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1948年北平学潮:国民政府中央与地方处置的歧异

随着内战的全面爆发,国统区的学潮风起云涌,国民党高层对学潮的政策也日益严苛,采取种种高压手段镇压学潮.北平作为北方的政治军事文化重镇,学生运动备受各方瞩目,但是北平当局内部处理学潮的态度却不尽一致,国民政府中央的意志在北平并不能完全得到执行,在学潮的实际处理过程中,北平出现了中央系与非中央系在处置方式以及效果上的不同,这种歧异实际上折射出中央与地方之间权势争夺的特殊面相.     

国民党北伐后平津的权力角逐

国民党二次北伐宣告完成后,蒋介石试图利用权力制衡和政治拉拢等手段,从整合平津地方势力入手,打造“蒋即中央,中央即蒋”的局面。此举加速了冯玉祥、阎锡山、白崇禧等地方实力派的分化组合和离心倾向,侵蚀着国民政府刚刚在平津建立的统治基础。表面上看,这是地方势力盘根错节,始终不放弃对权力与地盘的争夺所致,实际上则是由国民党政权的性质决定的。蒋介石权术先行、厚此薄彼,进一步强化了地方实力派的派系观念,使派系斗争逐渐发展为国民党的沉疴痼疾,造成国民政府与地方相互倾轧、交相侵逼的政治生态,对北方政局的走向影响深远。     

国立大学与国民政府——以抗战爆发前浙江大学校长更迭为主线的考察

20世纪30年代上半期,与其他国立大学类似,浙江大学在其发展中遭遇了一系列困境:教育经费短缺与拖欠,校长频繁更迭,教师索薪罢教,学生运动迭起。浙大历任校长皆试图解决各种问题。在其经费、校长人选、学潮等问题的产生及应对过程中,除校方的种种努力外,也可以看到国立大学与中央政府之间的互动关系。由于特殊的地缘因素,蒋介石及其亲信的浙籍官员对于浙大事务多有插手。浙大为解决自身发展所遇到的种种问题,也设法与蒋介石等联系,以争取自身利益,甚至试图影响国民政府的某些高等教育政策。     

论九一八后行政院的机构调整与改革(1932-1937)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行政院为应对危机,在内部动力与外在压力之下进行了机构调整与改革。主要内容是机构调整与人员裁并,目标是提高行政效能,树立政府威信。行政院的机构调整与改革具有延续性,以谋求稳定的政治局面为取向。在派系矛盾严重的政治环境中,这一时期的行政院机构调整与改革未能深入进行,但为抗战时期的机构改革建立了一定基础。     

抗战后傅斯年与蒋介石关系研究(1945—1950)

蒋介石、傅斯年在抗战时期累积的良好关系在战后得以延续、加深。蒋、傅在"一二·一"惨案善后中有密切互动,但他们在处置方式上有明显分歧。傅采取一切办法促使学潮早日结束,令蒋满意。基于共同的反共立场,傅斯年希望蒋介石能实行真正的改革,以维系国民党政权并有效反共,为达此目的,傅坚持不加入政府,以独立知识分子的身份对蒋犯颜直谏。国共战局逆转后,傅之反共立场益加坚定,傅之"反共"始终与"抗俄"紧密联系。因政治上的良好合作,傅、蒋私谊亦日渐加深。     

民国时期的军事派系

辛亥革命以后,为什么连年混战,闹得民不聊生,其主要原因是军事派系多,各系军阀为了争权夺利,连年混战,即使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直至逃离大陆止,派系斗争也没有停止过。     

全面抗战时期国民党党务干部任用与朱家骅的人际网络

自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至全面抗战爆发,国民党始终未能建立起规范的人事制度,传统社会中固有的人情私谊依旧在党内延续。战时朱家骅先后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与中央组织部长,基于自身人际资源与过往经历,其主要从中山大学校友、留德学人等群体中选拔党务干部,并日渐构筑起个人在国民党内的权力网络。而在国民党新旧党务主持者的代际轮替中,朱家骅与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之间互相清洗汰换干部的行为,导致派系斗争愈发激烈。国民党党务干部的任用规则与逻辑,不仅折射出现代政党体制与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的共生共存现象,同时也是一场党性与人性的较量。     

《蒋档》书翰中的国民党派系倾轧

国民党的派系问题,向来受到研究民国史学者的关注,特别是近年来,随着相关档案的解禁,让外界对国民党各派系的恩恩怨怨有了更深入了解。《蒋档》书翰中就提供了国民党派系斗争的重要一手史料,弥补了以往回忆录及日记对这一问题反映的不足之处。     

习仲勋与“三师革命”

1928年春,在地处陕西渭北要冲的关中重镇三原县城内,发生了一场引起省内外强烈震动的革命学潮。学潮中的突出事件就是受党内盲动思潮影响,由中共三原县委领导的陕西省立第三师范(简称“三师”)毒杀反动校长和训育主任的斗争,由此引发了多名学生被国民党地方当局逮捕并关押数月,经省政府主席宋哲元亲自过问,才得以最后了结。后来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习仲勋时为该校的学生,策划和参与了此次学潮。“三师学潮”虽已过去了70多年,早成为尘封的历史,但提起此事仍众说纷纭,甚至不乏微词或误解。此事究竟何因何果,孰是孰非?且由本文一一道来。革命…     

1935年九世班禅返藏与国民政府的西藏政策

1935年是班禅返藏途中最为关键的一年,国民政府从形式、经费、护卫等方面为此做了大量筹备工作,这与国民政府的西藏治理政策有着密切关系,也伴生着中央政府的治藏理念。国民政府组织班禅返藏,其过程错综复杂,裹扶着各种国内地方派系、利益团体的利益,甚至还牵涉蒋介石围剿红军的策略。在这种政治环境下,其治藏在形式上努力,但效果式微,而西藏噶厦在国民政府驻藏人员的积极干预下,始终未敢公开对抗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