松林同志做些商榷。     

也论近代农民离村原因——兼与王文昌同志商榷

农民离村是早期工业化进程中的一种普遍现象。但是中国近代的农民离村不同于西方工业化国家,英、美等国的农民离村既解决了工业发展所需的劳动力,促使农业劳动力的非农化,同时也促进了农村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革,而中国近代农民离村却带来了许多负面效应,应该引起学术界重视。王文昌同志在《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发表《20世纪30年代前期农民离村问题》一文(以下简称王文),读后深受启发,作者对30年代前期农民离村的特点、影响等方面的分析,笔者完全赞成,但对农民离村原因的探讨,似有可以讨论之处,特撰文向王文昌同志请教。一王文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