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冕宁的村庙组织、村治实践与村落内生秩序

清代雍正年间以来,四川冕宁各村修建庙宇之风大兴,围绕修庙、祭祀而形成的村庙组织应运而生。这一民间自发形成的组织在村落管理和秩序维系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一方面,村庙组织每年定期举办庙会,组织村民(会众)轮流祭祀,强化了村落内部关系,形成了稳定的村落共同体。另一方面,村庙组织在日常生活中还承担调解内部纠纷、山林管理等治理职能,对村内行为起到规范作用。村庙组织"非常"与"日常"的村治实践,推动了村落内生秩序的形成与维系。     

论日本古代社会的村落首长——以石母田正的首长制学说为中心

战后日本著名古代史学者石母田正提出的首长制学说认为,在古代日本,郡是政治统一的共同体,因而将郡司级首长看作是地方共同体的代表,律令制下的郡司是将地方首长的统治制度化的产物。石母田正不承认村落级共同体及其首长的主体性,但日本史料中关于"村首"的记载证实了村落首长的存在,同时村落起源传说佐证了村落并非郡司级首长开发的"计划村落"。村落首长与村落成员的纳贡关系表明村落首长主导下的社会生产关系才是原生性的生产关系,村落首长也并未被排除在国家政权组织之外。郡司级首长的统治也是以村落首长的统治为前提,这种统治具有国家公共权力萌芽的性格。     

近世日本的村落财政与村落共同体

在村请制的制度背景下,近世日本村落拥有独立的财政——"村入用"。其支出既包括村落为实现封建领主对村落的统治所需的各项费用,又包括村落内部各项事务的开支费用。由于村落开支多为临时性的,一般由村役人特别是由名主先行垫付。村民分摊、村落独自收益、村落借款等构成了村入用的收入来源。封建领主迫于农民斗争压力,规定村役人制作村入用账,以防止村役人在村入用运行过程中出现舞弊行为。村落独自实行村入用在村落共同体的构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加强了村落内部的凝聚力和独立性。     

村落语境、民众情感与地域认同——山东省莱芜市南下冶村抬杠习俗探讨

抬杠本是人们对于争吵或吵架等行为的一种称呼,但在山东省莱芜市南下冶村,抬杠却成了一种相互辩诘的智力游戏,并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之一部分。在长期而反复的实践过程中,抬杠在一定程度上固定为某种形式的村落记忆,表达出民众的思想情感与地域认同观念,并最终型塑了南下冶人的整体村落性格,进而在村落内外社会之间产生了深刻影响,成为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村落"标志性文化"。而这一习俗的产生、发展与式微,又是与南下冶村所处的整体村落社会文化语境紧密相关的。     

从近世走向近代:华北的农耕结合与村落共同体

近世以来华北农民在农耕劳动上的互助-结合行为的变化与同时代村落共同体的变迁密切相关,而对上述问题的讨论则直接关系到对该时代农村社会性质等基本问题的认识。华北农村的农耕互助具有地域特征,通过对近世华北农村的"锄社"、"合具"及近代的"搭套"、"换工"等农耕结合习惯进行考察和相互比较,可以看出华北的村落共同体经历了一个从近世走向近代的、变质的过程。     

日本战国时期村落与大名权力关系考论——以16世纪近畿地区菅浦村债务问题为例

菅浦村是日本战国时期近畿地区大名浅井氏统治下的基层村落。在20世纪初的此地神社申,数量巨大的中世纪村落文书被发现。通过对相关文书的分析可知,菅浦村需要向大名浅井氏缴纳年贡和租税。当因各种原因出现滞纳年贡的情况时,通常由来自大名一方的代官浅井井伴为村落代付,但要收取巨额利息。菅浦村并不能利用大名浅井氏颁布的"德政令"来解除与代官的债务关系,而是需要将债务详细记录在案并尽力偿还。这一个案反映出,在16世纪日本战国大名与基层村落的权力关系中,大名占据主导地位,但其统治也需要利用村落內部成熟的管理机制来实行。     

北宋前期山东地区的佛教结社初探

山东省济南市灵岩寺辟支塔上镶嵌的十方功德碑是研究北宋前期山东地区佛教结社的重要史料。北宋前期山东佛教社邑首领的名称比较复杂,虽有一定的层次关系,但不像国家官制的等级层次那样分明。其成员分布很广,多为乡村普通民众,也包含少量市户,比较常见的是以家庭为单位加入。它们多以地缘关系结成,比较多的是以村落为单位,一般是一村一社,也有的是一村多社;另有以乡村行政组织"管"或"乡"等为单位结成的社邑,表明北宋前期山东民众对乡村行政组织和国家具有较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北宋前期山东地区的佛教结社在名称和首领的称呼上与唐代以来佛教结社的发展趋势一致,但在僧人的参与和结社的内涵或相关活动方面却有自己的特点。     

乡土艺术与村落语境的互动关系——以山东莱芜官厂村长勺鼓乐为个案

在中国传统的乡村社会之中,乡土艺术作为一种生存方式与村落生活空间关系密不可分。山东莱芜官厂村长勺鼓乐,作为一种与村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文化样态,长期以来以鼓乐队的表演形式和言传身教的口头叙事为主要传承方式,以庙会节日等重要空间为表演场域,蕴含着村民特有的精神旨趣及心理图式,对村落文化的塑造具有重要作用。随着当代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官厂村村落日常生活也逐渐发生着都市化的转变,传统的村落社区空间和文化传承空间日益受到冲击。面对现代生活方式与国家政治的双重"改造",官厂村长勺鼓乐的发展前景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     

后现代主义与古代史研究

如何看待后现代主义与古代史研究的关系?可以用古希腊人的两句话来概括,这就是"认识你自己"和"过犹不及".后现代主义是人类自我认识的无尽过程中的一段小小的插曲,它揭示了人类在认识自己过程中的自身局限性,比如在历史学中,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过去与历史作品之间的间接关系,语言的相对独立性,历史话语与表象中的权力因素,历史学家笔下的历史(文本)不可避免地具有主观成分,即具有与文学相同的"诗性".     

京郊四村80年:乡民社会的历史图景与现实处境

20世纪20年代李景汉调查的京郊四村长期以来一直得到学术界的关注,2006～2008年,我们又对京郊四村进行了田野调查和文献研究,目的意在秉承前辈学者的研究理路,以村民的收入和消费为主线,呈现其从乡土社会到城市街区的转换历程,以及失地农民在适应城市生活中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作为城乡关系的"连接点",大城市边缘村落既是乡土社会转型的前沿地带,也是都市化引发社会矛盾和冲突的焦点。因此,对京郊四村的再研究,不仅续写了村庄的历史,更突显了认识和记录中国社会变迁的价值所在。     

我国传统村镇旅游研究进展

不同专业背景的学者纷纷从不同的角度对传统村镇旅游进行研究和探讨,涌现了许多相关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主要集中在:传统村镇旅游资源特点和价值,传统村镇旅游开发,传统村镇旅游资源保护和开发,旅游对传统村镇的影响,传统村镇旅游流和客源市场,传统村镇旅游存在问题及对策。同时,我国传统村镇旅游研究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古村镇文化遗产利用探究

古村镇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每个古村镇的文化遗产均具有程度不同的历史、文学、艺术、科研等价值和利用价值.合理利用古村镇的文化遗产,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更是保护文化遗产的需要.如何合理利用古村镇文化遗产,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本文仅就古村镇文化遗产的合理利用、利用形式、编制规划等问题作一些肤浅的阐述.     

苏南水乡村镇传统建筑景观的保护与创新

苏南水乡地区是吴文化的中心地带。这里优越的自然条件、悠久的历史渊源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创造了体现"天人合一"思想的建筑景观。该建筑景观的独特性体现在:顺应水势的空间布局;与生活紧密联系的建筑环境;简远清秀的建筑风格。然而,近年来,苏南许多水乡地区的经济和城市化进程发展迅猛,水乡村镇不断扩张,在实际建设中又缺乏长远的、综合的规划,从而造成传统的历史文化遗存和传统建筑景观面临困境。同时,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宏观背景下形成的文化趋同现象也导致了村镇传统建筑景观多元化的丧失。因此,在此基础上,本文从精神、制度和物质三个层面分析了苏南水乡村镇传统建筑景观特征形成的文化背景,初步探讨了水乡村镇传统建筑景观的保护、继承与创新问题,提出传统建筑景观的保护原则(保护与人们生活的改善提高相结合的原则;对传统建筑景观分等定级的原则;积极保护与有效利用相结合的原则),进而提出文化发展观,倡导创造有苏南水乡特色的绿色田园建筑景观。     

江苏省乡镇企业的现状评价及发展途径

本文基于江苏省乡镇企业的现状,评价了江苏省乡镇企业的发展态势,分析了制约今后发展的若干因素,并提出了进一步提高其发展速度和水平的几条途径。     

宋金元时期陇西、青东黄土高原地区城镇的发展

宋金元时期是陇西、青东地区城镇发展的重要阶段。北宋为经略陇右而在陇西、青东地区大修堡寨,促使城镇数量激增,形成畸形发展之势;金元时期,城镇数量的显著下降是城镇建设回归常态的反映。这一时期城镇数量的剧烈变化主要存在于县以下的小城镇,而县及县以上城镇的变化相对稳定。特殊的政治、军事、民族形势和国防的需要,是影响这一时期城镇发展的主要因素,在此基础上,陇西、青东地区的城镇在功能上形成综合性区域中心城镇、军事性城镇和商贸型城镇三大类型。     

我国历史文化村镇保护的内容与方法研究

历史化村镇是我国遗产保护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第一批中国历史化名镇(村)的命名公布。遗产保护工作又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我国历史化村镇保护研究较国外起步较晚,相关研究也欠深入全面。导致在当前城镇化快速发展过程中,一些颇具价值特色的古村镇没有得到很好保护。本首先回顾了国内外历史小城镇、村落保护的演变发展,然后指出历史化村镇保护在价值特性方面,不同于历史化名城;在保护内容方面,要在以往偏重于物质化遗产保护的基础上。进一步加重非物质化遗产的保护;在保护方法方面,要综合运用历史学、地理学、建筑学、社会学、景观生态学等方法,才能达到较好的保护效果。     

晋江城镇的历史形成和发展趋势

晋江开发的历史较早,至今已有1200余年的历史,三面临海,华侨众多,有长期对外贸易的传统,以及泉州作为中心城市的带动,这些因素在历史上都对晋江城镇的形成和发展起重要的推动作用。
晋江地少人多,农业对劳动力具有强大的排斥力。但近年来乡镇企业迅速发展,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农业对劳动力的排斥和乡镇企业对劳动力的的吸引,是促进晋江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的动力。但目前还存在乡镇企业布局分散、第三产业薄弱、农业滞后以及城镇设施不够完善等一系列问题,城镇化质量不高。
我们预测到2010年时,晋江人口规模将达116万左右;城镇人口将达44万,占总人口的38%。泉州建市后,青阳、安海均难以替代泉州的作用,其城镇体系明显表现出多群组合的特点。同时,今后晋江的经济将以开辟晋南、青阳、安平三个加工区为重点,在沿海的交通干线展开生产布局,因而人口将继续流向交通干线和沿海城镇。在今后的经济活动中,青阳、深沪、安海、安平分别作为晋东北、晋南、晋西南、晋西北各片的中心城镇。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乡镇企业的发展,晋江现在已有100多个规模不大但相当密信集的专业村,只要加强规划和建设就有可能建成一批社会主义新村镇。     

山西古村镇类型及社会记忆符号系统研究

社会记忆是依附于社会群体产生的一种趋同性的社会文化符号。本研究利用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分析方法,通过“要素体-因子层-属性脉”的三维层次构建社会记忆的符号系统,基于中国传统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视角,从地脉、人脉、文脉的“三脉”属性对古村镇的类型及特征进行解读,发现：①“农”型古村镇社会记忆的宜农宜居、望族乡贤、天人合一的三脉属性符号特征明显;②“商”型古村镇具有对外通达的地脉记忆,精致讲究的文脉记忆和名商名士的人脉记忆;③“军”型古村镇的社会记忆在据险扼要、防御之上、将军传奇的三脉属性特征更加突出;④“工”型古村镇具有矿藏丰富、炉旺风顺、匠人传奇的特色社会记忆的符号特征。     

乡村地区公路网通达性水平研究——以广东省连州市12乡镇为例

以广东省连州市为例,设计路网连通度、可达性、农村路网与干线路网衔接的平均距离三项指标来分析乡村地区公路网的通达性水平。结果显示,连州市路网的连通度较低,布局不完善,并存在明显的干线路网指向性特征;路网可达性水平总体不高,各乡镇内部联系的便捷度普遍较低,且呈现出同心圈层的结构;农村路网与干线路网的衔接较好,具有较强的集散功能。最后,通过计算指综合分值的方法,对连州市的农村路网通达性空间格局进行分析,根据综合得分将连州市12个乡镇分为5个等级,其中连州镇、东陂镇的通达性水平最高,通达性水平最低的是三水瑶族乡;并初步探讨了其背后的形成机理,认为农村路网的通达性水平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包括区域面积、地形状况、经济实力、结点布局、道路建设等。     

集体化时期农村人口流动剖析--以赣闽粤边区为例

学界一般认为,在长达20多年的集体化时期,农村人口难以流动,农村社会几乎是一个不流动的社会.通过对赣闽粤边区农村人口流动剖析后发现:集体化时期,农村社会仍然流淌着人口流动的涓涓细流;这些细流,既有城镇人口的下乡流,也有农村劳力的进城流,还有农村内部的人口迁移流.集体化时期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由体制安排移民的时代;集体化时期的农村社会,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人口向农村、向山区迁流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