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佛经略考

敦煌是佛教传入我国的最早落脚点,也是我国最早从事佛经翻译的地区之一。佛教自西汉传入我国,至宋代前期藏经洞封闭的八、九个世纪里,敦煌的佛教信仰,历久而不衰。敦煌的写经事业,亦始自晋代,扩于六朝,盛于隋唐,终于五代宋初,历时六、七个世纪之久。敦煌藏经洞遗书,以佛经文献为最丰富,敦煌遗书,严格地说,亦可以称之谓佛经遗书。现就敦煌佛经的某些问题,作初步的考察和探索。     

新年何处闻钟声

除夕敲钟的习俗是伴随佛教的发展而形成的。自东汉明帝永平年间佛教传入中国后,经三国、两晋、南北朝,随着佛经的翻译与研究,佛教逐渐发展的同时,寺庙也兴起了除夕敲钟的习俗。到了隋唐时期,钟声也随之定为敲响108下,以示吉祥如意。     

宋版《碛砂藏》及康有为盗经

在陕西省图书馆善本书库中,珍藏着一部国内外著名的佛教典籍丛书——宋版《碛砂藏》。《碛砂藏》是大藏经的一种。藏经的雕印是和佛教的传播、盛行密切相关的。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佛教自天竺传入中国,魏晋南北朝时得到广泛地发展,隋唐时进入了鼎盛时期。九州大地,普建佛寺,造像译经,蔚成风气。据《玉芝堂谈荟》卷十五记载:“(隋)大业中,佛经译成汉文的,已达六千一百九十八卷。隋文帝享国二十四年,写经四十六藏,达十三万     

生活中的佛教用语

西汉末年，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至隋唐而大盛。佛经本用梵文写成，当中有许多宗教术语和古印度的词汇。佛教的经籍被翻译成汉语后，这些外来语亦渐渐融入汉语之中，有些已经成为日常词汇的一部分。     

云居寺塔及石经

北京市房山县西部山区,是隋唐以来的佛教胜地。这里至今保留着许多佛教的遗迹遗物,房山云居寺塔和石刻佛经(图见封底)即其中重要的一处。云居寺原是一座大型寺院(图一),创建于隋唐之际,确切年代已不可考,其名称最早见于唐总章二年(669年)的石刻上。全寺依山而建,中路有五大院落和六进殿宇,每院逐步升高。各层正殿旁边又有配殿,四     

魏晋至隋唐时期莫高窟经变画的世俗化

经变画虽与佛经密切相关,但毕竟是人们对世俗生活的观察、想象与呈现,乃是佛国世界与世俗社会共寓的重要载体。莫高窟经变画以生动形象的图像内容、人物风格和画面构图,阐释佛经教义,映射出佛教中国化、世俗化的历史进程。魏晋至隋唐时期,莫高窟经变画中原本处于中心位置、高高在上的佛陀日渐走下神坛,走入世俗社会,其人性日益多于神性。在这一过程中,经变画内容日渐丰富,世俗元素不断增多,彰显出佛教世俗化的整体发展趋势。     

果亲王允礼以及蒙译伏藏经

本文主要介绍康熙皇帝第十七子果亲王允礼的生平和其印章及有关他的政治文化活动。曾在雍正、乾隆两朝身居要职的允礼 ,笃信佛教 ,搜集整理了很多佛经 ,其中藏传佛教宁玛派伏藏经居多。允礼组织众译师并亲自参与把这些伏藏经译成蒙文 ,对蒙古佛教文化作出了贡献。     

光孝寺——佛经传译—重镇

正佛经传译——中国早期佛教的重要内容——于中国早期佛教的启步和前行起着奠基性的作用。佛经传译活动包括传与译两大部分,而两者密不可分。与佛教东来的路线一样,佛经东传也是循陆海两途。相比较而言,海路传经可能较陆路更有优势,因为原始佛经     

古代广东佛教文献的印刷出版及其影响

佛教的传播,主要通过佛教文献,即佛经的翻译与出版来进行。早在南北朝时期,佛教在我国已广泛传播,南北朝佛经翻译的数量与品种十分可观。据《开元释教录》的记载,从南朝宋永福元年(420)至陈后主祯明三年(589)近一百七十年间,共有译经者67人。翻译经籍750部1750卷。至隋代,岭南始有译经。据隋沙门灌顶《大般涅般经玄义》记载。广州的大亮法师提出了在翻译佛经过程中的“五不翻之说。”     

佛经文献与古代中外文化交流

佛经文献是我国历史文化宝库中的重要内容,在古代中外文化交流发展中占有独特的位置,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佛经翻译对古代中外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与传承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丰富了中国古代文化内容;对佛经文献的需求推动了中外佛教文化的交流,通过中外僧侣往来和各种途径,使佛教文献大量流向海外,对我国与各国、各民族文化交流起到了促进作用;佛经文献经历代抄录刊刻,数量庞大,种类繁多,它为研究中国古代书籍制度的演化、文献的版本和目录的类型提供了佐证,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古代图书事业的发展;佛经文献与印刷术的发明与传播有着密切关系,由于对佛经的大量需求的驱动而发明了印刷术,由于佛教的广泛传播使佛经文献与印刷术技术一起向海外流传。     

法相庄严:山西佛教造像艺术精品展

##正##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东汉时期传入中国,隋唐时期达到鼎盛。山西是佛教在中国最早传播的地区之一,佛教文化源远流长,在中国佛教文化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也是全国佛教文化遗产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山西被誉为“佛     

僧安道壹佛教铭刻图式传播成因研究

僧安道壹作为北齐著名的僧侣和书法家,曾在历史中湮没千年。但自上世纪末以来,僧安道壹的佛教铭刻重见天日,他存世的遗迹便被视为北齐的顶尖书法成就,而其极富视觉张力的特殊图式,也受到学界的广泛探讨。北齐以佛教为国教,僧安道壹佛教铭刻在北齐广为传播的过程,仿佛北齐历史发展侧面的一个缩影,亦是佛教在北朝逐步本土化的最好印证。本文将从崇佛风气、上层赞助、审美关系这三个角度去探讨僧安道壹佛教铭刻图式在北齐全域内传播的原因,佛名佛经的传播是北齐佛教传播与本土化最好的缩影。     

从《隋书·经籍志》看佛教对隋唐文化的影响

《隋书·经籍志》与《汉书·艺文志》相较而言,《隋书·经籍志》不仅将"六略"变为"四部",还在其后附有道经部和佛经部。笔者认为,这其中的原因就是,在隋唐这一时期,宗教已经对整个文化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甚至已融入主流文化中,成为主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笔者就佛教对隋唐文化的影响提出一些薄陋的看法。     

论僧祐在佛经翻译史上的贡献

伴随着佛教的传入,佛经汉译长达一千余年。在佛经汉译过程中,出现了大批佛经翻译家和佛经翻译理论家。南朝时期的僧祐在佛经目录的整理和佛经翻译理论方面有着杰出的成就,对后世的佛经翻译和佛经保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从僧祐在佛教典籍的整理、佛经翻译文质中庸理论以及梵汉翻译中的文字问题等方面论述僧祐的贡献。     

天台宗在日本和韩国的传承与发展

一 陈、隋之际,随着中国历史由长时间的分裂逐步走向统一,已经传播了大约五百年之久的中国佛教也在酝酿着统一的趋势。由此形成的隋唐诸宗派虽然在表面上看来呈现出宗派林立的状况,但各宗内部无不是想以自己的理论统一庞杂的各种学说。谋求融合和统一是隋唐佛教各宗派的主观愿望。 这种倾向突出地表现在当时流行的大乘     

浅析隋唐时期佛教的兴盛

佛教到隋唐时期其发展进入一个高峰期,与本土文化的融合达到新阶段,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简要论述隋唐佛教兴盛的原因,主要分析了佛教在隋唐时期兴盛的成就表现及特点,以揭示隋唐时期佛教的兴盛状态及其与本土文化的交融。     

佛教语"作业"、"作孽"源流考

"作业"和"作孽"原先都是汉语中固有的词语,但随着佛经翻译和佛教传播的影响,词义发生了变化,先后成为佛教语.而且,明清以后,"作孽"又逐渐代替了"作业".其中的词义及词语的流变过程很值得深入探讨,本文权为抛砖引玉.     

历史上第一个西行求法的和尚——朱士行

佛教兴起于公元前六至五世纪的古代印度,公元前三世纪阿育王时期开始从恒河流域扩展到印度各地,并逐渐向国外传播。它通过印度西北传至安息、大夏、大月氏、康居,东逾葱岭传入西域,经龟兹、于阗等地,进入玉门关,阳关而至中国内地。佛教传入中国,最初是利用翻译佛教典籍进行传播的。由于当时所译的经典,大都是按照印度的思想习惯,中国人不容易接受。而且,汉地初期佛经的原本,多数经过西域各     

珍稀的北京版《甘珠尔》

印度佛教约于七世纪传入西藏地区后迅速得到发展。松赞干布时期,减族学者吞米桑布札仿照梵文创制了藏文,藏文佛典的翻译从此开始。此时的译经主要是从汉文佛经开始,翻译成藏文佛经,是当时土番王朝及上层僧侣诵渎的经卷。约于公元779年建成的桑耶寺,是藏卫地区佛教史上的划时代的里程碑,有两件大事对于佛教在西藏地区的发展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一是此时剃度藏族僧人,标志着西藏从此建立了以藏族为主体的佛教僧侣组织;二是广译显、密典籍及传播密法。这一时期是西藏地区译经活动的繁荣时期。     

房山石经疑伪经《大通方广忏悔灭罪庄严成佛经》考论

《大通方广忏悔灭罪庄严成佛经》为杂糅佛教翻译佛典并汲取中外思想观念撰造而成的疑伪佛经,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在中国北方地区颇为流行。本文通过围绕房山石经本进行文本对勘,针对刻经题记展开历史调查,挖掘该经的流传及刊镌细节。展现了佛教净土信仰与礼忏思想在中土的碰撞与交汇,及中古时期北方僧俗信徒对于疑伪经的容受态度,体现了中土伪撰佛典在佛教义理及文献方面的价值,为考察幽州乃至中国北方地区佛教的世俗化与中国化进程提供丰富及可靠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