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论战中的“调停风波”

在我结束长达十年的国外学习工作回到中国外交部刚一年，就碰上罗马尼亚领导人德治揭竿而起公开反对赫鲁晓夫的事件。1964年3月，他打着调停中苏公开论战的旃帜，派毛雷尔总理率罗党代表团到中国寻求支持。在周恩来出访亚非欧十四国未归的情况下，毛泽东要在赫鲁晓夫后院“放火”。便派刘少奇、邓小平率团同罗马尼亚代表团会谈，毛泽东亲自出来唱最后会见的压轴戏。我作为翻译，深深地感受到了毛主席作为一位伟大战略家的襟怀和气概、亦庄亦谐的伟人风度和“来如泰山、去如清风”、挥洒自如的谈话风格。     

谭震林的一封信

正1967年2月17日,谭震林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表明了他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表示了对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愤慨。林彪看后转送给了毛泽东,后又把毛泽东的批复件撕掉了。我亲历了这封信的处理过程。(一)1967年2月11日和16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分别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碰头会。在这两次会上,围绕开展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要不要保留老干部、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重大     

江青折腾我拍“样板电影”

1963年,广州军区剧作家赵寰,根据1962年台湾当局派出九股武装特务,窜犯大陆沿海骚扰,被大陆英勇的海防民兵一举歼灭的故事,创作了一部多幕话剧《南海长城》。军区战士话剧团演出后,广大群众反应强烈。1964年,《南海长城》奉调进北京演出,6月19日,毛泽东和江青观看了演出,毛泽东对该剧予以肯定。之后江青又和剧团领导及作者赵寰谈了进一步修改的意见,据她说有的是毛泽东的意见。1965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陈播拟将《南海长城》搬上银幕,并决定由我出任该片导演。此时我正在广东湛江地区拍摄《带兵的人》,巧的是这部影片也是广州军区战士话剧…     

中苏论战中的“调停风波”

在我结束长达十年的国外学习工作回到中国外交部刚一年,就碰上罗马尼亚领导人德治揭竿而起公开反对赫鲁晓夫的事件。1964年3月,他打着调停中苏公开论战的旗帜,派毛雷尔总理率罗党代表团到中国寻求支持。在周恩来出访亚非欧十四国未归的情况下,毛泽东要在赫鲁晓夫后院“放火”。便派刘少奇、邓小平率团同罗马尼亚代表团会谈,毛泽东亲自出来唱最后会见的压轴戏。我作为翻译,深深地感受到了毛主席作为一位伟大战略家的襟怀和气概、亦庄亦谐的伟人风度和“来如泰山、去如清风”、挥洒自如的谈话风格。罗党代表团到达北京以后,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刘少奇首先同罗马尼亚代表团会谈。同他们,特别是当时在罗马尼亚政坛上崭露头角、年轻气盛、血气方刚的齐奥塞斯库,进行了激烈的交锋。毛主席运筹帷幄,在后台指挥, 召开了几次政治局常委会。毛主席本着“既要支持罗马尼亚反对霸权主义, 建立世界反霸统一战线,又要打掉罗马尼亚一味要求中国停止‘公开论战’     

文史精萃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法官王文正是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特别法庭的审判员,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任命名单上,排在35 名审判员之首。关于"四人帮"密谋派王洪文去长沙诬告周恩来总理和邓小平的"长沙告状"事件,王文正在参加秦城监狱预审组和检察起诉书的讨论时,曾提出过不同的意见。王文正提出:"王洪文以中央副主席的合法地位向毛主席反映情况,尽管其用心险恶,有诬告行为,但这是符合组织原则的,是合法的。而以此作为反革     

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1966:江青插手军队文艺内情

江青要以“文艺革命”的名义,找部队管文艺工作的同志开座谈会,得到了林彪的赞同。江青说:“我要请‘尊神’,请解放军这个‘尊神”支持我。” 以批判《海瑞罢官》为突破口,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烈火的江青认为这还只是“前哨战”,“决战时机尚未到来”。她决心要进一步扩大战果。 1966年1月21日,江青从上海跑到苏州去找林彪,谈了她的一些想法和意见。她要以“文艺革命”的名义,找部队管文艺工作的同志开座谈会。她说:“我要请‘尊神’,请解放军这个‘尊神’支持我。”得到了林彪的赞同。林彪让叶群打电话给当时主管宣传、文化工作的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说,江青要找部队几个管文艺工作的同志谈谈部队文艺工作问题。参加的人不要太多,只要四     

我在“文革”岁月中(下)

西花厅侧十日夜1966年12月28日,氢弹设计试验成功。当天晚上,周总理把刘杰等找到西华厅听汇报,并为庆贺特地准备了晚餐和一点酒。那时我虽然已经离开了二机部,但有些与核武器有关的事,总理还让我帮他过问一下,因此把我也叫去了。我们正在西花厅谈话、吃饭时,江青不知为什么,气势汹汹地来找总理,只和总理单独谈了几句就走了。不久,二机部的“造反派”即赶到了中南海西北门,扬言要打倒刘杰和我,并把矛头指向周总理。总理闻讯后,风趣地说:“他们反对我,我引为光荣!”接着就念起了毛泽东《水调歌头·游泳》一词中的两句:“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     

在延安为领导人看病的回忆

为毛泽东检查身体 我第一次和毛泽东主席接触是1943年秋季。我住在枣园为王稼祥会诊,同时为毛主席、江青检查身体。我们就在他们住的窑洞里用手提X光机,做胸部透视。因为江青有肺结核病,人很消瘦,有时给她注射钙剂类药物。毛主席和江青非常喜爱他们的小女儿李讷,那时约有二三岁,胖胖的。 有次我们晚饭后散步,遇见毛主席约我们到他家玩麻将牌。有毛主席、鲁之俊、马海德和我共四人。王斌在旁观看。我坐在毛主席上家,设法多打牌     

目击伟大转折的序幕

1974年10月,在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和毛泽东主席的亲自过问下,我自林彪、江青一伙炮制出台“杨余傅事件”冤案,被送往沈阳丧失自由7年之久后终于回到北京。1975年4月,中央军委任命我为北京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使我重新获得为党工作的机会,也因此获得了一个从领导高层的角度参与和目击我们党和国家如何度过1976年前后的非常时期,以及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最终得以实现伟大转折的宝贵机会。     

致柳·伊·阿克雪里罗得的信

舍尔纳,星期二,[1905年]11月7日(?)日亲爱的柳波芙·伊萨科芙娜: 我认为,您最好采取这样的立场,即您既不要参加多数派,也不要参加少数派,并准备为两派中的每一派工作,只要它反对沙皇制度和资本主义,而不是去同另一派斗争。您必须发表意见,就像我一样。目前属于少数派的每一个人所不得不呼吸的那种空     

朝鲜停战内幕——来自俄国档案的秘密

斯大林通知我国:苏联代表准备重返联合国,以便影响朝鲜问题的讨论,希望你们不要反对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后,斯大林没有及时把苏联代表派回到联合国去,从而使美国得以操纵安理会轻而易举地通过了一系列不利于北朝鲜的决议。随着7月7日     

《红都女皇》真相——维特克采访江青的前前后后

旧事重提 1992年,我去美国探亲访友。从美国回来后,我忽然接到美国友人陈香梅女士寄来的一篇文章,登载于美国中文版《时报周刊》,读了以后真是令我万分惊讶。原来20年前江青与维特克谈话这一事件,至今还被人利用来造谣。这篇文章开头说：“在大陆,凡稍微了解一点‘文革’中期历史的人,很少有不知道（《红都女皇》事件的。宦国苍先生通过访问当年肇事的维特克教授,揭示了所谓‘周恩来策划离间毛泽东与江青内幕’。”     

随温家宝急赴西藏抢救十世班禅

本文作者王敏清,曾担任中央保健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兼"文革"后第一任卫生部保健局局长。他多次在中南海游泳池为毛泽东做保健服务,并先后为杨尚昆、邓小平等领导人及江青做过保健医生,还参与了叶剑英、胡耀邦、十世班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病危抢救。     

机要秘书:对江青第一印象是“神秘”

正众所周知,江青是毛泽东的夫人。但长期以来,人们对这位中国曾经的第一夫人知道的并不多。粉碎"四人帮"后,坊间关于这位"四人帮"核心人物的传闻铺天盖地。她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也许只有身边的人才能说清一二。《庭院深深钓鱼台:我给江青当秘书》就是一本由身边人讲述江青的作品。作者杨银禄     

教师汪文风 从“童怀周”到审判江青

“想当年,我审江青的时候,她大骂我是笑面虎,还说我是邓小平最凶狠的刽子手。你今天来采访我,也是在采访邓小平最凶狠的刽子手。你看我像笑面虎么?我凶不凶?呵呵,其实我很温和吧。”     

毛泽东理论问题指示平议

1974年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指示,是其“反修防变”理论与实践的继续和发展。毛泽东指出,中国还存在着变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性,这种忧虑是有历史和现实根据的,是富有远见的。他力图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社会制度本身寻找产生这种危险性的原因,其方法科学,思考深刻。但由于对马克思、列宁的论述有误解,其分析和结论存在着片面性和差错。在理论指示中,毛泽东还强调要防止在工人阶级中、机关干部中和党员中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问题,产生资产阶级分子,其正确性已经被国内和国际的实践证明。在1975年宣传贯彻理论指示的过程中,邓小平同“四人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指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要有个物质基础,对毛泽东关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存在的根本不足作了弥补;他致力于运用理论指示解决反对资产阶级派性、反对无政府主义、反对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和思想作风等问题,以实现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邓小平的积极引导,可说是对毛泽东的理论指示的一次实践检验。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拒腐防变”的历史性课题,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毛泽东“反修防变”理论的批判继承和积极发展。     

江青与陈伯达的恩怨

江青与陈伯达是从延安开始认识的。那时,陈伯达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江青涉及政治工作较少,她主要负责照顾毛泽东的生活。所以,江、陈之间没有矛盾。据陈伯达说,江青曾两次向他表示想离开毛泽东,一次在延安,一次是解放初期在北京的西山。     

王稼祥在遭受迫害时

1969年10月,林彪以战备疏散为名,把朱德、陈云、陈毅、叶剑英等大批老干部撤离北京;王稼祥也被赶出北京,下放河南信阳。周恩来知道那里气候炎热,特地派人从徐州送去一只澡盆,并指示信阳地委,要让王稼祥安心休养。1970年冬,王稼祥在信阳患急性肺炎,生命垂危。可林彪、江青一伙令其改名换姓,不让看病吃药,欲将王稼祥置于死地。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医生说服了信阳地委的同志,给毛泽东、周恩来发去电报。毛泽东接到电报,立即批准王稼祥回京治疗。王稼祥于是住进了北京医院。王稼祥努力为党工作的精神,一直坚持到他的晚年,甚至在遭受林彪、江青、…     

江青对我采取“清君侧”手段

我是1945年认识江青的。1945年8月底,我从中央党校奉调到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身边工作。有时江青去看邓大姐和周副主席,当时江青已是毛主席的夫人了,所以也就和她认识了。特别是1946年春国共谈判期间,她去重庆治牙,周副主席指示要我多关照她,她曾问过我的名字和籍贯。     

声音

<正>江青1973年10月,江青来见毛泽东提出要一笔钱,江青走后,毛泽东对秘书张玉凤说:"她看我不行了,为自己准备后路。"然后主席流着泪,从自己过去的稿费中批了三万元钱。江青看到钱马上对张玉凤说:"小张,我跟你不一样,将来我是准备杀头、坐牢的,这个我不怕。也可能不死不活地养着,这个难些。"王国维一次姜亮夫填了一首词,想请王国维帮自己看一看。他晚上7点半到王国维家,王国维看了之后便帮他修改,一改改了近两个小时。晚上九点多,词改好后,姜亮夫告辞,王国维要家人点着灯笼跟他一起送姜,一直送到清华大礼堂后面的流水桥,等姜过桥后他才回去,他对姜说:"你的眼睛太坏,过了桥,路便好走了。"闻此语,姜几乎落泪,此后一生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