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科学术语应用——以河北地方志为中心

民国时期河北61种地方志中普遍引入科学术语,但使用颇具随意性。从方志编纂初衷上看,科学术语的使用承载着话语体系创新、新志门类创建、科学知识普及的功能追求。社会转型时期科学术语的使用,具有自上而下的行政推动、科学理解的个体差异和新旧知识分子理念分歧及学养不足的局限。民国方志科学术语使用的实用性特点,对于科学知识的本土化和科学术语的推广,具有启示意义。     

民国留美社团与留美生的社会网络——以成志会与张伯苓的分析为中心

论文以南开大学发展初期的师资背景为研究视角,解读张伯苓与成志会这一留美兄弟会之间的关系,探究其对留美生校际聚合的影响。尤其对成志会是一个怎样的留美社团,张伯苓的成志会会员身份以及成志会社团网络在南开大学发展中的两面性做了重点研究。论文认为晚清民国时期留美社团非常活跃,形成了以社团为纽带的社会网络,并在留美生归国后的职业选择和学校聚合中有显著的影响。作为兄弟会之一的成志会是一个提倡互助和爱国的社团组织,以之为纽带,留美生相互扶助,保持着密切的往来。张伯苓成志会会员的身份成为张伯苓延揽南开大学教师过程中的重要媒介。成志会会员是张伯苓开拓南开系列学校的有力支持者,他们在南开大学的发展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国家与社会视角下的地方自治——以莫塞的地方自治理论为中心

德国学者阿尔伯特·莫塞（Albert Mosse1846—1925）1886年至1890年受日、本聘请,担任阁法律顾问。在此期间,他为日本近代法制,特别是地方自治法制的建设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其地方自治理论对近代日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通过读解其各个时期的有关地方自治的讲义及意见,我们发现,以法治国为目标,强调地方自治之于国家与社会的调和的重作用,是其地方自治理论的核心。     

“国家与社会”的中国研究面相

“国家与社会”理论作为研究社会运行机制的一种宏观分析框架,于20世纪90年代初传入中国。由于研究者对“国家与社会”理论框架中“社会”一端的不同理解,使得“国家与社会”理论的中国研究呈现不同的特征。本文依据社会转型期前后中国“国家”与“社会”的职能及其关系变革,梳理了在当代中国研究中“国家与社会”理论所呈现的不同面相。     

民国公民宣誓登记制度研究

宣誓是孙中山先生一贯坚持的正心之道,其后继者亦往往将这一制度视为整合民心的法宝。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为了塑造其政权的合法性、扩大其统治基础,隆重推出公民宣誓登记制度。这一制度是对宣誓制度的继承与发展,又与当时流行一时的法西斯主义思潮有着某种联系。由于诸多社会因素的限制,该措施并未收到理想的效果。这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国民政府对基层社会渗透与整合的失败,也是近代国家转型步入歧路的重要表征。     

良知弥补规则 学术超越政治——国民政府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学术评奖活动述评

1940年成立的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为学术奖励制定了相对完备而严格的规则与流程,并不断完善与修正。1941-1948年共举行了六届学术评奖,有218件作品获得奖励,54件作品获得奖助。这些作品的最终获奖,经历了专家审查、学术审议会小组审查和大会最后选决三道程序,以杜绝现实政治与意识形态及其他因素对评奖的侵扰。评选规则虽然存在没有遵循回避原则、没有匿名评审等缺陷,但是评审专家和学术审议会委员们以学术良知弥补了规则的漏洞,无论是评奖过程还是评选结果,都体现了以学术为标准的评选准则。学术审议会的学术评议也体现了学术独立于政治、学术超越政治的原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中国学术与政治的关系。     

民国基层社会政治秩序的建构与认同危机——以学生自治会研究为中心

学生自治会诞生于民初。在民国时期,它经历了一个从"自由放任"到"基本认同国民政府"再到"走向国民政府对立面"的过程,从无秩序到有秩序再到"无秩序",这一循环过程显示了秩序建构与认同之间的特殊关系。从政治学的理论出发,政治秩序是否有效,关键要看民众的认同,国民政府对学生自治会整合的失败,根源就在于过于迷信强力整合,而忽视了认同问题。进而论之,欲建构有效的政治秩序,首先要符合国情民意。     

外国汉学家研究中国方志管窥——以卜正民著《明代的社会与国家》为例

外国汉学家对中国的方志文化日益重视和推崇,并进行深入研究,从而更凸显出方志文化的文化价值和文化意义。文章以加拿大汉学家卜正民所著的《明代的社会与国家》为例,管窥外国汉学家对中国方志是如何认知、研究、评价的,其研究的动机、力度及特色,以及取得的成果。在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日益密切和文化大发展的时代,中国的方志文化理应在世界文化的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     

明代士大夫的民生思想及其政治实践——以《明经世文编》为中心

明朝官员的奏疏中,多有建议"民生"的内容,常使用"国计民生"一词,还以"吏治民生"讨论问题,反映出"民生"问题具有连接国家与社会的性质。儒家民本思想的核心以使民生顺遂为归宿,这一观念渗透到国家统治的模式当中,成为君德、官箴的要求。民生与国计一体两面,国家与社会为紧密相连的互动关系。吏治与民生的关系要求官员当官为民、造福一方。     

任鸿隽“科学”理念的社会意义

任鸿隽（1886-1961）是新文化运动时期卓越的科学活动家,科学社创始人之一。1909—1911年留学日本,1913—1918留学美国。留美期间曾任《留美学生季报》总编辑,并于1914年发起成立中国科学社,创办《科学》月刊。1918年10月回国后,任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1923年参与“科学与玄学”论战,     

民国时期华北农民的离村与社会变动

农民纷纷离开久居的村庄外出谋生,是民国时期华北农村一个突出的社会现象。其时的农民离村,虽大多为连年的灾荒和不堪重负的捐税等因素所致,但农民离村过程中所发生的人口由农业向城市工商业的转移、高密度区域向低密度区域的自然调配,以及通过迁徙所带来的人的思想观念上的变化等,无疑有利于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变革。诚然,由于民国时期华北农民的离村多为生计所迫,迁徙的无序性,加之政府缺乏有效的管理,大量的农民离村也给社会的稳定带来了负面影响。     

民国文官制度的独特创制

在中国古代,主要是通过科举制度选拔国家官员。科举制度废除后,孙中山主张在五权宪法的框架之中,由国家设置考试院,主管文官的选拔、任用和考绩。这一创新的理论实践于民国时期。在民国时期,文官考试制度开始运作和完善,其中的特种考试和检定考试是我国的独特创制。文官的任用、考绩、升调、奖惩、抚恤等制度称作文官"铨叙"制度,与文官考试制度相辅相成。文官"铨叙"制度最为规范,也是我国的独特创制。     

民国时期的双旗图案

本文所论双旗图案是指装饰于人工制品上的两面旗帜图案。其形制为两面带有旗杆的不同或相同旗帜左右并列,两旗杆相交,相交处或有丝带相束。就笔者所知,双旗图案至少已出现于清末宣统元年的褒奖状上（图1）,这件褒奖状是1909年武汉第一次劝业奖进会上颁给在羊楼洞采办茶砖最力者的奖状。     

西方社会科学研究范式与中国旅游本土化研究

研究方法是旅游研究者顺利开展旅游研究的必备工具,具体的研究方法又受到特定的研究范式的制约,中国的旅游研究者在努力掌握各种研究方法时,往往对其背后的方法论和研究范式缺乏了解,从而限制了研究水平的提高。本文认为,中国旅游研究者要想提高研究水平,必须首先系统理解西方的科学哲学思潮和研究范式,在此基础上,再采用本土化和跨文化的研究策略。     

社会转型视野下民国新式丧葬礼俗的实施

丧葬礼俗包括丧葬礼仪与民间丧葬风俗。它反映了民国时期社会文化变迁的广度与深度。民国时期新式丧葬礼俗的实施情况具体表现在推行公墓制;提倡火葬,建立殡仪馆;开追悼会,倡导国葬和公葬;采用形式简明的讣闻。     

社会转型中的制度供给与需求--民初国会失败原因再探讨

民初建立的包括国会在内的一整套民主共和制度是一种供给主导型的制度变迁,这种变迁模式的成败取决于提供制度变迁的权力主体是否具有权威和理想。这一制度第一供给主体是南京临时政府,他们有理想但缺少权威,第二供给主体是北京政府,他们有权威但无理想。国会作为民主政治生活中限制个人独裁、维护公民权利的根本措施,就无法成功地在中国运行。制度需求的缺失也是造成国会失败的原因之一,但不是主要原因。     

《中国游记》与芥川认识

芥川龙之介的《中国游记》被介绍到中国为时已久。随着时代的变迁,对这部作品的阅读理解有了变化,存在着一些值得注意的倾向。本文主要针对这些倾向,基于重视同时代语境和批评的观点,通过夏丐尊、鲁迅对这部作品的“接受”及对作品文本细部的比较分析来解读作品,力求排除阅读上的误区,还芥川与《中国游记》本来的面目。     

略论民国时期的地方政治行为

民国时期地方政治行为从主体到内容都是非常确定的。从纵向考察,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两大阶段的地方政治行为既有总体上的共同性,又有各自阶段上的特殊性。从横向考察,则包括内向性的自为地方和外向性的对抗中央两大方面。从政治学审视民国时期的地方政治行为可略见其诸种表征。     

民国时期江汉平原的粮食市场

粮食贸易在民国时期江汉平原的农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粮商及粮商组织、粮食加工和运输、粮食价格、粮食集散和粮食存储等几个方面反映了民国时期江汉平原的粮食市场的基本情况。粮食贸易将大量的基层市场、少量中间市场和几个中心市场联系在一起,粮食价格的趋同性表明这个地区当时存在着完整的粮食贸易体系,但相关市场特征又表明这个市场是不完善的。     

The Open-up Polic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Tibetology Research Center

It is a very important guiding principle to open upto the outside world for China Tibetotogy ResearchCenter in its external exchanges.In 2002,the Centeradhered to this principle and reinforced its externalexchanges.Unprecedented achievements were madeand external exchanges took on a new look.In 2002,the Center received altogether more than8o visitors from nearly 30 countries,such as USA,Canada,Belgium,Swiss,New Zealand,Spain,Ind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