虢国墓地出土的组合佩饰

<正>组合佩饰指的是由两件或两件以上器件组成的,用来起装饰美化作用的串饰。中国最早的组佩性饰品,当属距今1.8万年前的北京山顶洞人以石珠、骨珠、兽牙、海贝壳等经过钻孔串连而成的佩饰。大汶口文化的玉石组佩发现得较多,良渚文化玉石组佩更为精致。这些都是作为项饰出现的。但不知道什么原因,商代很少见组合佩饰。西周时期的组合佩饰很是多见,尤其是以玉器为主要组成部分的组合佩饰,几乎每个西周时期的墓地都有     

宋元金银佩饰图说

银牡丹鸾凤纹项牌（图1） 江西星子县陆家山宋代银器窖藏 常见的项饰主要有两种,一是项圈,此多为孩儿佩戴,邯郸峰峰矿区金代崔仙奴墓出土的红绿彩婴儿俑即是形象的一例（图2）。宁波天封塔地宫出土一件宋代银鎏金花卉童子纹项圈,与婴儿俑所佩正是相同的样式。《西游记》第四十三回日红孩儿的颈项、手足被观音套了金箍,     

石家河文化玉器赏析（下）

2.单纯饰品玉器纯饰品玉器有玉牌饰、管、珠、坠、簪、端饰、柄形器、棒形器、叉形器、锥形器等。     

西藏的缠丝玛瑙

喜马拉雅之北的西藏雪域,被视为神秘之地,那里直有人类繁衍以来,其历史便是以神话与宗教谱写,苯囊《四洲之源》称西藏为稗魔之国、,藏人为天神后裔,古老的藏民族极其重视珠佩之饰,《贤者喜宴》记载,告身共六种,最上为珠佩,金次之,而后银,铜铁。     

镶嵌铜牌饰的初步研究

我国夏代前后的镶嵌铜牌饰 ,截至2002年共发现16件左右。1991年 ,李学勤先生首先对这种牌饰作了综合研究 ,就其年代、寓意和源流等提出了见解 ,使国内学术界意识到这是一种单独存在的特殊铜器 ,需要特殊研究。之后 ,国内外学者多有研究。作者在此基础上对镶嵌铜牌饰进行分类、断代 ,并考证其源流、寓意等问题     

赤城马营村金马饰牌的年代与族属

<正> 2002年第4期《文物春秋》介绍了1件出自河北省赤城县马营乡马营村的金马饰牌,和饰牌同时发现的还有由绿松石和骨管组成的串饰。原文作者认为这件金马饰牌属于春秋时期的鄂尔多斯文化系统,然而从已知考古发现的分析对比,有关这件饰牌的年代以及性质等都还可以作进一步的探讨。     

清宫朝珠与满族东珠

清宫朝珠与满族东珠张淑芝沈阳故宫博物院现珍藏一件由清宫廷遗留下来的、皇帝在大典礼时所佩戴的有浓厚满族特色的“东珠朝珠”。构成朝珠的主要成分有：一百零八颗珠、佛头、背云（儿）、纪念、分珠、丝绦、坠饰等。此件朝珠为一百零八颗大小如一、颜色白皙、圆润而有光...     

藏族服饰的流变与特色

尽人皆知,藏族文化博大精深,璀灿夺目,是人类民族文化的一朵奇葩,作为藏族文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藏族服饰文化也同样源远流长,多姿多彩,独具魅力。 藏族服饰的流变 目前关于藏族服饰最久远、现存的实物资料是昌都卡若遗址出土的少量装饰品,有片饰、簪、璜、珠、项饰、牌饰、贝饰等,反映了距     

西周铜牌形韅饰新说

岐山孔头沟遗址西周墓M10出土铜牌形韅饰96件,根据形制差异可分为两类七型,根据纹饰特征又可分为四组。文章通过比对张家坡车马坑马身装配的成套铜牌形韅饰,辨识出孔头沟M10随葬有四种至少9套韅饰,并对其组配进行了复原。根据搭配与位置关系,牌形韅饰可分为韅中饰与韅侧饰两类。文章在总结牌形韅饰辨识标准的基础上,对以往墓葬出土的牌形韅饰进行了辨识与复原。牌形韅饰主要流行于西周中晚期,多见于关中地区。铜牌形韅饰及其陶范分布存在同一聚落“器范共存”与不同聚落“器范相合”两个现象,表明牌形韅饰的流通存在就地流通与异地流通两种模式。文章对于铜牌形韅饰的辨识,深化了车马器形制与器用制度研究,为进一步探索西周青铜器生产与流通问题提供了新的线索。     

云横雪覆 温润和粹 河北博物院藏清代玉带饰鉴赏

中国古代崇玉、赏玉的观念深入人心,佩戴玉器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玉带饰是独具一格的玉器品种,是古人服饰腰带上的玉饰件,既有实用功能,又有装饰功能。从唐代开始,玉带饰与国家礼仪制度相结合,形成一套严格的玉带使用制度,成为封建社会冠服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历代统治阶级用以表示职位高低、地位尊卑的礼仪用器,也是用来区别佩戴者身份、等级和财富的象征。     

关于两广出土北方动物纹牌饰问题

关于两广出土北方动物纹牌饰问题●黄展岳一、问题的提出在横长方形的铜片上铸出透雕或浮雕的动物纹牌饰,是古代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最具特色的服饰之一,习称鄂尔多斯式动物纹牌饰或北方式动物纹牌饰。远在岭南的两广百越人,很难想象会同这种牌饰有缘,然而在西汉南越国时...     

夏时代“铜胎绿松石玉饰兽面形牌”材质表现母题研究

夏时代最具艺术价值的当数玉材质与青铜材质相结合所创制的"铜胎绿松石玉饰兽面形牌"(考古界目前命名为"镶嵌绿松石铜牌饰")。它不仅在艺术构思上、创制技术上以及艺术表现母题上承继了传统,更重要的是,它还揭开了夏时代新材料所生产的生产生活器具的序幕,以及开辟了青铜时代的到来。据目前考古研究表明,我们所发掘发现的"铜胎绿松石玉饰兽面形牌"存世量仅16件左右,中国有7件,国外有9件。这些"铜胎绿松石玉饰兽面形牌"遗存的艺术特征明显,艺术心理学特征表现突出。     

明清玉牌的鉴别

明清流行一种玉牌佩件,扁平状,有方、圆、椭圆、双喜、亚字、海棠、瓶形等造型,往往正背面均装饰人物（童子、仕女、高土、刘海、和合等）、走兽、花鸟、山水等图案,有的还镌刻诗文、吉语等,或有作者落款。这种玉牌明代中晚期后开始多见,至清代十分盛行。     

通榆出土金马牌饰

1986年6月,吉林省通榆县新华乡桑树村后桑屯出土一件金马牌饰。牌饰系范铸,正面凸出,背面凹进,马呈俯卧状,身长5.2、高2.7厘米(见图),重14.3克。经检验含金量达90%以上。据有关人员初步鉴定,这件金马牌饰似为鲜卑族遗物。     

略论中国北部长城地带发现的动物纹青铜饰牌

<正> 北方式青铜饰牌主要是指发现在我国北方长城内外铸有动物纹的青铜饰牌而言。由于最早发现于内蒙鄂尔多斯草原以及河套地区附近,所以又称之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这种动物纹在国外称之为“野兽纹”。具有动物纹和动物立体造型的青铜器,其出现时间很早,至少在商代中期以前就把动物立体造型运用在武器之上了。北方青铜器上的动物纹,一直延续到西汉或更晚的时间。青铜短剑、刀子、马具、带具、饰牌等,都包含在这一类器物中。就北方式青铜器整体而言,青铜短剑、青铜刀子和动物纹饰牌,是北方式青铜器构成的三要素。而青铜饰牌则是这三个要素之一。     

两周组玉佩形制的嬗变及相关问题

周代组玉佩是在礼制规范下,按一定规律穿系而成的大型玉佩饰。根据其组合方式分为多璜式、玉牌式和环佩组合式三种。其中多璜式组玉佩主要出土于姬姓诸侯及夫人墓葬中,玉牌式组玉佩专属诸侯夫人佩戴,主要起装饰作用。春秋战国之交,随着周礼衰落和服饰制度的改革,组玉佩在形制和佩戴方式等方面表现出灵活性和统一性,并成为秦汉时期流行的佩玉形式。     

“明线刻司马迁骨质牌饰”考辨

馆藏牌饰,原名有误,应为明线刻司马迁骨质牌饰。本文从用材、画像、书刻、圈椅等方面进行考证,均具有明代特征。正面线刻人物与背面刻书互为印证,反映同一主题,即"史圣"司马迁。刻书内容广博,用《龙门史》喻《史记》,并与汉代诸家相较,无以比肩。牌饰正面所表现的圈椅,在已发表的家具资料中不见,为研究明式家具提供了新资料。牌饰材质的探讨也为区别牙质与骨质提供了范例。     

风姿绰约 妙丽擅舞——从侯马博物馆展出的一件玉舞人谈起

一批精美的玉器在山西省侯马博物馆展出,笔者曾两次前往参观,获益良多。这批玉器有礼仪类的璧、环、璜、圭、璋、琮;佩饰类的耳块、镯、牌饰、端、龙纹佩及串饰、芯料等,而最吸引笔者注意的是一件淡黄色的玉舞人（图一）。玉舞人玉质温润细腻,呈淡黄色,厚片状,轮廓透雕而成,阴线刻出面部五官和衣纹。舞女身着曳地长裙,轻舒长袖,一袖上扬,水袖高举过头,恰如“长袖擅舞”之谓,另一袖横置腰际,垂袖款摆,腰部束带,衬托出舞姿的曼妙,袖褶用凹弧面表现,刀法简洁有力,展现出动人的风采。     

辽宁朝阳袁台子发现汉魏鲜卑牌饰陶范

2005年6月,辽宁省朝阳县文物管理所在朝阳县袁台子村进行文物勘查时,发现40余件矩形牌饰陶范,纹饰有鹿纹、火焰纹等.年代应在汉魏时期.     

周代多璜式组玉佩相关问题研究

多璜式组玉佩是周代大型玉佩饰的主流形制,流行于西周至春秋中晚期。目前发现并复原的20余件多璜式组玉佩,均出自诸侯及其夫人或次夫人墓,是墓主人身份地位的象征物。这些多璜式组玉佩自上而下用朱线将玉璜、玉珠管按照尺寸递增或递减的规律穿系而成,所用玉璜为青玉或青白玉,且多由旧玉改制而成。组玉佩用璜数量多寡与佩戴者身份地位有关,并且遵循主观意识形态下较为统一的以璜为核心的佩璜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