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军队衰弱的内在因素

明代有一支规模庞大的军队。据《明实录》载,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官军共一,二一四,九三一人。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定天下都司卫所,内外卫三百二十九个,守御千户所六十五个。按卫所的额员计算,这一年的官军总数达一百九十一万余人。后     

宏伟的古建筑群

雄伟富丽的明清故宫,旧称紫禁城,始建于明代永乐四年到十八年(1406—1420年),是当时北京整体规划中的重点建筑区,位置在京城中轴线上。为了营建这座皇宫,耗费了大量财力物力,役使了从全国各地征调来的工匠、民夫百余万人。     

明代贵州西部战争对六枝农村春节禁忌习俗形成的影响

六枝农村除夕春节的某些禁忌习俗,折射了当地古代民众反抗官府的心路历程。它的深沉化内涵主要源于明代西部民众反抗官军斗争的失败心理。     

明初城墙包砖问题试析

本文通过统计明初南直隶、湖广、江西三省的城墙包砖情况,考察了明初城墙包砖的基本面貌,并根据明代各级城市所用城砖的烧造与征调情况,探讨包砖的相对成本,指出明初城市包砖与城市的等级、所处地区的军事战争形势密切相关。     

明末清初皖北地区的秩序变乱与重建

明代皖北地区的地方政治呈现出以官府为主导的单轨特点,表面的稳定下蕴藏着变乱的隐患。明末战乱重创了官府权威,引发了空前的社会混乱,朝廷派遣官军进驻皖北,并在军事力量的支持下建立了战时统治秩序。依靠官军的保护,皖北州县有限地恢复了社会统治,但也因为供给军需、兵民冲突等问题,出现了新的社会危机。甲申之变后,弘光朝廷无法控制四镇军阀,皖北爆发兵乱,致使战时秩序崩塌、地方统治瓦解,民心士气亦由此尽丧。清军顺利占领皖北地区以后,凭借强大的国家机器重建了由官府权威主导的社会统治秩序,以相似的路径终结了明末以来的乱局,获得了民心的顺服。     

简析明代西北土司的特点

明代西北土司因作用重要、影响深远等原因广受人们关注。本文通过具体史实初步探析了明代西北土司的几个特点,如:客籍多、根基浅,土流参治、土制于流,忠于朝廷、服从征调,军功起家、承袭武职等。     

从西蒙古草原到华北平原——明朝忠顺营源流考

明代后期的"忠顺营"是以内附少数民族官兵为主体构成的特殊军队。他们是北直隶诸卫的"达官军"后裔,源自洪武时代漠北杭爱山的北元部众。在把都帖木儿等人的率领下,由塔滩地区归附明朝,安置在西北凉州诸卫。永乐朝后期,其大部被再度内迁至定州、保定、河间诸卫。杭爱山——塔滩——凉州——北直隶的内迁线索从民族历史地理的角度反映了明朝内附少数民族的演变轨迹,彰显了政府与内附民族政治调试模式的具体运作进程及其结果。     

馆藏明代户帖、清册供单和黄册残稿

明初洪武三年在全国设置户帖户籍制度。洪武十四年下诏全国各地编造黄册,令各地户口随同土地一併登籍。它是明代管理户口和征调赋役的重要依据。中国历史博物馆保存的户帖、清册供单、黄册残底稿等文物,为我们研究明代的黄册制度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一,户帖与黄册元末“版籍多亡,田赋无准”。明初为严格地控制全国的人口和耕地,确保赋役的来源,洪武元年(1368年),在一些地区实     

略论贵州“改土归流”的特点

土司制度的渊源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宋元以来,开始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设置土官。明代对土司的承袭、进贡、赋税、均徭、差发、供输、征调、奖惩等,都作了详细规定,形成了一套颇为完整的制度。土司制是当时封建政治体制的组成部分,又是统治少数民族的特殊地方政权。封建王朝建立土司制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比较落后,文化习俗有很大差异,又存在着民族矛盾和隔阂,而且少数民族大多居住在边远地区,封建王朝的     

明代两广总督府址变迁考

关于明代两广总督府址及其变迁问题,学术界颇有争论.本文通过细致的考证分析,认为明代两广总督定驻梧州的时间为成化六年(1470年)而非成化元年(1465年)或成化五年(1469年);终明一代,两广总督府址经历了两次正式迁移,分别为万历八年(1580年)迁移肇庆和崇祯五年(1632年)迁移广州,并非有些学者所说的一次迁移或五次迁移,只不过在两广总督府址发生迁移之前,曾于两地分别设立过总督(提督)行台,以备总督不时巡行之需.值得注意的是,在万历元年(1573年)和万历二年(1574年),为了应对海防形势变化的需要,两广总督也曾先后临时性移镇惠州和潮州,虽然这两次临时性移镇不能看作是总督府址的正式迁移,但却透视出了明代两广总督府址迁移过程的复杂性.     

浅谈景德镇出土明代仿龙泉窑瓷器

本文根据近年来的出土资料与相关文献对景德镇地区明代仿龙泉窑瓷器作了较为全面的考察,考察对象主要包括御窑厂遗址出土的明代官窑仿龙泉窑器,以及景德镇地区明代民窑仿烧的龙泉窑器。研究表明,明初景德镇地区受浙江龙泉窑的影响,仿烧技术已达较高水平。随着明代官窑仿烧技术的完善,以及景德镇地区仿龙泉窑的成功,龙泉青瓷的地位逐渐被景德镇窑所替代。     

明代梧州府驿站考辨及其时空分布特点

明代梧州府水陆交通位置冲要,曾作为两广总府驻地,驿站、驿路分布较为密集。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明代梧州府的14所驿站逐一进行了考辨,纠正了部分讹误,认为明代梧州府先后在1州6县设驿站,设置时间集中在洪武年间,此后梧州府的驿站数量不断减少,至崇祯三年仅存5所驿站。同时,明代梧州府驿站的裁撤与驿站类型,根据统治需求与交通状况及时进行了调整,体现了明朝驿传制度在广西梧州府地方运行的实际形态。     

试论明代潮州抗倭之久烈

倭患是明代最大的外患。处于东南沿海的潮州,倭患相当严重,抗寇斗争也非常激烈。《潮州志·大事志》中记载明代潮州盗寇倭祸及官军平寇御倭事100多宗。潮州海盗首领与外来倭寇相依倚,纵横闽广沿海。肆行劫略。乃至“北虏南潮”一时代替了“北虏南倭”之论。①由此可知。潮州乃是明朝抗倭斗争最重要的区域之一。本文试对这一问题作粗浅的探讨,诚就教于专家学者。     

试论凌十八起义与金田起义

一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鸦片输入更加严重,加上巨额的战争赔款,以及大量外国工业品的倾销,使得中国封建社会固有的主要矛盾——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更加尖锐化了。在此基础上相继爆发的广东凌十八起义、广西金田起义绝不是偶然的。 1.两广地区是鸦片战争后受害最深的地区 鸦片战争后两广地区首当其冲,成为受     

南平“土官话”小史

福建南平“土官话”源于明代初期,当时近七成南直隶与周边官军家属驻扎南平,江淮官话成为移民群体的主流语言而最终形成了北方方言“飞岛”。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南平“土官话”既延续了江淮官话的特征,又与周边闽语长期接触而显示趋同特点。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南平“土官话”渐趋衰落,保护、抢救方言刻不容缓。     

东晋南朝墓葬出土道教符文牌（砖）初探

通过分析早期道教文献资料可知,南京、两广地区东晋至南朝墓葬中所出符文牌（砖）,与这一时期流行的道教真文关系密切。这些符文牌（砖）在墓中有禳煞镇墓之用,很可能是从两汉“五石”镇墓到唐代“五方镇墓真文”镇墓方式的过渡。结合墓葬年代等信息,推测在墓葬中放置道教符文牌（砖）这一葬俗,应是由当时都城建康向两广地区传播。     

《卫所武职选簿》所反映的郑和下西洋史事

收录在《中国明朝档案总汇》中的《卫所武职选簿》,至少保留了180余名跟随郑和下西洋的卫所官军的升赏情形,于郑和下西洋研究堪称弥足珍贵。据此较为原始的档案,我们可以大致确定郑和下西洋三次军事行动的具体年份,较大程度上填补郑和下西洋官军的具体人名,获知郑和下西洋官军的主要来源,进而确定其部队性质。     

从“军七民三”到“军三民七”和“官三民七”:明代广东的筑城运动

明代以前,广东与华南其他省份一样,大多无城,筑城率仅38.6%。经明初军民努力,筑城率提高到66%,明中期"凡县无城者悉令筑之"政策出台,筑城率达到95.7%,至明代后期,更高达100%。明初,广东筑城,主要由卫所军士负责,卫所指挥和千户主导。尤其许多府州县城与卫所同在一座城内,卫所更在城池营建方面占主导地位。不久,城池修筑,渐为军民合作,尤其卫所与府州县治同城的城池,更是军民合作、府卫或县所分修。最初,卫所官军负担的比重较高,军民分担比例为"军七民三";明代中期以后,地方开发,经济发展,地方社会对公共事务,尤其公共工程如城池修筑,在经费、工料和劳力方面,负担比例加大,遂有"军三民七"惯行事例,甚至出现"官三民七"比例分摊的官民合作模式。乡绅在其中扮演了主导角色。     

越南境内汉墓出土院落明器研究

越南境内院落明器在东汉中期开始出现并延续至三国初年,院落的主体房屋由平地式演变为干栏式,院落的布局由前庭后屋式结构演变为房屋三面环绕中庭的结构。越南境内汉墓出土的院落明器在干栏式结构和城堡式设计方面既受到两广地区汉代典型建筑明器的影响又形成了自身的地域特点,此外以天井为中心的院落平面布局以及房屋独特的制作技法也体现了鲜明的本地特色,东汉晚期至三国初年具有越南境内地区特色的院落明器直接输出到两广地区,上述文化交流现象产生的原因与东汉时期两地密切联系的历史背景有关。     

述明代戍卫长城之南兵

明代隆庆初年戚继光担任蓟镇总兵后 ,陆续调集一些浙江士兵 ,北上戍卫蓟镇长城 ,时称南兵。南兵北戍 ,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地理现象。本文主要从历史地理学角度 ,分析造成这种现象的地理因素。指出浙江地区自上古以来的武勇风尚 ,是形成这一现象的历史因缘 ;浙江士兵远远高出于原有北边戍卒的军事素质与作战能力 ,是征调他们北上的主要原因 ,而在他们的军事素质和作战能力当中 ,善于使用鸟铳等火器 ,起着尤为至关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 ,地狭人众的生存压力 ,则是浙江人乐于应募从军的内在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