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问题及对策

我国现当代社会不断进步,土地改革也在伴随着不断持续发展。本文通过分析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工作中所遇到的问题,针对土地的所有权问题、集体土地的遗留问题、干部和村民的观念问题提出了解决办法,可以做好交流来明确土地的所有权,用完备的调解纠纷制度来提升效率,不断增强执行人员的执行水平和用系统的宣传工作来提高村民对土地确权登记发证的了解等各项对策。通过本文的研究来更好地实行农村土地确权登记发证的工作。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地制度的变迁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确立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确保了农民对集体土地的经营使用权。2002年的《土地承包法》规定,农民可以依法采取转让、出租、入股、抵押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土地,扩大了农民对土地的承包经营和使用权限,与此同时,还逐步完善了对农民土地的征用办法和程序,并完善了对农民的补偿安置办法。在新的农地制度变革中,还应进一步确保农民对土地的产权、完善征地制度和规范土地流转。     

农村土地交易的权利配置及利益分享

农村土地交易的现状是令人担忧的,现行物权法为农村土地交易厘清了所有权及其相关权利的关系。但是。农村土地交易仅仅依靠物权法是无法解决的。农村土地交易权利配置与利益分享机制是解决农村土地问题的关键。构建以农地发展权为基础的农地制度,再进行具体的制度安排,是构建我国土地交易利益分享机制的有效途径。     

小产权房问题研究

本文介绍了近些年出现的乡村小产权房现象,揭露国有土地所有权与集体土地所有权不平的问题;分析了乡村小产权房为什么不能在市场上交易,及阻碍其进入市场的法律根源,提出解决该问题的建议。     

农地市场化进程中的管理制度建设

本在对农地市场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针对目前农地市场运作中存在的问题和现行法律、法规的不足,就加强农地管理制度建设提出了一些建议。     

陕西省农村土地流转迟缓的供求影响因素与机制探析

农村土地流转长期受到决策者的鼓励,但我国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率一直偏低,西部地区尤其如此。本文试图以陕西省为例,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分析农地社会保障功能等因素影响农地使用权流转率的作用机制;并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分析了经济落后地区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率偏低的原因。研究结果表明,农地流转受到现行的以提供社会保障为基本目的的农地制度的约束,任何旨在提高农地流转率的改革措施,都必须考虑现行农地制度的社会保障功能和地区差异,实行因地制宜的农地流转制度。     

关于农村土地征收补偿标准之反思与重构

我国农村土地征收补偿标准之立法规定存在着按被征土地原用途给予补偿不合理、被征土地的年产值倍数法的补偿标准违背市场规律、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标准制定随意和偏低等不足,亟待改革。学术界对我国征地补偿标准改革方案众说纷纭,主要有提高补偿倍数、双轨制标准、区片综合地价标准和市场化补偿标准。本文通过批判与借鉴这些方案,从立法选择和具体制度设计上提出重构我国农村土地征收补偿之标准。     

农地征用中的利益博弈与立法选择

当前农地征用中失地农民与地方政府之间存在明显的利益分歧,利益博弈各方时常处于零和的状态。某些土地制度规定的相对滞后和地方政府行为的错位及＂官本位＂格局下强政府——弱农民的力量对比态势,成为利益零和博弈的根本原因。明晰农地产权主体,重构农地产权制度,创建一个有效而公平的谈判协商机制,创建农民组织,规范政府行为,这些都是立法选择方面的主要构想。     

浅评战后农地改革

战后农地改革是战后日本政治经济体制转轨的关键性步骤。在占领军总司令部的指导下,战后农地改革被强制向创设自耕农、保护租佃权的方向转变。以寄生地主制为特征的土地制度冈之解体,战后日本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土地私有制度。与二战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的土地改革相比,战后日本的农地改革显然非常成功。     

论农地所有权经济实现形式的创新与选择

当前,中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的收益多以收费的形式体现,这种实现形式法律依据不充分,实现成本过高,容易促成扩大收费,强行摊派。在强调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又使相当一部分农民对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收益这一部分合理收费也产生了误解,不利于土地集体所有权权利的实现。通过比较四种可供选择的方案,作认为,在近期内以“税收形式”实现土地所有权收益,在远期或市场经济完全成熟时以“农地所有权收益资本化形式”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