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日苏的最初交往与两国建交

1925年1月20日,日苏两国在北京签订了《日本、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于规定两国关系基本法则的条约》(简称《日苏北京条约》),宣布两国建交。日苏的建交,标志着两国关系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反映了列宁提出的“……全力争取改变我们同资本主义国家关系,使它从战争关系变为和平的和贸易的关系”的方针的正确。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倡导的“为争取和平而宣战”的苏维埃外交口号,到日苏建交之时,已获得卓有成效的结果。     

鸠山内阁时期中日、苏日关系比较研究

鸠山内阁时期,同属社会主义阵营的中苏两国都积极主张与日恢复邦交,苏日两国很快实现,而中日两国仍停留于民间交往。其原因是复杂的,文章着重从三个方面分析：1、在鸠山内阁外交战略中,日苏关系先于日中关系;2、中苏两国对日外交方式不同,苏联选择政府间的非正式外交方式,中国选择非政府间的民间交往方式;3、中苏两国对解决日俘、渔业等问题的认识不同,苏联将其视为邦交的资本,中国将其视为邦交的前提。     

论《日苏中立条约》签订的历史背景

《日苏中立条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签订的一项颇具影响的双边条约。这一条约的签订不仅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的反响,而且在史学界也引起极大的关注,对它提出截然不同的看法。认真剖析这一条约,不仅会使人们对条约签订本身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而且对日苏两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的关系也会得到正确的评价。本文仅就《日苏中立     

中美建交前的高层互动

今年是中美正式建交30周年。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发表第二个联合公报,宣布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美国政府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并终止同中华民国的外交关系,只同台湾保持非官方关系。这一历史事件开辟了两国关系的新纪元。     

中美建交前的高层互动

今年是中美正式建交30周年。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发表第二个联合公报,宣布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美国政府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并终止同中华民国的外交关系,只同台湾保持非官方关系。这一历史事件开辟了两国关系的新纪元。     

论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的日苏外交

日苏关系史,是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认真探讨一下这个问题,不仅对我们了解这两个国家之间关系的过去,而且对我们研究和认识日苏两国间的当代关系都颇有益处。为此,笔者拟以《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的日苏外交》、《后藤新平与日苏建交》、《一九二四——一九二九年的日苏关系》、《论一九四一年日苏中立条约》等八个问题为线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日苏关系,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本文是其中的第一篇。     

蒋介石与1935年中日苏关系的转折

1935年初国民政府的对日对苏政策具有多重性质.对处于复杂的互动作用中的中日苏三角关系及蒋介石的战略作出片面的理解,是日本发动华北事变的重大原因.蒋介石在对事变的因应中曾从正反两个方面运用苏联因素,并尝试以"共同防苏"换取日本对华政策的改善.但日本对之提出了中方难以接受的前提,最终迫使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在大政方针上转向对苏不惜联合与对日不惧应战.导致这一转折的决定性的外因,是日苏两国在中国的主权问题与政权问题上的不同姿态.     

中以建交为何拖了四十多年

中国和以色列从1950年6月就开始了建交谈判,直到1992年1月双方才建立外交关系,中间相隔42年。两国建交被拖延了40多年,并不是两国不想与对方建交,也不是两国间存在影响建交的双边问题,而是中以关系的发展受到双方各自与第三方关系的影响和制约。这一现象在国际关系史上虽非绝无仅有,但却是十分罕见的。     

破冰之旅:中日建交珍闻

今年89岁的肖向前,是当时中日建交过程中的主要联络人与见证人。从中日对抗到两国邦交实现正常化,历经了几代人的努力;从民间外交到"以民促官",走过了一段漫长的路程……那是一段"破冰之旅"的往事。两国领导人举杯相庆的那一幕,永远铭刻在肖向前的脑海中。     

迅速发展的战后日苏贸易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苏贸易额很小,在各自对外贸易中所占的比重也很低,1930年日对苏进出口总额为3,190万美元,出口为1,350万美元,进口为1,840万美元,是战前最高的一年。战后日苏贸易的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从1946年到1956年的11年为第一阶段,此间两国尚未恢复邦交,仍处于战争状态。在这一阶段的前期,直到1949年末,日本处在以联合国战领军的名义美军管制下。当时的日苏贸易以政府简易货形式进行的,日本出口主要是木船、机车、渔网和乌尼拉麻绳索,进口主要是煤、焦炭、包装纸和杀虫剂。1949年日本的进出口总额为873万美元。     

蒋介石的中日苏关系观与“制俄攘日”构想——兼论蒋汪分歧的一个重要侧面（1933—1934）

对1933-1934年间的中国而言,怎样综合处理对日对苏关系这一组复合性矛盾,是一个困难而又复杂的选择。就整体来看,蒋介石在此期闻并未单纯偏向于“联苏制日”,而是以“中立”促成日苏两国的相互牵制,实现既“攘日”又“制俄”的双重目标。二在质量上随各阶段矛盾的变化及对矛盾之认识的变化而各有侧重,在时间上则平行不悖。对这种着眼于利用国际矛盾的“二重外交”的评估,是当局在形势判断上的一个分水岭。它带来了蒋汪两人此期在外交方针上的分歧,并埋下了最终导致他们走上相反道路的种子。     

蒋介石的中日苏关系观与“制俄攘日”构想——兼论蒋汪分歧的一个重要侧面

对1933—1934年间的中国而言,怎样综合处理对日对苏关系这一组复合性矛盾,是一个困难而又复杂的选择。就整体来看,蒋介石在此期间并未单纯偏向于“联苏制日”,而是以“中立”促成日苏两国的相互牵制,实现既“攘日”又“制俄”的双重目标。二者在质量上随各阶段矛盾的变化及对矛盾之认识的变化而各有侧重,在时间上则平行不悖。对这种着眼于利用国际矛盾的“二重外交”的评估,是当局者在形势判断上的一个分水岭。它带来了蒋汪两人此期在外交方针上的分歧,并埋下了最终导致他们走上相反道路的种子。     

中法建交始末

1964年1月27日,中法两国政府发表建交联合公报,宣布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时处东西方冷战期,此举震动世界,媒界称之为"外交核爆炸"。中法两国的建交谈判曲折而富于变通精神,建交公报只有两句话,这在新中国外交史上绝无仅有,法国也是唯一同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而没有首先宣布同台湾当局断交的国家。详见《中法建交始末》一文。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澳苏建交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澳大利亚外交和防务发展的分水岭。二战前,澳英传统关系以及大英帝国的保护意识使澳大利亚外交一直处于边缘状态,第二次世界大战却改变了这种传统的外交格局。澳苏建交是这一变革过程中的重要事件之一。澳苏关系的正常化既是两国政治家和外交家站在战略的高度去审视双边关系并为之做出不懈努力的结果,又是英苏关系一定程度上改善的体现。澳苏建交反映了国家利益尤其是安全利益始终是国际关系发展的一个主要线索和动力,同时也说明了在战争的特殊背景下国际关系的复杂和微妙。     

中国与南斯拉夫建交始末

南斯拉夫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但中南两国的建交却拖延了五年才得以实现。苏联与南斯拉夫关系的变化是中南建交延搁和实现的主要原因。建国初期,尽管南斯拉夫符合新中国的建交原则,但中国不得不首先考虑苏联的立场和中苏同盟的利益。随着苏南双方外交关系的恢复以及南斯拉夫与东欧国家关系的改善,中南才最终得以建交。     

蒋介石的对苏纠结与抗日决断(1936-1937)

对1936—1937年间的蒋介石而言,如何综合处理对日对苏关系及其中"抗日"与"防共"这一组复合性的课题,是一个两难抉择。基于"倭患急,俄患缓;俄患大,倭患小"的根本认识,他在这一阶段总体上仍以促使日苏两大强邻相互牵制为目标,故一边为合作抗日而推进与苏联、中共的谈判,一边则在对日外交上以日方最重视的防共问题为筹码,谋求缓和中日关系。西安事变后,蒋虽在抵抗日本侵略方面日趋坚定,但在联苏问题上依然处在纠结之中。最后,在日苏两国对华姿态日趋相反的客观形势下,蒋才为以缓制急而被迫发动对日抗战。在研究蒋介石的这一心路历程时,必须重视其中的多元性、变动性与反复性。     

论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建交

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建交是冷战时期中国与东南亚外交关系发展的重大事件。尽管印度尼西亚建国初期曾有其总工会代表团赴华与中共高层接触,但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两国建交问题的却是印度尼西亚前宗主国荷兰。荷兰利用荷—印(尼)联盟主导者的身份,企图在保留与台湾当局外交关系以及不支持中国加入联合国的情况下,以印度尼西亚与中国建交作为荷中建交的交换条件,并以此保持在华各类利益,但此举为中方所拒。荷兰不得已放弃对台湾当局的外交承认,由此台湾当局撤销驻印度尼西亚外交机构。在印度尼西亚方面,尽管美国施加了外交压力,但苏加诺总统仍采取了平衡外交政策,而中方也获得苏联对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建交的支持。在两国的努力下,中国与印度尼西亚于1950年4月13日建交。     

日本对德结盟述论

尽管日本的对德结盟政策实施于20世纪30、40年代,但日本的对德结盟论出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它经历了三个阶段。日德同盟的建立经历了准同盟时期和同盟时期。在日德同盟构建前后,从结盟的角度来看,日本存在着另一种结盟构想:利用德国与苏联的关系,调整日本与苏联的关系,如果有可能,缔结日苏同盟,从而进一步缔结更大的日德意苏四国同盟。     

蒋介石、胡宗南与1943年闪击延安计划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共关系相对缓和,但国民党对陕北地区控制权的争夺并未停止,1943年夏季蒋介石误判日苏冲突在即,命令胡宗南7月10日闪击延安.此后因日苏关系趋于缓和,中共又获悉计划详情,蒋被迫暂停军事行动.随之中共全面改变“和国”政策,展开大规模政治攻势,国共紧张的军事对時演变为舆论宣传战.而苏联公开介入国共冲突,刺激蒋介石再度计划进攻陕北,但罗斯福的反对态度及党内人士对英美停止援助的担心,军事制裁方案最终放弃,重新将中共问题定位为政治问题.由此可窥知,国际因素成为蒋介石考量战时国共关系的关键所在,但随着美苏深层次的介入国共冲突,国共关系及其实力的变化又转而成为影响美苏在华存在的重要变量.更为重要的是,闪击延安计划促使中共重新定位与国民党的政治关系,国共关系迅即迈入新的历史阶段.     

中以建交为何拖延了40多年

1950年,在中以两国的交往中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年份。1月,以色列成为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中东国家;6月,双方开始建交谈判;9月,以色列投票支持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一切却在朝鲜战争爆发后发生了大逆转,两个优秀民族建立正常关系的时机被一再延误,直到1992年。40多年的漫长岁月中,中以关系究竟走过怎样曲折的道路?与波诡云谲的国际关系有什么关联?资深外交官陈来元为我们提供了一份令人信服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