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起“应许之地”的碎片 以色列文化考古之旅

正没有哪一个地方象以色列这样,如此具有戏剧性:狭小的土地上征战不断,伴随着圣光的耶路撒冷城更是被无数次摧毁又重建;从这里流离失所的犹太人,遭受重重磨难后,饮着信念之水在几千年后重归故土;他们又靠着信念书写了建国神话,并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种下财富之树;如今的圣城,不仅是上帝恩赐犹太人的"应许之地",还是伊斯兰教、基督教的圣地,三大宗教的文化在这里碰撞,形成多维度的空间……     

试析中世纪晚期西欧土地用益权的演变

法兰克王国建立之初,日耳曼人马尔克的共同占有原则与罗马帝国晚期形成的大地产制"嫁接"在一起,从而形成了对土地的用益权。在这种用益土地的基础上中世纪的西欧建立了一种人身依附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完全模糊了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界限。10世纪以后持续开展的拓荒运动不仅扩大了土地面积,引发了对土地经营方式的改变,份地被分成租佃制取代,导致土地地租形态的演变,土地的让渡形式也随之有了本质的变化,"纯粹私有制"由此产生,个人权利和社会的公共权利之间的界限逐渐清晰,管理公共事务的国家机制由此而产生和发展起来。     

论殖民地时期墨西哥大庄园的债役雇农制

殖民地时期墨西哥大庄园普遍实行债役雇农制。这种劳动制度是在殖民地社会内部商品经济和市场发育程度低下,没有能够形成自由劳动力市场的条件下形成的,是一种具有超经济强制特征的剥削方式和封建性的剥削制度。     

論唐代家庭中父母的角色及其與子女的關係

父母與子女的關係是多方面的,規範這種家庭倫理關係的有三種力量,第一,國家奉行的儒家意識形態價值,亦即禮制文化的要求,它是一種正統輿論力量;第二,浸潤着儒家禮制文化的成文法典——唐律的有關規定,它是通過國家權力强制保證的約束力量;第三,在實際的家庭生活中,父母與子女的角色要有更多的人情意味,形成某種習俗和慣例,可以視之爲文化上的小傳統。但是,這三種力量並非總是形成合力,有時會形成某種張力。本文試圖從唐代父母的角色出發,在討論家庭關係形態的基礎上,進一步分析綱常倫理(大傳統)、成文法律(國家權力)與生活中的人情事理(小傳統)之間的張力與統一。     

试析明清山西折亩——兼论清代山西田赋地亩的形成

折亩与田赋税收直接相关,是明清土地登记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讨论明清土地数据问题的关键环节。基于资料发掘和多视角的考察,认为明清山西地区折亩存在较为广泛,主要由丈量标准尺度不一形成折亩、将土地数字合至"原额"形成折亩、不同生产力地亩与纳税亩的折算等方式形成折亩;垧、堆等大亩亩制习惯在山西地区广泛存在,并实际用于民间土地买卖和纳粮收租;清代山西田赋地亩形成的主要方式为折亩和级差赋税,其中部分级差赋税隐含折亩信息,所以很有可能实行建立在折亩基础上的级差赋税。     

工业化时期英国的血亲关系与土地流动

在工业化时期的英国,土地血亲传承是大地产形成的重要原因,家庭限嗣授产制是土地家庭在嫡长子血亲内传承土地的制度安排。通过这种传承方式,土地家庭保证了土地的完整性。由于拥有大量土地的家庭绝嗣率较高,相当大比重的土地通过女性血亲或旁系血亲传承,这些继承了土地的女性血亲和旁系血亲同样通过家庭限嗣的方法保证土地的完整性。在土地血亲传承的过程中,存在着市场行为。购置了土地的家庭,会按照家庭限嗣继承的方法,对包括所购买土地在内的整个家庭土地进行传承。在英国由封建的小农经济迈向资本主义农业经济的链条中,土地的血亲传承是关键环节。     

浅评战后农地改革

战后农地改革是战后日本政治经济体制转轨的关键性步骤。在占领军总司令部的指导下,战后农地改革被强制向创设自耕农、保护租佃权的方向转变。以寄生地主制为特征的土地制度冈之解体,战后日本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土地私有制度。与二战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的土地改革相比,战后日本的农地改革显然非常成功。     

试析中世纪早期西欧采邑制形成的社会基础

中世纪早期,罗马帝国晚期的庇护制和日耳曼人的马尔克制,这两个社会要素之所以能够融合,在于它们都隐含着一种近似的"保护"原则,即庇护制中对隶农的"保护",马尔克制对其成员的"保护"。"保护"成为两种社会要素融合的契合点。法兰克人以马尔克对土地的共同占有取代了罗马帝国的个人占有,以份地形式延续了罗马大地产制中的土地保有权,从而使马尔克的"保护"原则增强了罗马隶农和马尔克成员对土地占有者的人身依附性。日耳曼人的份地中含有共同占有所包含的用益权,这种用益权不仅强调了共同体对其成员的保护职能,同时还规定了受保护者应履行的义务。用益权决定了新形成的庄园制结构,庄园制维系了采邑制社会的依附关系,由此塑造了西欧封建制度特有的人身依附关系、以保护和义务为原则的个人联合政体、从土地中衍生出的各种权利这三个重要特点。     

英国封建制度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

中世纪英国封建制度形成的方式与法国和德意志地区有很大的差异．它是在氏族公社瓦解的基础上产生了诸多的封建因素．如：大地产制正在形成;从土地中产生出了个人依附的政治关系;以及国王给予基督教教会的特殊权利．使其介入了国王的世俗事物．等等。这些社会条件已经使英国从氏族公社制走向了封建制度．诺曼人的征服加速了这个过渡的步伐。英国向封建制度过渡的方式决定了其封建制度发展的特质。     

马克思“古代所有制”理论研究

所有制是指生产资料归谁占有的制度,它在生产关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体现着现实的人们之间最本质的社会关系,决定着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马克思对它非常重视。早在１８４５—１８４６年、１８５７年,马克思就对亚细亚的、古代的、日耳曼的、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形式作过认真的研究,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古代所有制”理论是马克思所有制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界定这一理论的内涵与外延,明确“古代所有制”与“奴隶所有制”之间的关系和区别,对于人们正确理解马克思的真实思想具有很大的意义。     

汉代限田制说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户律》之受田宅律文,其实施对象是汉初军队系统的复员人员,而非全国人民,是"法以有功劳行田宅"精神的具体体现。此土地授予前属于国有,授予后即归被授者私有。"授田"与"授田制"是不同的概念,汉代虽然存在授田的现象,但并不存在战国授田制那种形式的土地制度。军功授田、民户自有的土地以及买卖而来的土地是汉初名田的三个来源。汉初,国家一方面承认民户对土地的所有权,同时对土地的转让、买卖和继承予以一定的限制,其方法是不同等级规定不同的数量限额,目的是维护既存的等级制度和抑制土地兼并。因此,汉代名田制是土地私有制基础上的限田制。     

韵流千古是丹红——务川印象

<正>用丹红写下的历史,永不褪色。——题记贵州省东北部大娄山东南麓有一片古老的土地,山清水秀,矿藏丰富,人杰地灵。这片古老的土地,就是历史上被称为"丹砂古县"的务川。生活在这里的古老的世居民族,就是最先开垦这片土地的先民、与丹砂之光辉映历史的仡佬     

亩制差异对土地数据的影响及相关问题

往往为研究者所忽略的两种土地登记体系引起的土地数据差异,是降低册籍数据使用价值的重要因素。本文从土地数据计量单位的内涵变迁出发,在分析地方性亩制对明清土地统计数据登记之影响,及其引起的赋税等相关问题的基础上指出,在历史时期土地利用计量分析和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中,土地登记体系与亩制问题应予以足够重视。     

清代河政体制演变论略

河政体制在清代经历了比较完整的兴衰过程,其每一步重要变化均与清王朝的政治生存状态密切相关。清初为稳固政权实现统一计,逐步创设了较为系统完善的河政体制,延至中期,王朝渐呈颓势,河政制度亦弊病迭现,至晚清时期,河政体制之命运则为急剧动荡的政治格局所左右,受咸同战乱之影响,铜瓦厢改道后南河及东河干河机构被裁撤,庚子事变则影响到了河政机构被彻底裁撤的结局。可以看出,急剧动荡的政治局势与缓慢的社会变迁相比更能影响河政制度的命运,反而观之,河政体制的演变亦折射着大清王朝的兴衰存亡。     

圈地运动—工业革命劳动力的主要来源

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历史时指出,对广大农民的剥夺,使他们失去土地、生活资料和劳动工具,把他们变成一无所有的“自由”劳动者,即雇佣劳动大军,这一过程被叫做资本的原始积累,它构成了资本的前史。马克思说:“大量的人突然被强制地同自己的生存资料分离,被当作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抛向劳动市场。对农业生产者即农民的土地的剥夺,形成全部过程的基础。这种剥夺的历史在不同的国家带有不同的色彩,按不同的顺序、在不同的历史时代通过不同的阶段。只有在英国,它才具有典     

论日本大化改新的成败

本文作者认为,日本大化改新是一场不成功的社会经济改革。大和朝末期,日本氏姓贵族崛起,开始与朝廷抗衡。孝德天皇为维护王权发动了以班田制为核心内容的大化改新。班田制是以中国唐朝的均田制为母体而制定出来的土地制度。它不是日本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冲破旧的生产关系束缚的结果,而是孝德天皇出于压制氏姓贵族的政治需要,引进隋唐律令,自上而下强制推行“新政”的产物。七世纪时,日本已经出现了变革生产关系的趋势,大化改新使这一趋势受到压抑,导致氏姓贵族通过曲折道路建立起领主封建庄园。最后,地方贵族、豪族势力逐渐壮大,压倒了中央贵族,王权随之衰落;到镰仓幕府倡立御家人制度时,就形成了领主制封建社会。     

中国江南家神的魅力

一、土地神土地神,即神名,又称阴阳之神或鬼仙。源于远古时代人民对土地的崇拜,对土地的尊重,有了土地,才有衣食住行的基本保障。对于统治阶级,领土的大小象征国家的强弱,于是土地神就被幻化出来,又渐渐的人格化。根据不同地区的风俗,土地的作用,又有所出入,各取所需,随意为之。如江南多称土地公、土地婆。江北叫做土地爷,土地奶奶。而有些土地神塑造成了一个财神,手上托着沉甸甸的元宝。土地的官不大,但保事很繁,大到江山社稷,小到黎民琐事,无所不包,甚至人死后也要到土地那里报告一下。目前收藏传世的土地神有两种形象:     

欧洲中世纪领主与农民的收入变化

中世纪欧洲领主和农民的收入变化受制于人口和经济因素、庄园制和农奴制等体制性因素。人口和经济因素影响着土地持有、粮价、工资和地租等的变动,庄园制和农奴制使中世纪大地产放弃了古代不持有土地和无偿劳动的奴隶制的剥削方式,而授与农民份地并向其征收地租和税金。大致说,中世纪早中期人口和经济、庄园制和农奴制的上行导致领主收入增加和农民收入减少,而中世纪晚期人口和经济、庄园制和农奴制的下行则促使领主收入减少和农民收入增加。总的说,中世纪大地产上佃农的土地持有以及缴纳地租和税金是有法可依的,蛮族法典、土地登录簿和惯例书等组成的习惯法旨在将领主对农民剥削的种类和数量固定化和精确化,领主和农民均可以此为依据维护自己的利益。习惯法的出现不是领主恩赐的结果,而是植根于日尔曼人有关法律是人民制定的立法模式,以及中世纪农民对领主长达几个世纪坚持不懈的抗争。     

简评《广东土地契约文书》

土地是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买卖则反映了社会进程中地权所有制的变更和买卖方式的演变,它是社会经济形态最鲜明的体现。故历代的土地文书总被人们所珍视,成为研究社会经济中不可缺少的资料。广东土地问题的研究向来比较薄弱,原因是资料的欠缺。近几十年来,由于政治上、经济上的巨大变动,土地契约大量散失,客观上增加了研究的困难,因而在史志的编写工作中,难免会忽略对这一     

关于英国“自耕农”的再研究

农业现代化的“英国式道路”有三个特点 :一是以圈地运动为重点 ,以废除骑士领地制、寺院土地世俗化及拍卖和兼并土地为辅助内容 ;二是以反欧洲大陆盛行的改组封建土地所有制的“资产阶级——农民的方式”,转而用“地主方式”为资本主义“清洗土地”1;三是以牺牲自耕农经济为代价 ,建立近代资本主义大农业体制 ,使封建土地所有制直接过渡到资本主义土地所有制 ,使古老而封闭的传统农业直接转变为新式而开放的现代农业。在中外有关著述中 ,英语中的 yeoman (复数为 yeomen ,总称为 yeomanry)通常被音译为“约曼”或意译为“自耕农”。由于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