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潮州潮安鸡岽山遗址发掘简报

2015年12月-2016年2月,考古工作者对鸡岽山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发现并清理了先秦时期的文化遗存。遗迹仅见灰坑,遗物主要为陶器、石器,发掘区域可能是聚落的生产生活垃圾倾倒场所。鸡岽山遗址的发掘对认识后山文化面貌,完善本地区考古学文化序列具有积极的意义。     

三元宫遗址的分期及其文化性质

湖南澧县三元宫遗址是一处延续时间较长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对它进行科学的分期有利于建立起洞庭湖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发展序列,确定其不同时期文化遗存的性质,可以揭示出洞庭湖地区较长一段时间内的考古学文化发展规律,进而折射出整个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部分演变过程。近年已有好几位同志对这一遗址作过研     

黑龙江省海林市杨林南山旧石器遗址石器研究

本文以杨林南山遗址石制品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对其岩性的鉴定、标本数据的测量、石制品的类型学分析,和与周边地区同时期旧石器考古学文化的比较,以此加深对该遗址文化内涵及特征的认识,并对张广才岭地区的旧石器文化面貌有一初步的了解,同时为探讨东北亚旧石器文化间的交流与传播提供了一批宝贵的资料。     

安徽省当涂县姑溪河流域区域系统调查简报

2008-2011年,中国国家博物馆与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在安徽省当涂县姑溪河流域进行了三次区域系统调查,调查覆盖面积约550平方公里,发现自马家浜文化时期到东周各时期遗址80余处。马家浜文化时期遗址的发现填补了本地考古学文化的空白,调查探索出一套适合江南丘陵水网地带的调查方法,初步建立了姑溪河流域先秦时期考古学文化年代的序列,为探讨区域内聚落变迁建立了时间框架。     

安徽省当涂县姑溪河流域区域系统调查简报北大核心CSSCISSCI

2008-2011年,中国国家博物馆与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在安徽省当涂县姑溪河流域进行了三次区域系统调查,调查覆盖面积约550平方公里,发现自马家浜文化时期到东周各时期遗址80余处。马家浜文化时期遗址的发现填补了本地考古学文化的空白,调查探索出一套适合江南丘陵水网地带的调查方法,初步建立了姑溪河流域先秦时期考古学文化年代的序列,为探讨区域内聚落变迁建立了时间框架。     

内蒙古高原南缘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遗存初步认识

2010年以来,在内蒙古高原南部相继发现了内蒙古化德裕民、四麻沟遗址、镶黄旗乃仁陶勒盖遗址、河北康保兴隆遗址、尚义四台遗址、崇礼邓槽沟梁遗址等文化遗存。其中,裕民、四麻沟、乃仁陶勒盖、兴隆文化遗存是以麻点纹圜底釜、筒形罐为代表的裕民文化,距今8600—7000年。邓槽沟梁和四台遗址是以素面大口筒形罐、小平底弧腹筒形罐为代表的四台文化,距今7740—7650年。两支考古学文化面貌独特,与周边发现的同时期考古学文化内涵明显不同,为我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考古学文化研究增添了新的元素。     

四川金川县神仙包遗址调查简报

2011年9月,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对位于四川金川县沙耳乡丹扎木村一组的神仙包遗址进行了调查。初步调查表明,该遗址可能包含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和秦汉时期两个不同时期的文化遗存。神仙包遗址的发现,为进一步探讨大渡河上游区域的考古学文化丰富了实物材料。     

豫东商丘地区考古调查简报

2002年底,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对商丘地区24个古文化遗址进行了复查,并对民权县李岗遗址进行了试掘,获得一批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先商文化、早商文化、晚商文化遗物,确认了不同时期遗址的分布,为进一步了解夏商时期商丘地区考古学文化面貌与特征、特别是先商文化和岳石文化在该地区的分布状况等,提供了新资料。     

宝坻区歇马台遗址发掘简报

2013年4月,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会同宝坻文化馆文物骨干对宝坻区歇马台遗址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歇马台遗址包含商周时期的文化遗存。歇马台遗址的发掘,填补了华北地区青铜时代至铁器时代遗存文化谱系的缺环,对了解燕山南北青铜时代至铁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之间的碰撞、融合有着重要意义。     

环珠江口新石器时代晚期考古学遗存的编年与谱系

近年来,环珠江口地区(包括香港、澳门和附近的岛屿)的田野考古发掘及研究工作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特别是深圳、珠海等地经科学发掘的一批面积较大的遗址,提供了相当好的层位关系和陶器的基本组合关系,使人们能够有条件从考古学上的单位入手考察一遗址不同时期考古学遗存的面貌与特征,分析同一时期不同遗址中相类遗存的差别及意义,从而更准确更深入地了解这一地区考古学文化发展的基本脉络和大体的格局,探索文化的谱系结构及其机制变化的动因。     

磁山遗址废弃原因的再探讨

学界对磁山遗址的废弃原因一直都存在争议。本文利用废弃过程理论方法重新审视遗址材料后发现,磁山遗址可能并非祭祀性质的遗存,而更可能代表预期返回废弃策略的产物。磁山文化时期的农业群体的定居可能还不够稳定,人们需要周期性流动,遗址中大量存在的还可以使用,但事实上已废弃的遗存及其有意的摆放（存储）,都表明人们只是临时放弃。同时期其他相类似考古学文化材料和民族学材料可以对这一认识予以支撑。     

陕西淳化县枣树沟脑遗址先周时期遗存

2006年4~7月,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中心等单位对枣树沟脑遗址进行了发掘,发现大量先周时期的灰坑、房址、墓葬等遗迹,出土了大量陶器、石器、骨器等遗物。该遗址的文化内涵丰富,特征明显,为研究先周文化提供了一批新资料;对于探索古"豳地"考古学文化的发展,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内蒙古中南部新石器时代的社会形态——以岱海地区为例

本文以内蒙古中南部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谱系为基础,通过对各考古学文化的聚落遗址分布、聚落形态、居住单位等方面的分析,并参考同时期的墓葬以及与周边地区考古学文化的交流情况,得出该地区社会形态经历了从平等社会到阶层社会的过程,且其世系继承关系和家庭形态也随之发生变化。     

再论新乐文化分期与年代

新乐文化是辽中地区史前时期的考古学文化之一。围绕新乐文化的分期与年代,发掘报告和一些学者都曾进行过诸多探讨,但发掘报告进行的陶器型式划分和不同学者提出的新乐文化三期分法仍有可待商榷之处。以周边地区同时期的考古学文化为参照,通过对典型遗址出土陶器进行类型学分析,新乐文化可分为三期四段,第一期以王全遗址为代表,第二期以新乐遗址为代表,第三期以阿仁艾勒遗址为代表。前两期文化面貌较为接近,第三期文化面貌发生了较大变化。至于新乐文化的绝对年代,依据现有的测年数据以及不同时期的陶器特征,可暂定为距今约7300—6500年。     

考古工作者发掘海林振兴遗址

1994年,由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吉林大学考古学系组成联合考古队,对黑龙江省海林市振兴遗址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近800平方米,发现房址16座、灰坑130余个,出土遗物600余件。 该遗址由四种不同文化组成:即新石器时代文化、相当于“团结文化”时期和魏晋时期的文化及属于靺鞨系统的文化。     

内蒙古西部地区原始文化的编年及相关问题

近几年来,内蒙古西部地区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发现了许多重要的原始文化遗存;发掘了仰韶至龙山时期的包头市阿善遗址,仰韶至夏商时期的清水河县白泥窑子遗址,龙山时期的凉城县老虎山遗址、准格尔旗二里半遗址、龙山至夏商时期的伊金霍洛旗朱开沟遗址、准格尔旗大口遗址;试掘了准格尔旗张家圪旦和大庙圪旦遗址。先后获得了许多有价值的实物资料,为探讨这一地区从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的考古学文化编年问题,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辽宁西丰县河边遗址发掘简报

河边遗址位于西丰县房木镇河边村河边屯西约300米的崔家坟西岗梁上。2015年和2016年,辽宁大学历史学院考古学系和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考古队对河边遗址的两个地点进行了田野发掘,出土了丰富的凉泉文化遗存。发掘表明,河边遗址2015和2016年发掘的两处地点是非共时的同一遗址,或不同时期遗址范围有所不同。凉泉文化的出土遗物应具有早晚风格的变化,可划分为两个阶段,其早期的年代约在中原的春秋中晚期至战国早中期,晚期的年代大致在战国晚期至西汉初期。河边遗址的发掘丰富了对凉泉文化内涵的认识,但这些认识尚未明晰,还需日后进一步的考古工作加以补充。     

嘉陵江中游(蓬安至南充段)先秦时期遗址考古调查简报

2016年12月至2017年4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对嘉陵江中游(蓬安至南充段)进行了考古调查,调查共发现先秦时期遗址10处,扩充了嘉陵江流域先秦时期遗址的内涵,为进一步探讨该区域先秦时期遗存的分布状况、考古学文化面貌及聚落形态等提供了新的线索。     

试论点将台文化

点将台文化是以江宁县点将台遗址命名的考古学文化.一、点将台文化的发现和分布范围点将台文化遗存,最早发现于1956年发掘的南京安怀村遗址,其后在南京太岗寺遗址亦有发现,但囿于当时的认识,大多归入了湖熟文化的范畴.1973年发掘了江宁县点将台遗址.遗址分为上、中、下三个文化层,中文化层属早期湖熟文化,下文化层属于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即点将台文化.这是第一次从考古地层学上对点将台文化遗存与湖熟文化遗存进行划分,由于早期湖熟文化地层叠压在点将台文化地层之上,从而证实了点将台文化在时代上早于湖熟文化.     

跨湖桥文化的命名及其学术意义

作为2001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的跨湖桥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以及与它同一类型的下孙遗址,在器物形态及其组合、制陶技术、彩陶风格等方面有其自身的特点和相对独立性,文化内涵迥异于附近地区发现的同时期的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浜文化,可确定为浙江境内一个新型的、独立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类型,即跨湖桥文化。跨湖桥文化的发现与研究,有助于加深对浙江省境内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类型及其相互间关系问题的认识,有助于认识当时的生态环境,有助于加强对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交流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