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之惑终得解——《归去来兮辞》“登”字正误

陶渊明41岁任彭泽令,因厌恶污浊的官场和耻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弃官归隐,而赋《归去来兮辞》。宋代大豪欧阳修说：“晋无章,惟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一篇而已。”言虽有过,其为后人推重,则于此可见。然而,就是这样一篇希世名作,却有一讹字流传至今而不为人所属意。一字之讹虽是白璧微瑕,但毕竟有损名篇之完美：倘不予考而正之,还将继续流传下去,则名篇终不得复为完璧矣。     

“苛察”还是“苟察”

《庄子·天下》称宋尹文 :“曰 :君子不为苛察 ,不以身假物。以为无益于天下者 ,明之不如已也。”这里的“苛察” ,《释文》云 :“一本作苟。”诸家注释多以作苟为非 ,乃苛讹为苟。特别是章炳麟、刘师培校注之后 ,几成定论。然郭沫若在《宋尹文遗著考》中指出 :“苟察原为苛察 ,案乃形近而讹。荀子正名理论与本派相近 ,《不苟篇》言‘君子说不贵苟察’可为证。”① 可惜这种看法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现试申论之。《荀子·不苟》云 :“君子行不贵苟难 ,说不贵苟察 ,名不贵苟传 ,唯其当之为贵。故怀负石而赴河 ,是行之难为者也 ,而申徒狄能…     

“■”应读为县

《文物》2005年第1期公布了一批非常珍贵的战国时期封泥,并对这批封泥作了比较详尽的考证[1]。这批封泥中有一“”字,作者认为“或可释作还、环等,意义待考”。此字在这批材料中出现了两次:一是单字“”(图九∶13);一是“蔡”(图一一∶17)。是字的省写,而又是从袁派生来的一个字。袁(擐之初文)、及相关字的音义,裘锡圭先生曾作过考释[2]。后来,李家浩先生在《先秦文字中的“县”》一文中认为古文字中及从的一些字应该读作“县”,并对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齐、燕、三晋等国文字中有关“县”的资料分别作了论述,还进一步探讨…     

《集古录》成书年代辨

《集古录》是欧阳修“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欧阳修全集》卷 44《六一居士传》 ,李逸安点校 ,中华书局 2 0 0 1年版 ,《欧阳修全集》以下简称《欧集》)的汇编。他在嘉七年(1 0 62 )《与蔡君谟 (襄 )求书〈集古录目序〉书》信中说 ,“自庆历乙酉逮嘉壬寅 ,十有八年而得千卷”(《欧集》卷 70 ) ,壬寅为嘉七年 ,《集古录目序》(《欧集》卷 42 )也作于同年 ,可见《集古录》成书应在“嘉七年” ,这也是被大多数人接受的观点。但是 ,清代四库馆臣却另有说法 ,认为《集古录》应成书于“嘉六年 (1 0 61 )”。《四库全书总目》卷…     

召伯其人及其家世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艹发)。”这是《诗经》中歌颂召伯的诗句。在“国风”的160篇诗歌中,“召伯”一词,仅此一见,是个孤证。召伯是谁?史无明文。汉儒都认为召伯就是召公。《诗序》云;“诸侯之风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系之于召公。”《史记·燕世家》云:“民人思召公之政,……作《甘棠》之诗。”郑氏《笺》云:“召伯,姬姓,名奭,食采于召。……此美其为伯之功,故言,‘伯’也。”意谓先为召伯,后晋为召公,这一说法,千古没有异辞,揆诸铜器的铭辞,却不符合历史的事实。一、从梁山七器谈起前清道·咸年间,在山东寿张县的梁山(今属梁山县),出土了七件铜器,它们的铭辞是;     

《容斋随笔》纠误之三

洪迈《容斋四笔》卷八《历代史本末》篇 ,缕举前代史籍 ,始自《尚书》尧、舜二典 ,下讫新、旧《五代史》颇详 ;《四库全书总目》曾称其“无所发明”(卷 1 1 8《容斋随笔》) ,实则其中还不免间有错误 ,略述于下。第一、关于《后汉书》补志问题。《历代史本末》篇说 :后汉之事 ,初命儒臣著述于东观 ,谓之《汉记》 ,其后有袁宏《纪》 ,张、薛莹、谢承、华峤、袁山松、刘义庆、谢沈皆有《书》 ,宋范晔删采为十纪 ,八十列传 ,是为《后汉书》 ,而张以下诸家尽废 ,其《志》则刘昭所补也。《容斋四笔》卷一《范晔汉志》篇中还说 :《新唐书·艺文…     

中华书局本《宋史·艺文志》点校献疑

中华书局点校本《宋史》以百衲本为底本,吸收了叶渭清《元椠宋史校记》及张元济《宋史校勘记》稿本成果,校勘颇为精审。然全书卷帙庞大,百密一疏,势所不免。近阅《宋史·艺文志》,于子部中得点校欠妥者二条,略加辨正,不敢自是,祁方家通人不吝教焉。1.始(一作“姑”)布子卿《相法(一作“书”)》一卷(第5251页下栏)按:作“姑布子卿”是。姑布子卿为春秋战国间相者。《史记》卷四三《赵世家》载:赵简子病而感梦,有代晋而立之征,故命人相其子可为后嗣者。其相者即姑布子卿。其文曰:“异日,姑布子卿见简子。简子遍召诸子相之,子卿曰:‘无为将军者…     

《左传》误字辨正一则

清代末年,国人黎庶昌、罗振玉在日本先后发现了写本《玉篇》的残卷,残卷中保留的大量书证引文,这些引文在流传至今的《大广益会玉篇》中已删除殆尽。残卷的抄写年代尽管现在学界还很难作出统一论断,但是它们所据底本的年代可以确定是唐代甚至早于唐的。因而,对于传世典籍的校理工作,《玉篇》残卷中的书证引文显得弥足珍贵。近来,笔者对《玉篇》残卷征引《左传》的内容作了全面的考察,发现传世本《左传》中有一处文字当为历代传写之讹,于是试作考辨论证,祈能为日后《左传》的整理与研究工作提供一点参考。《左传》昭公四年:“旦而皆召其徒,无…     

显晦 通窒 正假 纠偏——《<史记>解诂》述略

作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是我国古文化宝库中的瑰宝.但是,经过了长时期的流传,抄写刻印,伪衍脱讹之处,比比皆是.研究《史记》的著述从魏晋以来,虽然汗牛充栋,但是关于《史记》音义的书,传下来的却不多.先父吴国泰先生所著《〈史记〉解诂》(以下简称《解诂》)一书,从训诂学的角度对全书的词义进行了探讨,希望作到“为之晦者显之,窒者通之,叚者正之,三家之误解者纠之,书中夺讹及前人所不能解者斠补而宣明之”.(《解诂》自序).是一部难能可贵的有价值著作.今略述其要于下,以就正于方家.     

章学诚论学

章学诚论学黄静《文史通义》中许多篇章为章学诚针砭时弊而发,如《原道》篇是为考订、义理、词章三家截然相分而作;《碱名》篇是针对汲汲于名利者徇名忘实而作;《砭俗》篇是因为“世俗拘文体为优劣,而不察文之优劣,并不在体貌推求”,“欲人略文而求其实”（《章学诚...     

关于《春秋》性质的再思考

孔子所作的《春秋》是一部什么性质的著作？从战国之际的孟子、苟子,直到两汉时期的司马迁、班固等人都持有相同的观点,即认为它是一部蕴含作者“微言大义”的政治学著作。《孟子&;#183;滕文公下》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日：‘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瞑。”这是说孔子有鉴于春秋末年世道人心的衰坏,     

黄庭坚《华严疏》卷考索

黄庭坚是著名的禅门居士,他与丛林的广泛交游早已受到研究者的关注,但是他与当时一些不甚知名的下层禅僧的交往却很少为人所知,本文旨在通过对黄庭坚传世名迹《华严疏》卷的考索,试图钩沉黄庭坚与佛教的一段历史渊源。今参照《华严疏》卷墨迹,录释文并标点如下:云门“抽顾颂”,衲僧眼皮重,眼皮七八量雷车打不动;打不动,“抽顾颂”,时念弥陀三五声,追荐东村李胡子生天,西山里孟八郎强健。福田院里贫儿叫唤:“乞我一文大光钱。”巽上人为华严作佛事,又持此轴来乞作小疏。予以为鹭鸶股上不胜下刀,可持此字去,有能以百千助缘事者与之,鲁直题。此…     

从上博简《诗论》对于《木瓜》篇的评析看《诗经》编纂问题

《诗·木瓜》篇出自民歌 ,其主旨原为馈赠以结好 ,采编者对于其主旨加以变化 ,成为一篇讽刺和揭露佞人之作。汉儒将其作为“美齐桓公”之作 ,宋儒则以为是“男女相赠答之辞” ,当代专家则多将其视为爱情诗。上博简《诗论》表明 ,它的主旨应当是对于工于心计的谗佞小人的揭露。由此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士大夫在采诗、编诗过程中变化民歌主旨的情况。《诗经》中所保存的一些民歌往往就是这种变化后的结果 ,而不是它的原创状态。《木瓜》之篇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     

“宋江据梁山”决非杜撰

宋江起义究竟与梁山泊(泺)有无关系?清代袁枚在《随园随笔》卷十八《梁山泊之讹》中考证云: 俗传宋江三十六人据梁山泊,此误也。按《徽宗本纪》,侯蒙、张叔夜二传纪宋江事者,并无据梁山泊之说,惟《蒲宗孟传》言“梁山泺素多盗……”《孙公谈圃》云:“蒲宗孟知郓州,有盗黄麻胡依梁山泺为患”云云。——此是神宗时事,与宋江之起事宣和,已相隔数十年矣。近人邱炜萱氏之《菽园杂缀·梁山泊辩》曰:《宋史》无梁山泊,而有梁山泺。梁山泺虽多盗薮,     

《四库全书总目·凡例》探补

《四库全书总目》考作者之爵里,述著作之旨意,评图书之得失,核篇卷之分合,识别真伪,辨明授受,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方面可谓集吾国古典目录学之大成。其卷首有《凡例》二十条,洋洋四千言,对《总目》类例之因革、去取之标准、著录之体制、批评之原则条分缕析,要言不烦,诚为发凡起例之佳作,阅读《总目》之津梁。惟《总目》著录图书达一万余种,区分类目,各撰提要,事涉繁碎,疏失难免。今就研读《总目》当中所见《凡例》之不备者略加补充,以为读《总目》者之一助。 一、录入存目之书原因复杂,《凡例》所述准则过于简单。《凡例》第三条云:“其上者悉登编录,罔致遗珠。其次者亦长短兼胪,见瑕瑜之不掩。其有言非立训,义或违经,则附载其名,兼匡厥谬。至于寻常著述,未越群流,虽咎誉之咸     

《容斋随笔》纠误之二

我曾在《容斋随笔纠误一则》文中 ,订正《续笔》卷十四《卢知猷》篇的错误 ,刊载于《史学史研究》2 0 0 1年第 1期。近来发现《随笔》卷七《檀弓误字》篇 ,又不免有误 ,兹录其文如下 :《檀弓》载吴侵陈事曰 :“陈大宰使于师 ,夫差谓行人仪曰 :‘是夫也多言 ,盍尝问焉 ,师必有名 ,人之称斯师也者 ,则谓之何 ?’大宰曰 :‘其不谓之杀厉之师与 !’”案乃吴夫差之宰 ,陈遣使者正用行人 ,则仪乃陈臣也。记礼者简策差互 ,故更错其名。当云“陈行人仪使于师 ,夫差使大宰问之 ,”乃善。忠宣公作《春秋诗》引斯事 ,亦尝辩正云。洪迈在这里引…     

读包山楚简札记七则

鄂君啟節始见(?)字。舊说或以为居字,或以为(?)字。新版《金文编》主後说,理由是“節内另有居字作(?)”。今包山32号简“所死於其州者之居后(?)族”,居和(?)連文,釋文作“居(?)”,甚是,《说文》:“(?),(?)也。从尸得几而止。”按凥即(?)之異体,字並从几。《说文》凥注音作“九鱼切”,實误。當逕讀为(?)。     

《后汉书》标点正误一则

中华书局标点本《后汉书》在标点中仍存在一些失误,今试为指出一则,以供标点者参考。 《后汉书·宗室四王三侯列传》:睦能属文,作春秋旨义终始论及赋颂数十篇。又善史书,当世以为楷则。（P.557） 今按,标点者于“史书”下加书名号,盖以为此之“史书”为周宣王太史籀所作大篆十五篇之书名也。殊不知汉人或称隶书书体为史书（关于此可参裘锡圭《文字学概要》）。举“凡《汉书·元帝纪》、《王尊传》、《严延年传》、《西域传》之冯嫽;     

《宋书》的直笔与曲笔

赵翼《陔余丛考》卷六“《宋书》书法”条称:“《宋书》书法,全多回护忌讳而少直笔也。”在其《廿二史札记》卷九“《宋书》多徐爰旧本”条中又说道:“余向疑约修《宋书》,凡宋齐革易之际,宜为齐讳,晋宋革易之际,不必为宋讳,乃为宋讳者,反甚于为齐讳。然后知为宋讳者,徐爰旧本也;为齐讳者,约所补辑也。人但知《宋书》为沈约作,而不知大半乃徐爰作也。观《宋书》者,当于此而推之。”赵氏观点为后人采用,影响至今。正因如此,继乾嘉之后,对《宋书》的研究多重文字或内容之考证、校补,1949年前影响较大的数篇研究专文即是①。1949年以后的研究,…     

敦煌写本斯789、伯2529“行路”考论

今本《诗经·召南·行露》中的“行露”二字,敦煌写本斯789、伯2529均作“行路”。“行”指道路,“路”指路车,“行路”指道上的路车,并非郑玄《毛诗传笺》所云“道中始有露”之意。由《公羊传·昭公二十五年》“乘大路”何休注:“礼:天子大路,诸侯路车”,可知诸侯方可乘坐路车。据《毛诗序》“召伯听讼”,知此路车乃是召伯所乘。此诗称扬召伯勤勉于公事,乘坐路车前去听讼,从而使得贞信女子脱离无礼男子之诉讼。敦煌写本所载录的“行路”,为重新解读《召南·行露》的主旨提供了新思路,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