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派系斗争史》出版

郭绪印主编的《国民党派系斗争史》1992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从分析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的角度研究国民党史。书中分别论述西山派、改组派、汪精卫、胡汉民、李济深、陈济棠、冯玉祥、阎锡山、桂系、云南实力派、川康实力派、张(学良)杨(虎城)、韩     

解放前夕薛岳主粤述论

薛岳,字伯陵,广东乐昌人,是解放前夕最后一任(第十二届)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主席,属国民党内陈诚系骨干,也是广东地方实力派人物。     

时变与应对：南宋川陕宣抚处置司设置原因述论

本文从两宋之际川陕地区时局变动与中央应对的关系,探讨宣抚处置司的设置原因。认为两宋之际川陕地区战略地位突显;川陕地区地方行政运行中弊端丛生,危机四伏;朝臣关於加强地方权力与整合地方力量的呼声日益兴起等,促成了川陕宣抚处置司的设置。川陕宣抚处置司的设置,是南宋中央在新形势下所作出的积极回应。川陕宣抚处置司的设置过程,提供了一个认识两宋之交地方行政运行的绝佳个案,从中展现出南宋中央与地方之间权力互动的演变轨迹。     

"南天王"陈济棠兴衰记

在1949年以前的国民党统治时代,陈济棠(字伯南)不仅是广东家喻户晓的"南天王",而且也是闻名全国的地方实力派.这位出身贫寒的"南天王",虽然时运跌宕起伏,但也曾扶摇直上,雄视一方.……     

蒋介石苦心经营的云南布局何以崩坍

解放战争后期,蒋介石面对败局曾有西南与东南两个布局的肆应战略,即在以川滇黔为核心的西南地区,和以台湾为核心的东南地区建构强有力的战略防御堡垒,并借此苦撑待变。然而,蒋介石的苦心布局,却以崩坍告终。国民党军在解放军的攻击之下,不仅没有形成有力的抵抗,而且西康之刘文辉、四川之潘文华、云南之卢汉等地方实力派接连通电起义,所谓西南布局瞬间灰飞烟灭。     

清代西藏的地方行政建制研究

清代西藏的地方行政制度是在西藏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完善的,颇具民族和地方特色。本文首先从宗豁一级,其所辖之下的社会基层组织骆卡（庄园）、部落两级建制,以及特殊的地方行政体制等三个方面,探讨了西藏的地方行政制度及其特点。其次,对清朝中央政府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采取“因俗而治”的方针,基本保持原西藏的地方行政制度的前提下,进行的一些改革,作了深入的考索。     

蒋介石对汪精卫投敌迟未公开定性与表态之原因探析

1938年,汪精卫等人出走河内,发表《艳电》,公开投靠日本。全国各界对此极表愤慨,纷纷发表谴责电。而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却在全国讨汪声浪和汪精卫等人的一再挑衅面前,选择沉默和克制,直到1939年10月1日,才公开表明严厉谴责的态度。本认为,蒋所以如此,主要有3个方面的考虑：一是在日本加强引诱、而国民党内形势不明的形势下,保持国民党内的团结,避免为渊驱鱼,为丛驱雀;二是在地方实力派地位举足轻重的背景下,争取龙云等地方实力派继续留在抗战阵营中,避免其他实力派效仿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三是出于当时对中国极其不利的国际形势的考虑,避免落入日本期望的国际社会孤立国民政府的圈套。蒋的克制和忍耐,收到了使汪精卫自暴其汉奸嘴脸等一系列效果,对坚持技战起到了正面效果,也因此显示了蒋介石和汪精卫之间的本质区别。     

蒋介石与1945年昆明事变

发生在1945年10月的昆明事变,是国民党中央政府与云南地方当局为争夺省政控制权而多年博弈的结果,也是国民党领袖蒋介石和"云南王"龙云强势个性碰撞的产物.事变以龙云解职离滇、国民党中央政府和蒋介石获胜而结束.惟衡以实情,龙云解职后,云南仍未完全听命于国民党中央政府,蒋介石亦不能不表示向现实的妥协,且事变对其后云南政局的发展有深远影响,故国民党中央政府和蒋介石解决龙云之举,其得失非断然可判,未可一概而论.     

国民党西康地方党部建立考论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将西康建省提上议事日程,但由于尚未完全控制四川,只能试图在川边地区建立国民党组织,将势力渗透到边疆地区。刘成勋建立了地方党部,但因其战败而流产;格桑泽仁的建党努力,遭地方势力抵制而中辍;直到抗战爆发后中央政府入川。西康省、地方党部才得以建立。建立西康党组织的历程,表明国民党统一边疆的意图,在中央政府尚无足够军事、文化影响力统一边疆的情况下,利用其党组织来辅助、促进统一进程,不失为一种相对积极的措施。     

川康藏区茶叶生产与贸易

茶叶,是藏民生活必需品之一。然而在解放前,川康藏族地区基本上是不种植茶树的,该地区藏民所食之茶全从四川、西康等省贩运而来。因而凸现了藏民生活被动的一面。建国后,人民政府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藏民生活中的吃茶问题,除了在四川、西康等省产茶区生产数量更多、质量更好、价格更低的茶叶以供给藏民需要外,还提供藏民独立试验从事茶叶生产和种植,这大大促进了川康藏族地区藏民生活的进步。     

从《民国山东史》看地方抗战史及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研究

从《民国山东史》看地方抗战史及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研究（书面发言）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郭德宏在抗战史研究中,关于国、共两党中央及其主力部队的抗战,一直研究较多,各个地方的抗战史则研究得相对较少。而在地方抗战史研究中,对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及他们所进行的敌后...     

浙江国民党基层党务发展之考察(1927-1931)

如果将研究视线聚焦于县及县以下的国民党地方基层党部,可以在呈现国民党组织发展普遍特征的同时,进一步解释其在基层社会发展的地区差异。从1927—1931年浙江国民党的党务发展中可见,即使如浙江这样的国民党核心统治区域,其党务发展在城乡分布上亦极不均衡;但另一方面,国民党在杭州、嘉兴、湖州等发达地区和金华、衢州等相对落后地区又表现各异。"上层有党,下层无党""城市有党,农村无党"的现象不能一概而论。各地党部往往借助旧议会的权力转移、宗族和地方派系深入地方,这也成为国民党党部尤其是落后地区党部嵌入地方的重要基础。通过考察发现,国民党在浙江发达地区的政治影响力反而远不如落后地区;受"强人政治"的影响,浙江落后地区的地方党部往往在党政冲突中处于强势。浙江国民党的"嵌入史",可为重新审视国民党的党务发展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

地方实力派是国民政府时期存在于中国社会的特殊的政治、军事集团。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根据各地方实力派的特点对其进行了有针对性的争取工作,使地方实力派在抗战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为抗战的胜利做出很大贡献。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央与地方关系——以冀省“废苛减附”治理实践为中心的考察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家在表象上归于统一,但地方主义势力彰显。聚敛钱财、搜刮民脂成为地方实力派对抗中央的主要手段,这既造成农民捐税负担过重、农村经济疲敝,又严重侵蚀了中央政府权威。国民政府为防止中央政权稳定性缺失,从削弱地方财权入手对各省进行整合控制,并于1934年发起全国性的"废苛减附"治理运动。河北省的实践结果表明,在这场运动中地方政府为保存实力纷纷抗争于中央,而中央唯一考虑的是收权并控制地方,中央与地方这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博弈无不显现出国家政权的"碎割"和中央权势的弱化。     

国民党北伐后平津的权力角逐

国民党二次北伐宣告完成后,蒋介石试图利用权力制衡和政治拉拢等手段,从整合平津地方势力入手,打造“蒋即中央,中央即蒋”的局面。此举加速了冯玉祥、阎锡山、白崇禧等地方实力派的分化组合和离心倾向,侵蚀着国民政府刚刚在平津建立的统治基础。表面上看,这是地方势力盘根错节,始终不放弃对权力与地盘的争夺所致,实际上则是由国民党政权的性质决定的。蒋介石权术先行、厚此薄彼,进一步强化了地方实力派的派系观念,使派系斗争逐渐发展为国民党的沉疴痼疾,造成国民政府与地方相互倾轧、交相侵逼的政治生态,对北方政局的走向影响深远。     

地方势力的国家参与:变局中边疆实力派的政治选择——抗战爆发前后龙云言行的观察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并没有完全消除地方实力派的存在,其与边疆诸省地方实力派之间多仅维持着微妙的平衡关系。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西北、西南边疆成为抗战大后方,诸省实力派的政治言行,对于这一全国性的政治、军事行为及国家政治发展演进具有重要影响。民国以降,位处西南边疆的云南地方实力派在边疆诸省中表现出了相当的独特性;在抗战全面爆发前后,龙云在政治言行上选择了对抗日战争的积极支持,体现了地方主义服从国家利益,是边疆地方势力参与"国家行为"的重要内容,也隐含着边疆区域与近代民族国家建设关系密切的政治涵义。     

水利政治：民生渠工程纠纷中的国民政府与晋绥地方政权

民生渠是1928年西北旱灾期间晋绥实力派在华洋义赈会的帮助下修建的水利工程,也是近代绥远规模最大的工程,其政策定位与投入力度,随着南京国民政府国家政权建设的逐步加强而产生变化。北伐后,在西北旱灾的背景下,晋绥实力派借与华洋义赈会合作之机,实施建设救灾,国民政府尚无力插手义赈团体对地方势力的资源投入。中原大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建设与水利事业,在民生渠工程如何发挥效用的问题上引发争论。国民政府公开宣布民生渠失败,实际借由此事打压晋绥实力派,同时成功将华洋义赈会排挤出大型公共建设领域。但中央政府对西北社会的建设思路并不能适用,又限于时局与政局的桎梏,无法填补地方治理与政权建设的真空。从民生渠工程及其纠纷的案例,可以一窥国民政府以国家行政权力作用于地方政治结构与社会组织资源的基本面貌与成效。     

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奔走的王干青

王干青一生,为救国救民奋斗不息。他早年追随孙中山,“四一二”事变后追随共产党,成为一名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抗战期间,他利用“四川王”刘湘私人代表身份,经常穿梭于成都与延安之间,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奔波。他还长期以国民党党员和民盟成员的身份在党外做四川军阀实力派的上层统战工作。四川解放前夕,王干青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成都。     

完整制与分离制:宋代地方行政权力的转移

宋代地方行政制度的最大特色,是在同一高层政区存在多个平行的行政组织与长官,即在高层政区实行“分离制”。从“行政幅度”的角度进行审视,这种制度是宋代中央政府重新分配地方行政权力,使权力分配的格局更有利于中央。“分离制”成为宋代中央集权程度超越前代的一个直接原因。南宋时期,在同级的不同机构之间,官员互相兼职的现象日益普遍,导致事实上的机构精简;在中央政府与高层政区之间,出现一级“跨高层准政区”。这两个因素减弱了“分离制”实施的力度,导致南宋中央的集权程度明显不如北宋。     

脆弱的统合之基:抗战前国民党在云南的组织与发展(1927-1937)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前,国民党在云南的组织与发展相当混乱。经过多方博弈,龙云最终统一滇政,国民党在全国的统治也逐渐确立,国民党云南省党部才逐渐由混乱走向"统一",并在党员发展规模、县市基层党部发展等方面取得了较大进步。由于国民党中央与地方党部发展的不平衡,其在云南省党部的组织与发展仍然受限,表现在省党部的人事结构以云南地方实力派为主、党务活动经费困乏,这一定程度上是国民政府对云南地方政治统合脆弱之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