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华洋义赈会淮河流域灾害救治述论

民国时期,淮河流域各种灾害频频发生,呈现出无年不灾、多灾并发,灾害种类多、以水旱蝗灾为主,大灾发生频率越来越高及灾害群发期现象突出等特点。面对灾害,华洋义赈会开展了施放赈款、赈粮赈衣、举办粥厂、建收容所、农贷和工赈等多种不同形式的灾害救治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有些效果还较为显著。此外,作为建设救灾理念的直接体现,华洋义赈会还于1922年成立导淮委员会,不遗余力地促进“导淮”工程,为民国时期的“导淮”做了大量工作。从华洋义赈会的灾害救治活动中,我们可以获取一些有益的启示。     

浅析隋文帝对高句丽以“和”为主的政策

隋文帝对高句丽的政策一直是隋朝对外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隋在建国之初的复杂环境;文帝务实、理智的政治作风;魏晋南北朝以来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朝贡、册封体制;“四海为家”的天下观等诸多因素,使得文帝在对高句丽的问题上采取了以和为主的统治政策。     

高句丽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形成与影响

高句丽民族及其政权长期生活在汉玄菟郡、乐浪郡、辽东郡的广大地区,接受汉晋以来中原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影响。他们由最初信奉儒教,逐渐接受佛教、道教,在高句丽后期形成了“三教合一”的宗教思想格局。随着高句丽统治中心的南移,高句丽的影响也扩大到新罗和百济,使三教合一的宗教思想在朝鲜半岛深入传播,并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金富轼的高句丽观看高句丽政权的性质及其历史归属

本文认为 ,朝鲜半岛著名的史学家金富轼在其《三国史记》中 ,虽然把高句丽与百济、新罗同列于“海东”三国 ,进行平行载述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势之必然 ,在情理之中 ,但其高句丽观在《高句丽本纪》最后的论赞中得到了清晰准确的诠释 :高句丽是中国的割据政权。     

烟捐与民变:1930年代皖北宿县乡村危机与政府控制

1932年皖北宿县因烟捐引发民变是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治下乡村危机频发的侧影。民变前,国家政权与乡村精英结合掌控乡村,而精英间为争夺乡村权力展开派系斗争,官民矛盾、绅民矛盾和绅士间矛盾尖锐。皖省政府依靠乡绅课征烟税,劣绅借机盘剥农民,绅民、官民矛盾激化。民变发生后,关系各方展开利益博弈,政府交替运用武力与怀柔之策控制民变,但无助于化解官民矛盾、绅民矛盾、官绅矛盾和乡绅不同派系间的利益纠葛,反致乡村危机在政府控制下被雪藏。乡村危机是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多元因素交互作用下产生的,并非如学界过往所认同的经济单线性诱致之结果。     

中原、南方政权对高句丽的管辖册封及高句丽改称高丽时间考

高句丽民族是我国东北地区的古老少数民族之一。公元前37年,高句丽建立政权,但仍和原高句丽族一样,继续归汉玄菟郡或辽东郡管辖。四郡削弱之后,高句丽政权又连续接受中原、南方政权的册封,完全形成了一种惯例和制度。高句丽的名称后改称高丽,改称的时间,严格地说,是在5世纪末。宽而言之。则是5世纪。     

浅析隋文帝对高句丽以“和”为主的政策

隋文帝对高句丽的政策一直是隋朝对外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隋在建国之初的复杂环境;文帝务实、理智的政治作风;魏晋南北朝以来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朝贡、册封体制;"四海为家"的天下观等诸多因素,使得文帝在对高句丽的问题上采取了以和为主的统治政策。     

两汉时期高句丽的封国地位

公元前 37年高句丽在汉玄菟郡高句丽县建国时 ,高句丽人已经在西汉郡县制的管辖之下生活了 70多年。高句丽王被王莽政权贬为侯 ,说明其在西汉末为王国 ,东汉光武帝复其王号 ,也证实了高句丽在两汉时期的封国地位。随着高句丽的发展 ,东汉时期高句丽曾侵扰辽东、玄菟、乐浪等地 ,但这都属于边郡地方的冲突 ,高句丽作为边郡封国的地位没有改变。     

从高句丽壁画中的战争题材,看高句丽军队与战争

高句丽人“性凶急,喜寇钞”,长于山林骑射。高句丽军队更是一支颇具素质、能攻善守的北方劲旅。唯其如此,王莽曾征调高句丽兵伐胡——这时是公元一世纪初,高句丽迁都国内城不久。在高句丽国家七百零五年的历史中,这支军队经历了大大小小数百次战争的考验,不断成长壮大。四世纪末到五世纪初,在第十九代王好太王的统治之下,高句丽军队同这个国家一样,发展到空前强大的阶段。好太王亲自率领他的军     

高句丽官制中的兄与使者

兄和使者是高句丽官制中常出现的两个官位.在高句丽政权建立之初,兄和使者就存在于高句丽官制之中,并逐渐成为高句丽官制的核心官位.兄是高句丽王之宗族、五部中之贵族子弟所能担当的官位,使者是高句丽统治域内出身卑微、非王族及五部贵族子弟中的有才能者或立有军功者所能担当的官位.随着兄与使者这两种官位的发展,在2世纪前后,又逐渐分化出兄系官位群和使者系官位群,并形成兄系官位体系和使者系官位体系.     

高句丽历史考古研究的新成就--评王绵厚的《高句丽古城研究》

王绵厚先生的《高句丽古城研究》(下简称《研究》)由文物出版社于 2 0 0 2年底出版了 ,这是高句丽学界一件大事。该书以古城考古学为研究基础 ,整合历史文献学、民族学、历史地理学、民族文化史等多学科 ,既着眼于高句丽古城考古学的研究 ,又在古城史的研究基础上深入涉及高句丽史、高句丽政权史、国家发展史以及高句丽历史文化与中原汉文化、周边民族文化的关系史。该书从更深层面触及了高句丽民族政权的归属问题 ,把高句丽的历史文化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与历史深度。《高句丽古城研究》共设十二章 ,其中第一章为绪论 ,第十二章是余…     

被遮蔽的“钱赈”:清代灾赈中的货币流通初探

"钱赈"指灾赈中以小额通货为中心的资源调配与赈济机制,其思想源远流长,理应在中国荒政思想中占据重要一席,但一直为相关研究所忽略。清代"钱赈"经历了一个由临时举措到固定惯例,再到成熟制度的演变过程,成熟标志为同治九年"畿南钱赈案"中制定的《会拟办贷章程》。通过考察灾赈中赈款的调拨、运输、兑换、散放、消费、回流、沉淀的各个阶段,可以发现银钱兑换是灾赈中货币流通的核心环节,而钱赈则是该链条的主线。结合先前研究可知,灾荒对清代城乡货币流通具有双重性影响,一方面灾荒会引发灾区严重的钱荒危机;另一方面大规模的灾赈活动会推动外部赈钱输入灾区,实现小额通货从城镇向农村的流动与沉淀,从而引发城乡金融资源的重新分配。     

"变救为助"与"以贷代赈"——1931年江淮大水农赈理念及其机制研究

在1931年江淮大水救助中,国民政府突破了传统荒政以＂维持统治秩序＂为出发点的思维模式,在防止因灾害而引起政治波动的同时,也注意到经济建设的重要性。其间,开展了大规模的工赈与农赈,组织了官义合作、多重牵制的管理体制,设计并成功运作了多种形式的农赈项目,为灾后农村的恢复建设,尤其是全国经济委员会主导的中国合作社运动奠定了基础,并由此发轫而成为国民政府建设＂新农村＂的一个新思路。     

"崔氏乐浪"考辨

本文经考证而认为“崔理的乐浪国”应是在西汉末东汉初由汉乐浪东部都尉崔理在“岭东七县”地区建立的割据政权,而不是像韩国学者尹乃铉所说是由辽河之西抗拒汉武帝“侵略势力”而东迁的“古朝鲜人”建立的国家。崔氏政权就像王调的割据政权一样,存在的时间颇短,而探讨这一问题不仅可以得知“大乐浪郡”彼时的某些历史详情,而且为进一步了解高句丽同东沃沮、东　的关系也大有补益。     

如此审问

抗战前,七君子被捕。在法庭上,审判长问王造时：“你们主张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敌政权,是不是要推翻现政府呢？”王造时说：“审判长先生,你把政府跟政权混为一谈了!政府,乃国家行政机关,是国家机构的组成部分。政权。则是指国家权力,亦即统治阶级实行阶级统治的权力,由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暴力机构保证其实现……审判长先生,你所问的政权推翻某政府,这样的问题就是逻辑混乱,概念错误!”     

《三国史记》高句丽始祖神话与建国神话的文献史源

《三国史记》中反映的高句丽始祖神话和建国神话在《山海经》、《史记》、《论衡》、《淮南子》等汉地文献中都能找到其原型。可以说,高句丽始祖神话和建国神话是在其国家壮大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亦是在汲取了大量汉地史籍中的华夏文化的基础上演绎加工的结果。高句丽王室通过这样的祖先神化过程,为其统治的合理性寻找依据,巩固和扩大其统治能力,强化君权神授的思想意识。这种借用华夏神话因素的做法,侧面反映了其与中原汉地的交流和文化源流。     

试析高句丽建构建国神话的时代背景与目的

高句丽建国神话是高句丽早期历史研究的重要内容,文章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对神话出现的时代背景、完善时间及目的等做了探讨,认为移植改造神话大致始于朱蒙(邹牟)被诱杀之后,而其完整和完善则是在《好太王碑》撰写成文和《魏书·高句丽传》成书之前。高句丽王室建构神话的目的是为了神化朱蒙(邹牟),以巩固桂娄部的统治地位,但也有意或无意掩盖了高句丽王位由涓奴部转到桂娄部的史实,并为解读高句丽早期历史造成困惑。     

高句丽的城邑制度与都城

中国古代东夷系统(氵岁)貊族系的高句丽民族,自公元1世纪中叶独立以“高句丽”的族称出现在中国东北史上以后,以山城为核心的“城邑”制度,成为高句丽建置制度和社会结构的重要特征之一。从西汉中期到公元7世纪中叶唐初,高句丽民族政权存在的700年间,高句丽“城邑”制度的发展,从考古学上看集中反映在以早、中、晚各期都城和遍布以鸭绿江两岸为中心的大量山城与重点的平山城中。本书以下第二、三章各节,围绕高句丽早、中、晚期都城和其他重要城邑,以历年考古调查和     

清代行唐县赈济措施初探

清朝时期,行唐地区旱涝、冰雹、蝗灾、地震等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给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清政府通过实行查灾、赈灾、赈济、赈借、平粜等一系列赈济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使行唐地区的农业生产得到了可持续发展。     

高句丽与渤海佛教建筑比较研究

中国学界研究高句丽佛教寺庙建筑的成果相对较少,对此关注和研究较多的反而是以韩国为主的国外学者,与研究高句丽佛教建筑情况不同,国内研究渤海佛教寺庙建筑的成果颇丰,但多以考古学为主体,理论研究相对薄弱。本文通过对高句丽和渤海佛教建筑的对比研究,得出如下结论:第一,两个政权下的佛教建筑同属于佛教建筑模式下的建筑构造体系;第二,两个政权由不同民族建立,因此在佛教建筑风格上又表现出了各自的特有性;第三,因两个政权是在同一区域内不同时期的前后发展顺序,所以后继者势必对前代技术和风格有一定的继承性;第四,因同为中原王朝宗藩体系下的地方政权,所以都不可避免有着向中原王朝学习的过程,表现在佛教建筑上都受同时期中原佛教建筑模式的影响。