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早期日本对中国沿海侵渔及其影响——以1924年日船越界捕鱼案为中心

清末民初,中国国力衰微,日本乘机加强对中国渔业的侵掠。1924年,近百艘日本渔船越界进入山东沿海捕鱼,引发两国旷日持久的交涉,日本以在公海捕鱼为由,拒绝赔偿相关损失,侵渔案遂不了了之。日船越界侵渔不断,严重损害了沿海渔民的利益,破坏了中国领海主权的完整,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中国领海权的立法。     

南京国民政府法币政策的实施与各省地方政府的反应

1935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宣布实施法币政策的直接导因,是为了制止白银外流,但实施统一的法币政策一直是南京国民政府整合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重要步骤,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制止白银外流只是法币政策实施的一个契机。本文试图以南京国民政府的法币政策为中心,对法币政策实施前后中央与各省地方政府之间的互动关系作一考察。     

中国将放宽日本食品进口限制

温家宝总理已同意放宽对目本部分农产品的进口限制,日本首相菅直人、韩国总统李明博和温家宝在东京举行了三边峰会,温家宝在会上宣布了这一决定。中方同意解除对日本两个县的农产品的进口限制,这两个县距离受灾核电站较远。对另外10个县的进口禁令将继续实施。     

论五四前戴季陶的对日外交观

五四前,戴季陶屡屡撰文,评析中日外交时局,深刻地揭露了日本侵华行径、政策、手段和实质;大胆地提出一系列挽救时局的对日外交政策,即主张“联美制日”、“武力救国”、“殖产救国”,以及在中日平等、自由、互助基础上的“中日亲善”等。同时,戴氏对日外交方针又表现出异常消极软弱,曾影响孙中山谋求日本的援助;后继续延伸发展,直至影响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的对日外交政策。但是,反对日本侵略是五四前戴季陶对日外交观的主流。     

抗战时期日本对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入侵与垄断

抗战时期,日本政府对中国沿海和内河航运业实施了全面入侵和控制战略。该战略包括出台实施一系列控制海运的政策,设立控制中国沿海远洋航线的国策海运会社,设立控制中国内河内港航运的轮船公司,以及采取多种措施打击、排挤和取代其他国家的轮船航运势力等。在日本政府推动和支持下,日本轮船航运势力打败此前的霸主英国,排挤其他国家的航运势力,实现了把中国沿海内河轮船航运业变成日本独占之局的目的。     

妥协与抗争:蒋介石与济南事件前后的对日决策

本文利用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收藏的相关日文档案,及《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等书中所收蒋介石日记,对蒋介石在济南事件前后对日决策中的表现进行系统梳理。研究发现,蒋的对日妥协、退让既是事实,但另一方面,无论是在谈判桌,还是在战场上,他也都不乏强硬的一面。面对日方赤裸裸的武力威胁和过高的谈判要价,他虽有不少退让,但从未完全屈服。尤其当认清日方的侵略本质后,他便开始想尽办法,改换策略,与其对抗。为了逼迫日方在谈判条件上让步,他顶住压力,力排众议,一再拒斥日方军事交涉的要求,并试图利用日本军、政界内部的矛盾、分歧,力争实现事件的外交解决。这些看似消极的抵抗,却收到不错的效果——日方被迫在谈判条件上让步。此后,蒋愈发强硬,最终致使日方未能实现其预定目标,南京国民政府也因此得以避免遭受更大的损失。     

重庆日租界的收回

重庆日租界的设置始于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该条约第四款规定中国方面向日方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日船可以沿内河驶入上述各口岸,搭客载货.至此,日本政府继英国政府之后,以不平等条约索取到辟重庆为商埠的特权.这样,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便从沿海深入到了中国内地.     

合乎新规还是依循旧约:苏州日租界开设茧行之争(1924—1925年)

民初江苏地方官厅及农商部为保护江南丝织业发展,一方面出台了丝区、茧区分设的政策,另一方面严格限制茧行的开设.20世纪20年代日本驻苏领事为振兴苏州日租界,决定于租界内开设茧行.苏州地方丝织业团体联合苏州总商会进行了严重抗议,苏州地方官厅、交涉公署、苏省政府以及北京的农商部、外交部等多个相关部门就苏州日租界开设茧行一事与日方进行了一系列、多层级的交涉.但因租界经商并不违背中外已经签订之条约,因而交涉最终并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只得到了日本领事嗣后如再有添设茧行事,一定慎重考虑的承诺.苏州日租界茧行交涉也成为近代通商口岸贸易及对外交涉的一个缩影.     

塘沽协定签订前的中日谈判

塘沽停战协定,是1933年5月南京国民政府在长城抗战失利后,与日本签订的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塘沽协定的签订,是“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对日政策由妥协到有限的抵抗,     

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演变——以《中央日报》对马占山抗战的报道为中心

九一八事变后,马占山领导的抗战引起中外各界广泛关注,而当时南京国民政府把不抵抗和向国联申诉作为处理中日冲突的基本政策,《中央日报》作为国民党机关报,其对马部抗战的态度是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政策演变的缩影。本文试图通过梳理《中央日报》对马部抗战的报道来透视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走向及在新闻舆论的引导和抗战动员宣传方面的策略和作用。     

“济案”前夕日本出兵山东与南京国民政府对策

“济案”前夕,以北伐为中心的南京国民政府非常重视中日关系。日本出兵山东前,南京政府采取以护侨为中心的一系列措施,力避日本方面抓住出兵山东的任何口实。针对日本出兵山东的事实,南京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同时寻求和平解决办法,极力避免军事冲突,并向世界各国发出求援呼声,国内民众的活动也基本上被纳入其轨道之下。最终,日方的步步紧逼及中方的退让预示着一场大灾难的来临。     

15世纪中后期至16世纪初期的中日两国选钱令探析

<正>一引言选钱令是15世纪末至17世纪初日本针对民间有选择性地挑选钱币使用现象而出台的禁令名称,中国明朝方面也发布过类似的禁令,且发布时间早于日本,被称为“挑拣禁令”。本文为便于叙述,统一称为“选钱令”。作为15世纪后期中日两国先后发布且具有很多共通性的禁令,其都对有关民间挑选钱币使用的行为进行了规范和限制,两国选钱令中关于各种不同钱币的种类、兑换比率、材质及品质的记载对于分析当时中日两国的货币流通情况、社会经济状况,以及中日货币交流史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日关系150年中日学术讨论会综述

1993年6月在日本举行了“中日关系150年:相互依存、竞争、敌对”中日学术讨论会。此次会议由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地域研究中心、松阪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联合主办,出席讨论会的中方学者8人,日方学者150多人。     

七七事变与英国的远东对日政策转变

自从近代以来,作为西方主要大国的英国在远东地区,特别是在中国拥有诸多权益,因此对于日本在华势力的扩张一直极为关注。然而,直到七七事变之前,面对日本在华势力的渗透和侵略活动,英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一直采取纵容政策。七七事变的爆发以及日本侵华战争的扩大,终于使英国认识到了日本企图全面控制中国并排挤其他西方国家的野心,英国对日政策由此转向强硬,并在八一三事变中达到顶峰。英国对日政策的转变,是整个国际形势和中国战场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它对于中国的抗战事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本将对七七事变与英国对日政策的转变过程及其原因进行探讨,以深化我们对于抗战时期英国远东政策的认识。     

博览·时事

中国强烈抗议日本允许李登辉访日日本外务省12月21日透露,当日上午日本有关机构已向李登辉发放了入境签证。当天下午,中国驻日大使王毅在东京都内发表演讲时就此指出:"(李登辉)是'台独'势力的代表人物,虽然已退离公职,但他是促进'台独'分裂活动的先锋人物,希望日方重新考虑此事。"日本共同社对此的解读是,王毅有意要求日方撤销这一签证的发放。     

1930年代初中国海关金单位制度的建立述论

海关金单位制度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财金领域内一系列重要项改革之一,从制度层面有效地制止了金贵银贱风潮给中国关税收入所带来的风险,有助于维持南京国民政府的内外债信,对债赔各款偿付方式作出必要的改革;另外,海关金单位的制度设计还直接包含或涉及到了黄金外汇市场运作、中央银行和货币发行等领域,为这些领域的制度改革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行性。南京国民政府所属的各相关机构部门,如行政院、财政部、海关总税务司、中央银行等各司其职、通力合作,也是海关金单位制度得以有效实施的重要原因。     

论战后美国“扶植”政策对日本经济的影响

二战后,美国单独占领日本,在占领初期,美国为打击日本法西斯势力,对其实行了"打击,限制"政策。但随着形势的变化,美国改变了其战略方针,对其进行"扶植",这在客观上对日本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从本质上讲,美国对日政策的改变是以其自身利益为前提的,他不可能也决不允许日本强大成为自己的对手。本文试图从美国这一政策出台的背景,起实施过程中的作用来具体分析一下这一政策对日本的作用。     

华中沦陷区“军管理”工厂“发还”探析——以南通大生纺织公司为例

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后,对占领地华资工厂实施"军管理",采取攫夺拆卸、"合作"经营、租赁变卖等形式使民族工业遭受重创。1940年3月,为配合成立在即的汪伪政府,昭彰"日中亲善",共建"东亚新秩序",日本决定"发还"华中沦陷区"军管理"工厂。至1943年7月28日,南通大生纺织公司等140家华资工厂历经日方公告、国民政府阻扰、汪伪督促等曲折后,先后解除"军管理","回归"中方。但究其实质",发还"只是日方经济统制与政治占领的另一种延续,华中沦陷区各"军管理"工厂并未因此而"重获新生"。具体到大生公司,其"发还"的坎坷历程,背后暗含着鲜为人知的势力折冲、日汪等多方势力的各取所需及"军管理"工厂的艰难求存。     

南京国民政府的华侨教育政策与措施

本文分析南京国民政府为了加强对华侨教育的全面管理和支持而采取的一系列政策与措施。作者认为,南京国民政府重视华侨教育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华侨教育政策有着积极的作用,但也存在一些弊端和问题。     

济南惨案前后蒋介石的对日交涉

1928年5月3日,在南京国民政府指挥的第二次北伐途中,日本帝国主义者悍然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这一事件,是蒋介石政权建立后,中日两国重大冲突的先声,亦是蒋政权对日屈辱外交的开端。因此,弄清惨案前后蒋介石对日交涉的历史真相,有助于认识蒋介石的对日政策与南京政府初期的中日关系。本文拟就这个问题作一初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