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帮史研究中商人身份的判定问题——以徽商研究为例

准确判定商人身份,是商帮史研究立论的前提和基础。在以往的徽商研究中,对徽商身份的判定存在三个值得注意的普遍性问题:一是将"徽商之子"视作"徽商",其结果是对明清士商关系和商人社会地位变化的讨论失去了应有的意义;二是"徽商"概念扩大化,即将历史上的宁国商人等其他地域商人纳入徽商研究范畴,或将非徽商资料误为徽商资料,从而模糊了徽商研究的学术边界;三是将"徽商"与"徽州籍商人"等同起来,从而忽视了商人的自我认同,或将"徽商"概念推及长期与徽州几无联系的徽商后裔,从而无助于揭示徽商问题的本质。在今后的商帮史研究中,研究者应高度重视对商人身份的判定,严格恪守史学的求真原则和历史原则,同时也应注意制度与"人"的结合。     

史海回眸——一个徽商的兴衰

徽文化中,徽商始终是一个凝重的话题。徽商是指零散的徽州籍商人,徽商是指徽州商帮。徽商作为一种松散的商人帮伙,形成于明代中叶,公元1488年前后。徽商数百年的经营活动,给人们留下了丰厚的遗产。徽商是儒商,有山越先民遗存的质朴,东晋移民残存的隐逸和耕     

也论徽商“贾而好儒”的特色——明清贾儒关系问题研究之反思

学术界对徽商"贾而好儒"特色的争论,缘于没有明确区分"好儒"与"崇儒"、群体特征与个体特征。"崇儒"是对"儒"的尊重、推崇,是明清各个社会群体的共同特征,既非徽商特色,也非其他地域商人群体特色;"好儒"是发自内心对"儒"的喜爱。将"好儒"视为徽商为经商做出的功利性选择,无法解释缘何其他商帮无"贾而好儒"特色。徽商"贾而好儒"是唐宋以来徽州兴起的好儒之风与明清时期重商之风结合的产物。在讨论明清时期贾儒关系问题时,必须明确界定和区分"好儒""崇儒"等概念;应跳出纯粹的商人视角或功利性视角,关注到地域商人群体的文化背景和个人行为动机的复杂性;既要注意历史必然性,也应重视历史偶然性。     

徽商与清代汉口紫阳书院--清代商人书院的个案研究

明清时期 ,徽商不仅致力于徽州本土的文教事业 ,还纷纷在侨寓之地创办书院 ,以为相从旅邸的子孙就学成名计 ,而汉口紫阳书院则是其中的典型 ,汉口紫阳书院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商业经济发展和徽商“贾而好儒”的产物。从汉口紫阳书院的创建、功能及经费的经营中可以窥探明清商人书院与传统书院的不同特点。     

宋元时期的徽州商人

宋元时期徽州商人十分活跃。徽商萌芽于两宋,兴起于蒙元。徽商兴起的根本原因,是由徽州经济结构决定的,而非所谓的地理、文化因素。宋元时期徽州商人的活动,加快徽州地方物产商品化,促进徽州人口流徙,推动徽州社会阶层分化。该时期的徽州商人属于专业商人,在经营过程中,获得大量财富,改变了徽州人的职业观,激起时人对四民观的审思;改变了自身和徽州经济面貌,形成区域经济中的徽州模式。宋元时期的徽州商人是明清徽商的基础。     

光绪徽商护票及其价值

清代商人护票现已不常见.最近,笔者从安徽省档案馆发现了6件清代光绪徽商护票.从这些护票中,我们可以研究徽商百货业经营的税收和经营、徽商商品运输路程以及清代光绪厘金护票制度等问题.     

从《做杉木放牌要览》看清代徽商 在钱塘江流域的木业经营

佚名抄本《做杉木放牌要览》,与此前习见的新安江—钱塘江商编路程稍有不同,它除了沿途地名、距离里数的记录之外,还收录了木业经营运作的诸多规则,属于一种综合性的商业书。据此,可以探究徽商在钱塘江流域从事木业经营的事实。从中可知,该书系徽歙商人从事衢港木运销之商业秘籍,其中包括五段前后相续的沿途水程以及一条返归桑梓故里的陆路。由此可以勾勒出徽歙商人从事衢港木经营的路线,并较为深入地探讨与之相关的诸多商业规范。由此看来,传统时代徽商在各地的活跃,不仅仰赖其巨额的财富和较高的文化素质,而且还与他们输出的相关技术和商业规范密切相关。     

徽商及其网络

本文拟透过徽州商人的经营活动,从网络分析这个视角对中国明清社会加以考察。一、明末清初的徽商网络明代中叶,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徽商和山西商迅速崛起,成为中国财力最为雄厚的两大商帮。当时,这两个商帮的中坚力量都在从事获利丰厚的盐业。万历四十五年(1617),盐业纲运制度的确立,极大地有利于徽商对于两淮盐场的控制。此后,徽商     

清代淮河流域商业重镇亳州境内的徽商——以乾隆、光绪《婺源县志》为中心的考察

清代亳州境内的徽商以婺源籍的商人占主体,他们的经营活动具有较为明显的宗族化和地域化的倾向。他们在致富后,积极参与地方公益事业,用实际行动回报社会,形成了徽商与亳州地方社会的良性互动。     

明清侨寓徽商子弟教育的特色

明清时期,徽商在经商之地侨寓的现象相当普遍,为子弟成名计,徽商及其子弟在侨寓地展开了一系列教育活动,并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教育成效卓著,教育与科举发展存在县份分布上的不平衡;徽商取代士而成为明清侨寓徽商子弟教育机构创办的真正主体;教育理念开放变通等。这既体现了明清的时代特色,也与商人教育的特点相契合。     

明代徽州地区之社会变迁

明代徽州地区之社会变迁牛建强明代中后期,徽州商人以其普遍参与的商业大军、无所不为的经营范围、巧妙灵活的经营技能、跨驰陆海的活动区域在商界树立了形象,产生了广泛影响。对于研究明代社会经济史者来说,徽商自然成为研究的对象,这不仅对弄清徽商集团本身,而且对...     

论封建社会后期徽商经营的主要行业及其特征

论封建社会后期徽商经营的主要行业及其特征王光宇在封建社会后期,徽商经营的主要行业与传统项目,时商业发展的意义颇大,其自成体系的经营方式,特别是其商业道德对社会的影响也较大。一唐宋时期,徽商以经营竹、木、漆、茶和“文房四宝”等为主要行业、其经营方式多采...     

徽州典商述论

经商和放债是徽商赖以谋利生财的两个主要手段.而他们放债的主要方式则是经营典当业。明清时期徽人开设的典肆遍布全国,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资本之巨都是其他商帮所难于比拟的。他们的这种高利贷活动与其商业活动的关系甚为密切,徽商中有许多人因家境贫寒而贷资经     

也谈“贾而好儒”是徽商的特色——与张明富先生商榷

张明富先生认为"贾而好儒"不是徽商特色,而是明清商人的普遍特征.本文不赞成这种观点,指出:一,张明富先生的论证方法有问题,单纯的例证法不足以证明某个事物的基本趋势、基本倾向.二,徽商"贾而好儒"的特色也得到了同时代人的认同.这一特色的形成,是与徽州这一特殊地区密切相关的.三,张文所分析的明清商人普遍"贾而好儒"的原因,从逻辑上说是不能成立的.四,儒家观念并非传统商人未能踏入近代门槛的主要羁绊,能否超越儒家思想的屏障也非中世纪商人与近代商人的最大区别.     

明代徽商在交通与商业史上的重要贡献

徽商,或称新安商,是明代商业上的两大商帮势力之一。一谈到徽商,人们就会想到他们的资本是那样的雄厚,活动范围是那样的广阔。其经营本领是如此之高超,社会影响又是如此之巨大。这些都是人所皆知的。但是,徽商在交通史和商业史方面的贡献,似乎很少有人谈及。本文即想就此做些初步的探索。     

晚清徽商在皖西大别山区的贸易与纠纷——以《照抄知单议约禀帖告示稿》抄本为中心

皖西大别山区是明清徽商重点经营的区域之一,为长江一带跨区域茯苓贸易的重要一环,来自皖南黟县的药商颇为活跃。文章聚焦于民间文献抄本《照抄知单议约禀帖告示稿》,探讨黟县商人在大别山区的贸易及与当地土著挑夫之纠纷,由诉讼纠纷之渐次演进中,考察外地商帮、土著挑夫、在地士绅和地方官府之不同立场及其应对策略。从中可见,在传统时代,客商外出居廛列肆、负贩商贾,在长途或短途的贸易运输中,最常打交道的就是处于社会底层的码头工人。明代以来,徽商在各地纷纷建立会馆,相互汲引、互为奥援;各地的码头工人亦抱团取暖,形成了纷繁复杂的同业组织。随着人口压力的增大,生存竞争之日趋激烈,双方为了维护彼此的相关权益,时常展开持续而紧张的博弈。在此类博弈中,作为纠纷之仲裁者,地方官府在平衡商人与土著挑夫诉求和权益时,始终最为重要的关注点是维护地方社会之稳定。     

人口压力、地域开发与徽商兴起——一个长时段的考察（770-1600）

唐宋以来,徽州地区人口过快增长导致的人口压力加速了徽州的地域开发。其中,宋代徽州商品化农业的发展和山区对外交通条件的改善促进了徽州山区商业和商人的发展。明中叶以降,徽州人乘国内商品经济发展繁荣之势,大量外出经商,徽州商人也从唐宋时期的地区性商人发展成为明清时代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徽商＂。     

论徽商的“贾而好儒”与莆商的“以商兴文”

本文论述的徽商是指明清时期的徽州籍商人：莆商则特指旅居在东南亚国家以及港澳台地区的莆仙籍商人,而不是历史上的莆仙籍商人,也不是现在莆仙大地上经商办企业者或在省内外经商办企业的莆仙籍商人。     

黄宾虹的收藏经历

正我国历史上的书画家尤其是大书画家常常也同时为收藏家、鉴赏家,而后人也常以他们的收藏来品评他们的艺术风格和师承渊源。值得注意的是,明清之际活跃在扬州的徽商们,也多以商人身份兼做收藏家。他们广交文人、书画家,     

百年传承的徽商家风

<正>徽商是明清时期徽州府所属六县（歙县、绩溪、休宁、黟县、祁门、婺源）商人组成的商帮集团。徽商在明初崛起,明中叶到清中叶发展到鼎盛阶段,对当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徽商之所以能够成为明清时期闻名全国的大商帮,并一代代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