檔案舘的保藏工作

機關、團體、企業單位等公文檔案,是國家各部門工作的記錄,是國家秘密的基礎。這些逐漸失去現實意義的公文檔案,仍然還有科學歷史的價值。這些材料都有建立典型的檔案舘來保存的必要。一九五○年四月二十九日,蘇聯檔案專家米留申寫了一篇"關於組織檔案局問題的說明"他建議政務院下設檔案局。檔案局除領導中央各委員會、部、院、行、署等中央機關檔案室及大行政區的国立檔     

戊戌變法期間張之洞之子張權，之侄張檢、張彬的京中密信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圖書館藏有"張之洞檔案",共計四百九十二函,二千餘册,還有大量的散頁。其中一部分關於戊戌變法。筆者閲讀後,感受到了戊戌變法的另面。"張之洞檔案"中有一册李景銘收藏的《張文襄公家藏手札·家屬類》,其中有張之洞之子張權,之侄張檢、張彬由京中發來的密信,揭示出戊戌變法中的許多鮮爲人知的核心機密。本文介紹這批密信,並結合"張之洞檔案"中的親筆電報,予以背景的説明。本文是系列"張之洞檔案"閲讀筆記的第一篇。     

西南區土地改革期間保護民族文物暫行條例

一、爲保護我民族文物,防止有關革命的、歷史的、藝術的、文化的珍貴文物圖書在土地改革期間有破壞散失情事,特擬定本條例。二、下列各類文物爲我民族文化遺産,必须嚴密地加以保護: 第一革命文物類:凡有關革命的報章、雜誌、檔案、郵票、印花、土地證、路條、糧票·攝影圖     

皖南人民文物舘收藏文物介紹

本舘收藏文物分兩大部份: 甲、革命文物:包括太平天國、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戰爭、人民解放戰爭,幾個重要革命時期的文物。內容有:書籍、報章、雜誌、實物、檔案等萬餘件。     

丁未袁世凱致端方密信箋釋

丁未政潮期間,直隸總督袁世凱致兩江總督端方一封密信,内容涉及政爭的重要隱秘情事,該信後由端方家流出,刊發在《國聞週報》,學界多有引用,被視爲晚清政治史研究不可多得的史料。此封密信用了大量的隱語,需要借助檔案予以解讀,當事人的檔案尤其重要。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端方檔案,保存了政潮期間端方與外界往來的多封電報,其中一些内容與袁、端密信有着密切的關聯,借助這些電文可對密信中相關史事予以重新疏釋,或糾先期解讀之誤,或補前人研究之缺,借以揭示政情内幕以及光緒朝政局走向。     

清代旗人官修家譜檔案述論

有清一代,清廷出於選官、繼承以及掌控旗人人口的需求,曾經采用官修方式編撰旗人家譜,大規模介入並統一管理旗人家族人口檔案。這種官修家譜體制自清初即開始實施,經過雍正、乾隆時期的發展和完善,一直持續至宣統末年,産生了數量龐大、保存完整的旗人家譜檔案,内容涉及整個八旗體制下的各類旗人羣體。旗人家譜與八旗世爵世職制和八旗户籍管理制度緊密相關,可分爲承襲册型家譜與户籍册型家譜兩類,二者雖形式有異,在功能上卻有内在相關性。這批家譜在呈報、編纂、審核和保管等具體環節中,滲透了清王朝對八旗特定人羣的强烈干預與嚴格控制,是判斷旗人身分以及諸多制度實施的重要法律依據,其内容、性質、功用與同一時期民間"家自爲書、人自爲説"的私撰家譜迥然有别。目前學界對這批卷帙浩繁、内容豐富的旗人家譜檔案缺乏系統的認識,在先行研究中,對其文本性質尚無明確界定,本文試圖通過對旗人家譜檔案的文書形態、法律效用和官修性質的分析和梳理,將相關研究引入到更爲開闊的視野和空間。     

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員會一年來的展覽工作

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員會自一九四九年十月奉命籌設,至十二月正式或立。年餘以來,我們除對南京市屬之歷史遺跡、文物圖書進行了調查、搜集、整理、保管工作外,又在一九五○年二月到一九五一年二月的一年期間與各界聯系各機關合作徵求搜集了大批革命、反革命的文件檔案、書籍、報刊、實     

清末天津物價與外僑在華日常生活——德國駐津領事館檔案資料札記之一

聯邦德國檔案館藏清末德國駐天津使館若干檔案,保留了那個時期天津的若干物價與商業資料,使我們得以窺知當時神秘的外國人在華的消費習慣、生活水準,以及匯率與物價變動對其日常生活的影響,彌補了一般中文史料之不足。     

苏联初期文化建设中的文物保护工作

蘇維埃革命推翻了剝削階級、有產階級的統治權之後,對於這些階級所擁有的財富、物質上寶貴的東西都非常愛護。全國所有工業企業和工業的建築物,住宅、宮庭和地主的花園,紀念物和古蹟,禁苑和禁林,博物院、圖書館和檔案保管庫等等,經革命之後,都變為全民的財產。人民對待這些財     

乾隆十一年福安教案述論——以巴黎外方傳教會中文檔案爲中心展開

福安是明清時期中國天主教最爲發達的地區之一,也是教案頻發之地,而清乾隆十一年爆發的福安教案在中國傳教史上極具影響力。它不僅是中國天主教傳教史上第一次流血的教案,而且還促成了嘉道時期清政府在立法中訂立了對西洋人治罪的律令專條。這對中國天主教的正常傳播與發展産生了根本性的影響。以往對此事件研究者雖多,但由於資料、檔案屢屢披露發現,故以往成果多有偏頗。本文竭力綜合各類中西原始檔案,深挖全案的過程、原因及影響,以圖超邁。     

晚清駐英公使館與國際法的運用:以雙語照會爲中心的考察

駐外公使館從1876年設立之後,便成爲清政府與各國外交部之間重要的通信渠道。公使館作爲清政府官僚系統的一部分,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用人政策使其在外得以較靈活地履行外交職能,包括外交談判、搜集整合情報、管轄及保護華民、照料政府派出的海軍學員等等。公使也可以代表清政府,對於總理衙門和外國駐華公使之間爭執不下、無法解決的外交問題,向各國外交部提出交涉的請求。本文以晚清駐英公使館爲例,考察了收藏於英國國家檔案館FO 17檔案號下的雙語照會,對公使館如何利用國際法代表"中國國家"做出了初步的分析與評估。     

清代官方長白山祭祀若干問題補正——以滿漢文檔案爲中心

長白山爲清代滿洲人祖宗發祥之地,自康熙時起建立了高規格的官方祭祀制度。先行研究主要利用會典、實録等傳統史料,對清代官方長白山祭祀的制度規定層面進行了研究。本文主要依據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滿漢文檔案,探討了長白山望祭殿修繕、長白山祭文撰擬、長白山祭祀所用若干物品等問題,研究了官方長白山祭祀的實際運行層面。     

何干之的革命一生和史学思想

何干之同志是我国中外知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中共党史专家。我国老一代革命知识分子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大部分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这是为中国革命的特点所决定),成为能文能武、叱咤风云的将军、领导工农运动的领袖。此外还有一部分革命知识分子长期从事文化工作、理论工作,用笔杆子战斗。这也是中国革命中一支重要的、不可缺少的“军队”,他们以笔和口为武器,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广大干部和群众,为党的文化事业作出了贡献。何干之就是这支文化军队中的一名老战士。     

明代運河沽頭工部分司文書的發現與確認

上海圖書館藏明刻公文紙本《陶朱新録》、《緑珠内傳》、《正統北狩事迹》和《賈氏談録》是四書合爲一册的古籍,其紙背均爲明代嘉靖三十年(1551)至三十二年運河管理部門的實用檔案公文。通過對其内容的分析,可進一步確認該批紙背文書的具體歸屬機構及官員應爲徐州沛縣沽頭工部分司主官欽差管理河閘工部主事欽拱極。《陶朱新録》古籍合册紙背沛縣沽頭工部分司文書的數量雖不算大,但是很珍貴,其發現與確認頗具“古籍考古發現”意義,爲世界文化遺産運河提供了一批反映運河河閘管理事務的全新史料。     

戊戌前後諸政事(上)

本文根據"張之洞檔案"中的若干機密文件,揭開戊戌前後諸政事的內幕:劉坤一查辦張之洞被彈劾案,容閎、李提摩太、劉鶚在戊戌前後的表現,張之洞與李鴻藻的關係,岳州自開通商口岸,張之洞與日本政界聯手驅逐康有爲出日本,獎勵廣東紳士"報效"逃亡西安的清廷以及廢黜"大阿哥"溥儁等事件。這些雖非重大的政事,但對戊戌前後的清朝政治起到了相當重要或非常微妙的作用。本文分上下篇刊出。     

戊戌年徐桐薦張之洞及楊鋭、劉光第之密謀

本文以劉光第致其族弟劉舉臣之信爲線索,發現了膠州灣事件後刑部候補主事劉光第、内閣候補侍讀楊鋭對中樞的無力之不滿,希望湖廣總督張之洞來京主持,於是劉光第以門生的身份運動大學士、管理吏部事務徐桐,由徐出面保張。由楊鋭起草並與劉光第商訂的徐桐保張之洞摺,也在檔案中檢出録上。本文糾正了作者先前研究中的錯誤。     

西安縣人民文化舘的圖書推廣工作

西安縣文化舘不在西安城里,是在二道河子街。二道河子人口有一千户,是個小街。文化舘僅有二年历史。開始時並不明白方針,買書共四百册,理論書很多,後來也没增加,適合讀者需要的有二百本。過去文化舘在農村死守攤子,每天只十人到二十人來閱覽。工作人員有三人。當時發现來看書的人里面二流子多,商人也有,因此就想办法主動的在集市中向農民羣衆講說:有文化舘,可以休息,     

新疆三区革命时期的文化事业(1944.11——1949.9)

新疆三区革命时期的文化事业（１９４４．１１———１９４９．９）□新疆文化厅史志办公室前言新疆三区革命是我国人民民主革命的一部分,也是新疆解放前一次规模最大的革命运动。１９４４年秋,以维吾尔、哈萨克为主力的各少数民族农牧民和其他阶层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     

昨天是镜子是财富

昨天是镜子是财富刘忠德参加全国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工作的同志们做了大量的很有成效的工作,首先我代表部党组向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们党的事业是连续的;我们的革命文化工作也是连续的。没有昨天就没有今天。同样,今天的文化工作也是建立在昨天文化工作的基础上,建立...     

信息化与甘肃博物馆事业的发展

文博信息化是文博工作在管理理念、管理手段上的一次深刻革命,是加强文博管理和科学研究工作的迫切需要,是古老文化和先进管理技术的结合,是西部欠发达地区博物馆事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必由之路。信息化为甘肃博物馆事业带来了巨大变化和影响,促进了博物馆基础工作的现代化、藏品管理的规范化、藏品保护的科学化和藏品利用方式的多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